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羅新錄 郭嬌嬌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本科在讀

關于MPA教育入學形式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MPA教育入學形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入學標準和入學考試制度，涉及入學考核內容、考核方式、考核分值權重和生源問題等方面。王海燕[4]通過歷史回顧和國際比較，對我國MPA招生制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發現MPA招生考試宣傳力度不夠、招生考試偏重分數、復試形式化、生源不穩定、相關政策不配套等問題；提出初試可借鑒工程碩士GCT考試模式，由綜合性考試向單科考試轉變，同時側重于考察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綜合的實踐能力，在復試中加大復試權重；突出各校專業學位的優勢與特色，進一步擴大招生自主權；另外，在生源的數量和質量的研究上，“依托地方政府組織部或人事部門，將MPA教育培養與地方政府公務員培訓計劃相對接，將MPA招生培養嵌入公務員生涯教育體系”。

關于MPA教育培養方式的研究

朱立言是國內最早研究MPA教育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圍繞高層次、實用型的培養目標，應重視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的靈活性，教學內容的理論與實踐性，強調應用性，在學位論文中切忌脫離實際的空論。隨后，國內學者圍繞培養內容、教學方式、師資隊伍建設等對MPA教育培養方式進行了研究。

朱立言最先提出，MPA教學對象的專業領域差異很大，課程設置上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處理共同課、專業課、選修課之間的比重系和學分分配[5]。后續研究者也多是圍繞專業課和選修課的課程設置進行研究。婁成武、杜寶貴分析了美國MPA教育和中國MPA教育的特點，提出了在課程總體結構上，核心課程占據核心位置，專業社會實踐所占的比重明顯少于前者，在方向必修課的設置上，存在劃分過細的特點。在選修課程的安排上數量過少。在教學內容上，重學輕用，重教輕學[6]。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后續研究者提出，MPA專業課程體系的設計應當考慮科學性、系統性、應用性、開放性原則，處理好核心必修課與方向選修課的關系[7]。同時，現今公務員道德缺失日益嚴重，也有學者提出，應把行政倫理學(特別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穿于MPA課程設置的全過程[8]。

國內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案例教學法、情景教學、實踐基地等實踐性教學方式的研究上。樂章等對我國MPA案例教學出現的問題做了較為全面的闡述，提出教學方法單一，MPA教育主要采用的還是傳統的課堂講授法，師生互動的場面并不多[9]。我國十分重視MPA教育中的案例方法的有效運用，但國內所采用的案例或者照搬國外案例，或者結構與內容都較為簡單，分析機械化，缺乏實用價值的本土化案例，成為教學的主要障礙之一。圍繞案例教學的開發，余為恒，趙海濤提出，應借鑒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的做法，“組織專業人士對公共管理領域的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收集整理，編撰適合MPA教學的案例庫；鼓勵學員參加公共管理項目，在參與的同時積累第一手資料，組織學員編撰案例，從而充實MPA教育的案例庫”[10]。

師資隊伍建設是教育的靈魂。實踐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對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要熟諳政府管理實踐，善于案例教學[11]。叢梅從教育主體缺失的角度出發，提出在MPA教育教學過程中，論述了教師發揮自身主體性、實現理論與實踐教學的有機結合以及貫穿行政倫理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教師的主體功能得不到發揮，將阻礙MPA教育，包括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材使用、教學方法、考試方式的改革發展[12]。楊士秋提出，要使專職教師取得實際經驗，同時要加強兼職教師隊伍建設。可大力支持教師參與政府課題研究，選派教師到政府部門掛職鍛煉以及聘請政府官員和公共管理專家擔任兼職教師[3]。盧文剛提出“三三制”組合：一部分教師來自管理學院，一部分來自校內其他院系及校外優秀教師，一部分來自黨政國家機關及非政府公共部門[13]。

由于我國MPA教育評估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循，鄧征、周志忍總結了美國MPA教育的認證和評估標準，提出通過評估推動MPA教育的規范化和標準化，評估應著眼于產品而非規劃，評估認證主體的多元化，一致性與多樣化的均衡[14]。孫多勇、王瑞從MPA的培養目標及與教學科研型研究生的共性和差異入手，結合國內外MPA發展，分析確立了MPA學位論文評審指標的基本原則：MPA學位論文應體現專業學位特點，有其特定的質量要求，即MPA學位論文與學術型論文的質量要求處于同一層次，但又各有側重；MPA學位論文要體現應用性、專業性的特色。同時構建了MPA學位論文評審的指標體系，包括論文選題、文獻綜述、理論與方法、應用性、綜合分析能力和寫作能力等[15]。楊思留等提出“畢業論文是專業學位教育的最終環節，也是專業學位教育教學質量的檢驗工作與質量結果控制。研究生培養質量控制也最終體現出口的控制上即畢業論文環節”[16]。盧文剛提出“安排論文預答辯”、“雙盲評審”制度[13]。

研究形成的共識及存在的問題

從國內有關MPA培養模式的研究來看，中國學者對MPA教育培養模式的改革和發展方面基本達成共識，即圍繞如何更好地實現MPA教育的培養目標來進行改革和發展，這可以集中為以下幾個問題：在知識經濟時代下實現MPA的創新教育；在信息化時代下實現MPA教育培養模式的信息化；加強政府政策激勵的主體性，由“單證”教育向“雙證”教育模式轉變；在合作培養模式下探索MPA教學的實踐性，將教學環節融入委托培養單位的實際工作中，以橫向科研服務提高教師的實踐性，建立實踐型的學習評價機制。MPA教育發展至今，已有13年。MPA教育有別于學術型碩士教育，它在應用性、復合型人才培養方面有特殊的要求，如入學者要有一定的實踐經驗；強調案例教學、實務教學、注重學以致用；學位論文以高層次的調研報告、咨詢報告、評估、案例分析報告、項目規劃、公共管理對策研究等為主要形式[1]。而我國最初的入學形式、教學方式和內容、師資隊伍以及質量評估體系都已經習慣于學術型研究生培養模式。再加上我國的政治體制、公務員制度、傳統價值觀念與西方社會的差異較大，這是實現MPA教育的“本土化”的又一大挑戰。因此，發展MPA教育關鍵是實現兩大轉變，即學術型研究生教育向專業型研究生教育的轉變，MPA教育“本土化”的轉變。這些轉變都有賴于學術型與專業型教育培養模式的對比研究，通過比較，探尋出兩者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