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淑蘭 單位：暨南大學經濟學院

競爭力總體增強盡管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國際經濟合作2012年第10期世界經濟與貿易但亞洲經濟表現出強大的恢復能力。在2011年的洛桑世界競爭力排名結果中，中國位列18，較2009年上升兩位，位居新興經濟體首位。其他國家如韓國、印尼、巴西、南非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儲備資產的快速累積2011年末，全球所有經濟體的外匯儲備合計10.62萬億美元，中國持有近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近三成。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外匯儲備占比分別接近7%、4%和2%，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儲備份額總和已經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對外資產余額超過對外債務余額，大都成為對外凈債權國。反觀發達經濟體，除個別國家外，大都發展成為對外凈債務國。在全球債務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3.8%，G7國家今年到期的主權債務總額約7.3萬億美元。據彭博社數據顯示，日本將有3萬億美元債務到期，位列第一，美國則將有2.8萬億美元債務到期，居于其次，其債務依存度更是創下30年來的新高。歐債危機，美債危機持續發酵，成為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話語權的提升當前全球治理的問題，突出表現在新興經濟體國家在既有國際金融秩序下應享有的權利與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匹配。發展中國家雖然表面上被包括了進來，但并沒有賦予相應的權利，更多層面只是參與而已。G20從幕后走向前臺，標志著當前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標志著新興經濟體力量與傳統發達國家的合作邁上一個新臺階。在G20的成員中，新興經濟體有11個，“金磚四國”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體。發展和完善G20對話機制，是新興經濟體推動全球治理結構改革的有效途徑。

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及其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1976年1月8日，IMF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協定，稱為《牙買加協定》。該協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儲備貨幣多元化。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美元依然居主導地位，因此牙買加體系又稱為美元本位制。第二，匯率制度多元化。根據IMF的分類，現行體系下的匯率制度多達8種，浮動匯率制度獲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多樣化。具有匯率、利率、IMF貸款、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等多種調節方式。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持續的歐債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雖然新興經濟體整體經濟規模即將達到全球總量的50%，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財富的分配權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實際上新興經濟體金融資產僅占全球總量的19%。新興經濟體金融財富在全球占比明顯低于GDP的占比，意味著各種風險將越來越多地由新興經濟體承擔。由于新興經濟體貨幣大都盯住美元，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嚴重被削弱。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本幣升值、熱錢進出，不但進一步推高新興經濟體外儲規模、加劇輸入型通脹的風險，也使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越來越被美國債務風險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國際儲備貨幣制度的掠奪性雖然在牙買加體系里，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由于美國政治經濟實力余威猶在,美元儲備地位的相對削弱并沒有動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壟斷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國際計價單位、國際支付手段和國際價值的貯藏手段（見圖2）。美元的霸權地位與特權地位,為美國政府長期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為刺激美國經濟的發展,美國長期實行不受約束的“雙赤字”政策。一方面通過經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規模向全世界輸出美元,掠奪他國資源和財富,獲取巨額國際鑄幣稅利益。根據PortesandRey(1998)估計，美國每年正常國際鑄幣稅收益相當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過財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源源不斷向國內注入美元，直接導致了美元的貶值,自動削減和消滅了美國債務。“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美國尼克松時期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一語道破天機。國際貨幣體系的許多職能集中在一種主權國家貨幣上，容易使國際貨幣體系遭受到源自異質性沖擊或該國政策決定（該政策決定可能不適合于世界其余國家）的影響（周小川，2009）。在這樣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全世界人民為美國的債務買單。自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新興經濟體，積累了巨大數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應對未來危機的自我保護。美元貶值直接導致外匯儲備縮水和持有的國債收益率下降，新興經濟體作為債權人權益被嚴重“稀釋”而陷入財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導致新興經濟體承擔過多風險，易誘發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近幾年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國際貨幣匯率波動幅度不斷加大，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正借助債務貨幣化轉嫁危機，相繼進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全球匯率戰的跡象明顯。大幅波動的匯率使得國際貨幣體系非常不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許多職能都集中在一種或兩種貨幣上導致了匯率風險在國際貨幣發行方（發達經濟體）與面臨大部分風險的其他國家（主要是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分擔極不均勻。新興經濟體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其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動的選擇盯住美元等少數幾種貨幣的盯住匯率制，匯率缺乏彈性，且極具脆弱。在匯率調節過程中，發達國家僅考慮自己國家的情況調節匯率，使得實行釘住制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水平很難反映其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匯率由經濟狀況決定并調節經濟發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儲備貨幣大國之間匯率的頻繁變動不僅嚴重影響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正常進行,而且帶動了其他外圍國家匯率的劇烈波動，從而誘發了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蒙代爾（1999）認為,現行國際匯率制度是導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的一個直接原因，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的過度波動誘發了新興經濟體國家匯率的過度波動,匯率的過度波動又助長了外匯投機活動對這些國家的沖擊。由于受匯率沖擊的影響,拉美和亞洲新興國家先后發生債務危機（20世紀80年代）和貨幣危機（1997-1998）,造成了經濟的發展困難和社會的動蕩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