作者：胡玉敏 杜綱 單位：天津城建學院 天津大學管理學院

一、文獻綜述

城市增長是世界性現象，Burchfieldetal(2006)研究了美國1972年與1992年各州城市化土地面積的變化，發現各州的城市化土地面積普遍增長，全美平均增長0．63%［1］。這意味著美國將近1%的土地在20年間被城市化，城市增長的狀態十分明顯。McGrath(2005)考察了美國33個城市化地區1950、1960、1970、1980、1990年度的城市化土地面積。33個城市建成區面積平均是原來的3．38倍，增長了2倍多，有些城市更甚，如Seattle，其城市面積增加到原來的4．78倍［2］。

中國的城市增長在改革開放后的30年表現得更為明顯［3］。城市化處于加速發展階段，城市化水平從1977年的17．55%增長到2008年的43%左右，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已經遷移到城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建成區的變化尤為劇烈。城市建成區的面積已從1985年的9386平方公里增加到2007的35469平方公里，增加了278%。以我國31個大城市建成區的變化為例，1986年至1996年間，城市建成區增長率超過100%的有石家莊市、大連市，大連城市規模竟是原來的2倍多。超過50%的有鞍山市、上海市、杭州市、濟南市、青島市、鄭州市、長沙市、成都市、烏魯木齊市，平均增長50．2%。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建成區的規模擴展加速，1997年城市建成區面積為20791平方公里，2001年為24026平方公里，2005年為32520．7平方公里，2001年至2005年增加了35．4%，年均增長速度為7．86%。其中廣東、重慶和北京增長幅度最快，增長幅度超過60%，山東、寧夏、江蘇和浙江，增長幅度也都超過50%，深圳市建成區更是擴大了3．8倍。

對城市增長的早期研究來源于BruecknerandFansler(1983)對美國城市蔓延的研究［4］。他們的研究發現，影響城市增長的因素為人口、收入與農業地租，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均對城市增長起到正向作用，極大似然估計的系數分別約為0．015、0．079，而農業地租的作用則相反，極大似然估計的系數約為－0．07;運輸成本對城市增長的作用是負向的，極大似然估計的系數約為－0．04，但統計上不顯著。Brueckner(2000)認為，城市增長的三個基本原因為:城市人口的增長，人均收入的增加，交通基礎設施特別是高速公路的過度發展［5］。城市增長導致的市場失靈在于三個方面:第一，不能核算出開敞空間的社會價值，導致過量的農業土地及其他土地轉換為城市用地;第二，不能計算出高速公路擁擠的社會成本;其三，不能完全計算出新開發土地的基礎設施成本。Brueckner＆Kim(2003)通過建立財產稅與城市增長的模型，發現當效用函數為CES生產函數而且替代彈性大的時候，增加財產稅可以控制城市的增長與蔓延，提升城市發展的密度;而當效用函數采用Leontief函數時，房屋與其他財產的替代性很低，財產稅的增加則有利于城市的增長［6］。所以，他們認為，財產稅對城市增長的作用取決于效用函數的形式。但是，他們雖然對實證研究提出了希望，但沒有進行實證研究。Song＆Zenou(2006)等通過采用一個可變替代彈性的對數形式的生產函數，從理論上說明了財產稅的增加可以抑制城市的增長，降低城市的規模。不僅如此，他們還利用GIS技術，對448個城市化地區進行實證研究，證實了理論的結果，實證研究發現財產稅每增加1%，則城市規模將降低0．4%，而其他影響城市增長的變量如城市人口、居民收入水平、農業地租、政府的交通運輸支出等都對城市增長起促進作用，有正向關系，通過2SLS方法估計出的其他變量的彈性分別為人口0．519、收入0．724、運輸支出0．288［7］。

McGrath(2005)利用BruecknerandFansler(1983)的研究方法，利用二戰后美國33個最大都市區的數據對影響城市增長的因素進行了重新檢驗。研究發現，經典的城市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影響因素可以解釋這種變化。最基礎的經濟因素是決定城市規模大小的最主要的原因。人口、居民收入、運輸成本、農業土地的價值可以解釋城市增長變化的90%。其中，城市土地面積之于人口的彈性為0．76，相應的居民收入水平、運輸成本、農業土地價值的彈性分別為0．33、0．28、0．10，說明了在影響城市增長的原因中，人口是最主要的，而居民收入、運輸成本和農業土地的價值處于次要的地位，并且再次驗證了BruecknerandFansler(1983)的結論。McGrath(2005)認為，控制城市增長首先要控制人口等經濟因素的增長，此外在傳統的經濟因素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在影響城市的增長，這些因素也需要考慮［2］。對中國城市增長的研究也是一個熱點問題。Deng等(2008)對中國城市擴展進行了研究，他們利用1980到2000年的高清晰度衛星圖像數據和有關影響城市擴展的社會經濟數據在城市的單中心模型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研究發現，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城市擴展的最重要因素，起到正向作用，其他影響城市擴展的關鍵因素是人口、農業土地的價值和運輸成本。其他影響因素還包括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但這兩個因素的貢獻遠遠低于直接影響因素［8］。

本文認為中國城市增長是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附屬物，地方政府是城市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地方政府是處于特定的中國政府治理結構中的為GDP增長而競爭的政府。中國特色的財政聯邦體制可以概況為兩點:政治集權與財政分權。政治集權是指上級政府決定下級政府的命運，下級政府的領導人由上級政府任命，這叫做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財政分權是指中央將部分財權和企業轉移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為一個有自己效用函數的行為主體，形成地方間的競爭。在這種對上負責的競爭體制中，中央政府(上級政府)考核地方政府(下級政府)績效的一個最主要的指標是經濟增長即GDP，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動力來源就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強烈動機，為增長特別是GDP增長而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增長成為追求GDP的一個主要手段。正是基于此種考慮，我們在作實證分析的時候，利用了反映此特征的變量。

二、空間計量模型與變量選擇

對城市增長的影響因素研究，各類文獻采用的方法和變量不盡相同，本文將主要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和變量以及我們的研究方法和變量列表，如表1所示。本文的研究主要采取的變量為人均GDP、人均FDI、人均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這三個變量來解釋中國城市增長的過程。本文的變量選擇其實隱含了人口因素，也就是我們的模型沒有遺漏主要的變量之一。之所以如此選擇變量，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中國城市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于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城市增長的一個方面是大力建設開發區以招商引資，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是眾多研究中國的學者注意到的問題，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城市建設的發展主要的推動力就是投資推動。本文下面的研究也證實了此種變量選擇和模型選擇的解釋力可達70%。本研究采用1997—2008年度的29個省區的城市建成區、GDP、FDI、固定資產投資的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1)《中國統計年鑒》(各期);(2)中經網經濟統計數據庫;(3)2005—2008年度的FDI數據來自各省區統計年鑒和商務部網站。由于西藏的統計數據不完整而略去，重慶市的數據并入四川省進行計算，香港、澳門、臺灣沒有被納入分析范疇。本文利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模型的估計［10］。空間計量經濟模型有兩種基本形式:其一為空間自回歸模型(SpatialAutoregressiveModel，SAR)，其二為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在式(1)中，當ρ≠0，而λ=0時，模型就是空間自回歸模型;當ρ=0，而λ≠0時，模型就是空間誤差模型。本文采用地理權重矩陣進行實證檢驗，并設定W1=W2。根據已有文獻，在具有空間相關性的參數估計時，主要采用最大似然估計(maximumlikelihoodmethods)和廣義空間兩階段最小二乘法(GS2SLS)。雖然這兩種方法都可以進行估計，但相對于后者，最大似然估計可以通過似然值的比較對模型空間特征的真正源泉進行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