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雷 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為什么而斗爭

人們為之斗爭的對象是什么？人們不能空喊斗爭的口號，而無為之斗爭的對象或目的，斗爭總存在一個為了什么、為了誰的首要問題。人們既為具體主觀的權利，又為抽象客觀的法律而斗爭。Recht的這種一詞二義現象直接導致了中文等語種的譯者在“為權利而斗爭”、“法律的斗爭”和“為法權而斗爭”等不同譯法上的搖擺不定。選擇“為權利而斗爭”的譯法有兩個理由：第一，此種譯法已經約定俗成、深入人心，[3](89)這是一個弱理由。第二，作者在文中曾言“作為本書的最初考察對象，我選擇了為第二個方向（權利）而斗爭。但是也想證明我的權利本質在于斗爭這一主張對第一個方向（客觀的法）也是正確的”，[4](5)在其演講過程中，作者更是指出“在此貫徹諸如法必須斗爭這類思想，不是我的使命。……相反，我將談論權利的實現，……談論為權利而斗爭”。[4](59)這是一個強理由，直接反應了作者的本意，而且這種主次輕重之分在文章的篇章布局上也能體現出來，談論“為權利而斗爭”約占文章百分之八十的篇幅。為之斗爭的對象集中到主觀權利之上后，還須進一步具體討論，誰的權利？作者分為三個層次，層層遞進地講述此問題：私人權利、社會利益、全民族權利。為私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私人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生存條件而斗爭，主張權利是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進行自我保護。私人通過主張自己的權利來維護法律，并通過法律來維護社會不可或缺的交易、生活之穩定秩序。①從為私權而斗爭的過程中孕育出的健全法感情會推動私人在全民族的權利遭受外敵侵害時積極勇敢地為民族利益而斗爭。由此，為之斗爭的權利從私人的、社會的、自然擴展到國家的之上。

在從私人權利跳躍到社會利益的過程中，存在一個“權利人通過自己權利來維護法律”乃至“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法律而斗爭”[4](55、61)的論斷，筆者認為這就涉及到客觀法律和主觀權利之間的關系問題。通說觀點主張主觀權利依附于客觀法律，客觀法律是主觀權利的存在前提，卻忽略了主觀權利對客觀法律的反作用。客觀法律賦予主觀權利以法律上之力，但是主觀權利的實現也能賦予客觀法律以實效。雖說從實證法學的角度看，法律的效力不同于法律的實效，當法律成為惡法或者當法律無法變為行動中的法時，法律的實效性固然受到毀喪，但并不影響其有效性的主張。[5](72-73)但是不得不承認，當法律權利得不到實現時，法律也只能淪為空文，實用性既是法律的特征也是對法律之為法律的要求。法律的效力由國家賦予，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實效則須由權利人權利的不斷實現而達成。客觀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實效的程度，而該實效又取決于法律權利的實現，可見，為權利而斗爭能反過來予法律以生命和力量。立法程序能夠給予法律以效力，但這種效力僅僅是規范意義上的，是應然的；法律又能賦予權利以效力，但此時權利獲得的僅僅是實現的可能性，要將這種可能變為現實，還須仰仗權利人的主張。權利主張不僅能使權利獲得實現，還能夠給予法律以實效，這種實效是事實意義上的，是實然的。為權利而斗爭的同時能夠給予有效力的法律以實效（生命），因此，為權利而斗爭也就可以說是為法律而斗爭。

為權利而斗爭的原因

承接上文，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法律而斗爭，明白為之斗爭的對象是主觀的權利和客觀的法律后，還須明白為這些對象去斗爭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說為什么斗爭成為權利（法律）的本質？先來談為法律而斗爭。有學者認為在耶林的心目中“法律的產生是為權利（內容是利益）而斗爭的結果”。[6]實際上，在耶林看來，為權利而斗爭的結果是如上文所述給予法律以實效（生命），而法律要通過立法等程序勝出、取得法律效力，也必須經由為法律本身進行的斗爭才能實現。正所謂“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經過斗爭得來的”。[4](1)在法律的產生和發展問題上，歷史法學派秉持一種浪漫主義的理想態度，認為法律是某個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的法信念）或者習慣法的自動顯現，法律同語言、藝術一樣，既不是專斷的意志，也不是理性刻意設計的產物，而是緩慢、漸進、有機發展的結果。[7]結合耶林的論述，筆者認為，法律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須要同以下對手做斗爭：第一，一切相關認識上的謬誤。小的比如很多具體法律制度的取舍和具體規定方式等。①大的比如，在法律產生和發展問題上，耶林就曾歷史法學派上述浪漫主義的觀點做斗爭，以澄清法律并非“同原野上的草一樣，無痛苦，無辛勞，無須雕琢，自然形成”，[4](11)相反，卻須不斷地探索、角逐、斗爭。約翰?密爾曾經指出：“我們首先要記住，政治制度（不管這個命題是怎樣有時被忽視）是人的勞作；它們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賴于人的意志。人們并不曾在一個夏天的清晨醒來發現它們已經長成了。它們也不像樹木那樣，一旦種下去就‘永遠成長’，而人們卻‘在睡大覺’。在它們存在的每一階段，它們的存在都是人的意志力作用的結果。”[8](7)密爾的此論斷對作為政治制度重要內容的法律制度同樣適用。當然，真理可能往往不會僅掌握在論戰一方手中，經過辯駁之后常常會發現真理是執兩用中的，互相指責對方為謬誤的各方觀點中往往都含有一定的真理成分。薩維尼和蒂堡就“統一民法對于德意志的必要性”問題的論戰就是比較妥帖的例子。[9]第二，舊的不合理的法律傳統、法律制度。斗爭的幅度同樣可能有大有小，清末修律就是在體制內的修補，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則是體制外的大的革命。直觀地看這些現象表現為對（舊）法律的斗爭，從法學理論上看涉及法律的階級性、社會性和繼承性等問題，從政治實踐上看則表現為不同政治力量斗爭博弈、此消彼長的關系。在一些轉折性的根本對立問題上，力量的邏輯往往勝過邏輯的力量，決斷終止了討論，“斗爭中決定勝敗的不是理由的強弱，而是相對抗勢力的力量關系”。[4](8)這些都是立法政治學上值得認真總結的經驗。第三，既存權利和利益及其歸屬主體。筆者認為，法律不過是立法者對需要調整的生活關系中的利益沖突進行的規范化的、有強制力的利益評價。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對利益的取舍、排序，結果就會自然產生某些既存權利和利益的敗退，這就須要對這些權益及其主體的力量的斗爭。立法的理想狀態是邏輯和力量的一并勝利，或者說力量對勝出的邏輯予以最終確認，但是舊勢力往往不會甘心退出，邏輯的力量窮盡時，力量的邏輯必然要走向前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