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的特殊之處

若換個角度稍加比較，嚴耕望在這批史語所同仁中，似乎又是比較特殊的成員。

(一)毛遂自薦加入史語所1944年春，嚴耕望自成都赴任安徽學院，因戰事影響滯留重慶。此時的他抑郁不得志，“生活不安，無緣常親書冊，誠恐一切理想均成幻影”卷三227。無奈之下，嚴氏于1945年7月毛遂自薦，向傅斯年寄交了申請書信及三篇學術論文，欲入史語所讀書研究。未想竟不出一個月即得傅氏同意，其回信中云:“大著匆匆拜贊，甚佩。敝所近年亦甚凋零，辱承不棄，何幸如之!……以大著論，自當為助理研究員，然若畢業未滿兩年，亦只可為助理員，……大著已寄李莊開會審查，當可通過。”此種情況在當時及之前均非常例。

從現存的史語所及傅斯年檔案獲悉，在此前的1936年，郭紹虞亦曾向傅氏寫信自薦欲進史語所，并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結果卻以“不在本所研究范圍之內”被回絕。同樣，傅氏也拒絕了由羅文干和汪兆銘推薦的吳廷燮加入史語所。另外諸如馬衡、鐘鳳年、王世襄、蔡哲夫、薛礪若等亦被傅氏以“本所限于經費”、“一時無法借重”等托詞而拒之門外。而嚴耕望之所以能入史語所，除了此前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的推薦，更主要的則是因為嚴氏論著所反映出的治學路數與風格，包括其運用史料的觀點以及其他諸如在工具、方法與治學心態等方面，均與傅斯年所提倡的新學術標準相接近。同樣，我們也可從其他受傅氏賞識而被招入史語所的陳述、周一良、王利器等情況看出:“這些他所垂青的學生，無一例外都在史料考證方面顯示出相當的功力和才華”，“更確切些說，其所鐘情和肯定的乃是科學實證一派的治學路向，順之者納，異之者拒。”這一拒一納之間，體現的正是傅斯年在史語所創立之初定下的用人原則:“當確定旨趣，以為新向，以當工作之徑，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謝與此項客觀的史學、語學不同趣者”。古人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志趣相投，故引為同道;相反，道不同，則不相為謀了。

(二)傅斯年之青睞

嚴耕望加入史語所之后，亦頗受傅斯年青睞。嚴氏在第一次與傅斯年見面時即做出了不服從領導安排的選擇，素有家長制作風的傅斯年卻并不以為忤。1946年史語所復員南京。隨這次搬遷的還有大批史語所新舊藏善本書庫(包括三萬多份的珍貴石刻拓本)。傅斯年對此極為重視，向來指派極可信任的中下級人員去保管這批尚未登記的寶貝。此次即把重任委派給入所僅逾一年，資歷尚淺的嚴耕望。獲如此得天獨厚的工作機會，對其自身學術功力的增長無疑幫助甚大，同時也意味著對他的信任與栽培。嚴氏論著特色之一即大量引用石碑刻材料，還曾一度得到傅斯年此方面的指導。嚴氏大量利用史語所收藏的各種碑刻拓本，作為自己考證制度的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依據，以此解決了制度史上諸多關鍵問題，取得重大學術成就，發前人未發之覆。故有史語所同事甚至半開玩笑說嚴氏已成傅斯年面前的紅人。

傅斯年對嚴耕望的關切還體現在其他方面。諸如傅斯年得知嚴氏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時，即把自己為教育部審查論文的錢送給了他，以解燃眉之急。傅斯年又主動幫助嚴氏妻子安排工作。1949年史語所遷臺時，傅斯年更是親自通知嚴氏隨所準備，并破例安排其岳母一并同行。來臺后，傅斯年仍不時關心嚴氏生活，對其安貧樂道的人生態度贊賞有加。嚴耕望對傅斯年此知遇之恩念茲在茲，以實際學術貢獻作為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回報。

(三)“錢穆背景”與“史語所風格”兼而有之

在嚴耕望的學術道路上，錢穆對他的影響可謂至深且巨。從某種程度而言，錢、嚴師徒關系可追溯至1941年春天錢穆應邀至武漢大學講學之初那場“歷史學的兩只腳”之經典開場白，由此決定了嚴氏一生的學術路向。嚴氏自武漢大學畢業后即追隨錢穆至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朝夕相處問學三年。之后師徒倆雖各自奔波，以至港、臺相隔，但仍時有會晤，書信更是不斷，彼此互相討論，交流學術與生活。例如，錢穆曾就嚴氏一時猶豫于史籍考訂與人文地理研究而不得，點撥云:“但把一生精力專注于史籍的補罅考訂，工作實太枯燥，心靈也將僵滯，失去活潑生機;不如講人文地理，可從多方面看問題，發揮自己心得，這樣較為靈活有意義”，又指示道:“從地理背景寫歷史文化，此是一大題目，非弟功夫，殆難勝任。如能著手撰述，實深盼望。際茲學殖荒落之世，吾儕篳路藍縷以開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鑿險待之后來繼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盡求精備也。”第作為錢穆最得意的弟子，嚴氏在問學期間，屢受其教導立志要遠大，治學須向大處、遠處看，爭做第一流學者，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切忌近視，規模不宜太小，不能僅專守一隅，甘居二流。

而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學派，因治學觀念及學術見解等原因，與錢穆存有難以調和的分歧，故雙方不合由來已久，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嚴氏即曾多次提及“蓋自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代表之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無疑為史學主流;先生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為學林所重，由小學、中學教員十余年中躋身大學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舊，故與考證派分道揚鑣，隱然成為獨樹一幟、孤軍奮斗的新學派。而先生性剛，從不考慮周遭環境，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決氣概，故與考證派主流巨子之間關系并不和諧。”傅斯年在史語所創辦之初，即以追求客觀的歷史研究和訓練專業的歷史學工作者為中心。他認為“現在中央研究院有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非取抱殘守缺，發揮其所謂國學，實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異之材料，借自然科學付與之工具而從事之，以期新知識之獲得”，宣稱“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主張作專題式的斷代史研究，反對疏通與綜合總體的通史撰寫，拒絕主觀含糊的理論和高闊通論。故在傅氏看來，錢穆的通論性文字充其“只是一個好教書匠的著作”。

但是從另一史學層面而言，傅斯年倡導的史語所風格，卻與時代關懷(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盡管其學術成果已達國際一流水準，但在新舊學術交替嬗變之際，尤其是在社會動蕩不安的年代，史語所同人專注于細小、繁瑣、無用學問，沉溺于與現實社會毫無聯系的具體事件，崇尚知識學問與道德、社會無關。這些自然受到舊式傳統史家如柳詒、錢穆等以及另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嘲諷和譏評，認為他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在錢穆看來，“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狀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智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而史語所為首的考訂派，“則震于‘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挽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獲，號客觀，既無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畢竟，學術與政治，或具體說是史家(史學)的社會功能(角色)，以及與現實關懷之間的張合關系自古即是繞不開的話題。這也正是史語所學派歷來受人詬病最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