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希羅科拉德

為了能夠活下去，人們要么完全脫離學術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學術專業，停止研究經濟理論問題[斯盧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執政黨領導發起的同“人民敵人”斗爭的運動[皮里亞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種情況中，科學被意識形態所頂替，而學者則變成了黨的宣傳員。后一種社會學的“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人數眾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構成了那時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隊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在我國經濟學所處的這種艱難時刻開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過程是按照上級命令進行的，并非經濟科學內部的發展邏輯使然。

1936年年初，聯共（布）中央通過關于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教科書的決定。其中談到教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人們在“蘇維埃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這門課在1933年取代了“蘇維埃經濟理論”，然而在理論和方法方面兩者并無太大差別）的框架內研究了蘇維埃經濟。這純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們給學生提供未經加工的說明國民經濟某些部門發展的實際材料，經濟政策的主要措施。實際上其中并沒有理論，如果除去諸如“計劃（蘇維埃經濟理論）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經濟政策）乃是蘇維埃經濟運動的規律”之類的議論。經過對上述聯共（布）中央決定的討論達成共識：經濟政策教程“乃是經濟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經濟學教程。那種經常建立在部門觀之上的經濟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說明整個蘇維埃經濟制度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規律性”③。

然而，承認對蘇聯經濟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性本身，遠不足以賦予這種研究以真正的理論性質。對蘇聯經濟發展動力的唯意志論的觀念仍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基石，也是執政黨積極灌輸的觀念，是解決這一問題難以克服的障礙。這種觀念也從蘇維埃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動地轉移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上去。身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初創階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強調：“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規律性是社會主義工農國家自己創造的。”④在這種方法論基礎上當然根本無法建立真正的科學。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缺乏理論，這種怨言一直延續到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時經濟理論的方法論問題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爾什維克》雜志的社論指出：“……我們的經濟學雜志，例如《經濟問題》，很少或者幾乎不提理論問題。這些雜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⑤這種狀況當然不是偶然的。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在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名義下創造了階級斗爭隨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增長而尖銳化的理論。

斯大林這樣做依據的是列寧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種發明，尤其是上述理論。在建成社會主義基礎之后正式承認階級斗爭必然尖銳化，是為了擴大大規模鎮壓，在這以后已經幾乎沒有人來創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了——到30年代末有學識的經濟學理論家已被消滅殆盡；至于青年學者，他們無法獲得必要的理論修養，被黨教育壞了，不能把理論同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由執政黨的政策造成的戰前蘇聯經濟科學的尖銳危機明顯表現在以下事實上，1937年經濟研究所沒有發表一項學術成果，甚至一本小冊子，雖然其計劃中有137項，1937年3月，蘇聯科學院主席團認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經濟研究所總共出版了兩本小冊子；1940年年底《經濟問題》雜志指出，“最近幾年”經濟學家的著作“幾乎沒有提出一個國民經濟的大問題”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論是同真正的科學不相容的，并且這正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注定失敗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的社論反映了斯大林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任務的新理解，其中寫道：“沒有規律，沒有合乎規律發展的地方，也就沒有科學的地位”，“一個社會，不論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觀必然性的基礎之上的一定的規律發展的”。由此得出結論，存在客觀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不過立即做了重要的補充：這些規律是通過“人們的意識和意志”表現出來的，因此這是“被認識到的規律，被蘇維埃國家自覺地運用和利用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的規律”。列舉的這種規律的例子就是“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上述補充意味著承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是表面上的，新觀念的真正使命是賦予當時經濟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觀經濟規律的地位，從而保持對這一政策的絕對正確的信念。竭力賦予政治口號以科學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原罪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始終沒有能夠消除。在它存在的整個時期都一直在意識形態上幫助執政黨，為其服務，這是它的主要職能。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主導經濟學家們指出，“我國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基本內容”是由“蘇聯進入開展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決定的”②。稍后承認，提出開展共產主義建設這樣的目標純屬烏托邦。20世紀70年代蘇共宣布在蘇聯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后來承認，這過急了。蘇共中央在蘇共第27次代表大會所做的政治報告中說：“……關于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在我們這里廣泛流傳的看法是針對解決共產主義建設任務的道路和時間的簡單化的觀念的。但以后對發達社會主義解釋的著重點逐漸混亂了。

往往把事情僅僅歸結為確認成就。與此同時，把經濟轉入集約化軌道、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改善居民供應、克服消極現象等許多迫切問題卻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這是自覺不自覺地以特殊的方式為延緩解決業已成熟的任務做辯解。今天，在黨宣布和實施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方針的時候，這種態度是不能容許的。”③在所有這些場合黨宣布了某種政治目標，這些目標后來又被認為是錯誤的，被遺忘了。而經濟學家每一次都要論證其偉大、其現實性，并研究達到目標的道路。稍后相關的著作也同樣被遺忘了。從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是共產黨為解決其意識形態任務而建立的（雖然不僅限于此）。而由于黨的方針不斷變化，即使被認為蘇聯大經濟學家的著作也很快就過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