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侯元兆 杜士才 單位：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 重慶市林業局

2012年里約會議(里約+20)將向綠色發展轉軌

人類將再開一次可持續發展會議，這就是正在籌備的2012年6月里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會議(里約+20)”。這次里約會議被認為是地球留給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8］，將有至少120位國家元首和5萬人參加，目前各國正在加緊籌備，包括我國。聯合國環境署已經公布一些核心文件，主要有《綠色經濟報告》(GER)和《邁向綠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各種途徑———面向政策制定者的綜合報告》等。《綠色經濟報告》還專門提出一個森林專題報告，即《森林篇———投資自然資本》［9］。所有這些文件都提出和闡述了綠色發展的概念，綠色經濟與褐色經濟在效益、脫貧和就業等方面的比較，以及轉軌到綠色發展的條件和舉措等。現在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新的里約會議必須引導世界進行真正的改變，引導迄今為止的經濟基礎轉向可更新自然資源;引導迄今為止的生產、貿易和消費走上綠色模式;還必須重新定義那些200多年來一直支撐黑色經濟或褐色經濟模式的經濟學概念，包括對價值觀、GDP驅動、財富、福利、安全等概念的重新定義［3］。有些國家已經抓住了金融危機提供的機會，開始致力于把國家經濟調整到綠色軌道上。例如，韓國一攬子財政刺激計劃中有81%的資金屬于綠色投資。不丹已經拋棄了GDP，改用“國民幸福總值”(GNH)。法國總統建立了一個科研團隊，正在為發展制定新的國民經濟指標體系。德國已經有效地提供了可再生能源就業機會。英國的沃金市已經建成了一個由太陽能、風能、水力、生物能和天然氣等組成的本地自供清潔電力系統。我國的重慶也在推動綠色發展，“森林重慶”的提出遠超出綠化造林的意義，體現了重建山區森林財富和城市森林環境的綠色發展理念。

綠色發展的內涵

2011年聯合國環境署提出《邁向綠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各種途徑———面向政策制定者的綜合報告》，同年11月在北京發布了《綠色經濟報告》。這些報告提出了更明智的對自然資本進行管理的路線圖，描繪了未來世界創造財富的方式，即提出綠色發展的概念。報告還建議每年將全球GDP的2%用于“綠化”10個核心經濟部門。綠色發展把傳統發展的失誤定義為“資本誤置”，即過多地投資于那些把自然資源轉變為工業資產的領域，而忽視了對自然資產的投資。綠色發展觀點認為，只有對自然資本投資才能使發展得以持續，僅靠節約和循環利用資源是遠遠不夠的。綠色發展還是一個真正的脫貧機會，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有助于社會公平。綠色經濟的本質就是低碳經濟。轉軌到綠色發展模式的條件是:1)動員國家力量，形成國家意志(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力度還不夠);2)制定“綠色發展規劃”，引導社會投資，用政策推動轉軌;3)科研重點轉向開發綠色技術;4)發揮本國優勢，確立發展重點;5)要有巨額資金投入，為此必須創新融資機制。幾千年來，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總是把天賦的森林改造為耕地或用以采伐商品木材，傳統的發展始終就是這樣天經地義地犧牲各種天賦資源以追求金錢或人造財富。傳統的財富概念認為金錢和人造資產是財富，卻始終不把自然資源和環境納入財富的視野。

按照傳統財富的概念，從森林里砍伐出來的木材是財富，但森林生態系統不是，生態系統服務更不是。所有的自然資源耗損與環境破壞均源自這一片面的財富觀。綠色發展下的財富概念不僅指金錢、商品或工業資產，更是把自然資源視為財富。由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開創的西方經濟學，由最初的研究通過工業和貿易獲取財富，發展到研究商品生產和貿易行為本身，最終完全忽略了對財富的性質和原因本身的關注，引導社會走入了掏空發展基礎的不可持續發展的死胡同。現在，很多專家正在回歸到經濟學對于財富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基本認識就是，自然資源本身也是財富，投資于自然資本，在若干年后將獲得高于投資人造資產的收益。不難理解，如果人們能像追求傳統財富那樣追求自然資產，那么這個社會的發展就不會出現無米之炊了。可惜，迄今為止，我們整個社會的思想觀念、組織結構、政策體系、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仍然是以消耗自然資源、建設人造資產為導向的。較之于現行的投入、技術、教育等，人類培育自然財富的能力建設仍處于邊緣狀態，更別說成為主流和核心了。傳統福利的定義是指收入、財富給人們帶來的效用，以及社會保障公民健康和幸福的各種舉措。傳統的經濟增長遺漏了福利的非“財富”因素，正如我國的“在滋生癌癥的環境里點鈔票”的說法。為了糾正這種步入歧途的發展，不丹國王發明了“幸福指數”，聯合國開發署發明了“人類發展指數”。這些指標都完善了福利的內涵。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將福利定義為“生態系統是人類福利的基礎”。

MA指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最終要依靠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傳統的健康福利概念，是追求一個完善的醫療衛生體系。按照這個概念，不能排除這樣一個悖論:社會一方面把國民置于一個越來越損害健康的環境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建設越來越多的醫院來醫治他們。而健康福利的新概念是從醫學模式轉向生態系統途徑，這顛覆了傳統的健康福利觀。森林環境是人類進化的源環境，人類離開森林如同魚兒離開了水。即使在現代社會，森林產生的氧氣、負離子、萜烯類物質、清潔的水資源、清新的空氣以及宜居的環境溫度等，仍然都不是現代技術所能替代的。因而重新定義福利，就是主張森林回歸，人類要重建森林環境。僅憑現有的科學依據，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社會越是走向現代化，環境越是應當森林化。環境的森林化和財富的綠色化是一體的。國家安全不僅是國防，也包括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木材安全、山區安全、社會安定等非傳統領域，以及有軍事用途的自然資源和產品的供應。胡錦濤主席指出［16］:“大量事實表明，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和諧，往往會影響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如果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人們的生產生活環境惡化，如果資源能源供應高度緊張，經濟發展與資源、能源矛盾尖銳，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是難以實現的。”現代戰爭都是為了爭奪資源，稀缺資源可能成為戰爭的起因。儲備資源早就是西方國家構筑安全的重要思維。大多數非傳統安全問題都與自然生態系統有關［5，17］。如果我們在國土上重建了優質森林生態大系統，就可以規避很多生態災難、能源危機、木材危機，構筑起山區生產與生活的安定環境，而且有益于社會和諧。有了穩定的內部安全，國防安全就會具有更強大的保障，這個辯證關系可溯源至自然生態系統。綠色財富、綠色福利和綠色安全，都是一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