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師書簡》書寫于１９１１至１９１４年期間，其所標示的歷法各一，如“壬子陰歷”、“大漢元年”、“主后一千九百十一年”、“中華民國元年”等。部分日期不詳者，據其內容可以判定是四川保路運動時期，如“（自流井）［巡］防軍反正，掠井而去，四路同志會于是源源來井，統領都有２４人，兵卒難以其數”，“趙次帥（趙爾豐，四川總督）于冬月初三日被殺”。《牧師書簡》具有數量龐大、內容翔實、特色鮮明、可信度高等特點，這批檔案的主體是英美會各個站點的布道、教育等事工，其廣博而翔實的佐證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和修正以往基督教史研究中因中文文本不足而存在的錯漏與缺陷；因其內容中還涉及歷史轉折時期的川省狀況，亦可管窺當時的政治、社會和民生等。

鄉土社會對于“洋教”由排拒到接納的佐證

清末民初，隨著一批基督徒成為中央及地方首腦，使“西學”在中國的聲譽，“西教”在國人的觀感，“西人”在社會的地位，無一例外地都在發生提升、逆轉和鞏固的情況，一度帶來了教會人士所視為“偉麗的傳道機會”。通過對《牧師書簡》的發掘與研究，則以翔實的史料呈現出值此變革之際，川省民眾對“洋教”的態度轉變和“心門”的開放。正如手稿中所書寫的，１９１１年夏，川省保路潮起，“因路事風潮，各地擾亂，暴烈驟起，演成一大戰事”，在川教會驟然陷于停頓和瓦解之地步。１２月底，西教士大多遠避沿海，川省各地的教徒則“如群羊遇烈虎之唬，驚惶四竄”，如威遠、自流井、新繁等地的福音堂，為了“避禍”而取下牌匾，有人還在教堂內賣“葉子菸”，一些華籍傳道或歸桑梓，或避異鄉，或另尋別業。在此時期，川西及川南出現了排外反教風潮。一有風潮發生、異樣變故，牧師即要求信徒來函說明，華員亦迅即報告，并寄來告示、揭貼。現摘錄其中一二：崇邑（今崇州）四周，風潮甚重，仇殺日日更多。

再者，有紅燈教四起，并言打教堂、殺教民，現將崇義鋪天主堂燒了，燒了數家，傷了數人。又聞溫江吳家場，已將天主教房子燒了。（新繁）各處風潮勝重，匪人勝多，說的是保清滅洋，做的是要殺外國人并奉教人、打教堂，此事重大，請牧師向外務司說明各處風潮，要扎飭各縣知事出示加意保護，不然恐生非常之事。經歷了半年多的惶恐，由于政府的保護條令，以及民眾對基督教態度的微妙變化，給予教會以發展的機會。早在反清起義期間，保路同志軍就有過“保教安民”的口號，四川軍政府成立以后更是疊出保護教會的告示，遍貼于各地城鄉，以各地來函為證：如井研縣“知事出有［告示］保護教堂，并外務司及都督均出有保護告示”，威遠縣城鄉貼有都督、民政司、外務司、羅倫等保護教會的告示］。５月中，啟牧師接報自流井福音堂受到驚擾，立刻復函：“軍人來堂，說要殺奉教的人，可惜咯。這宗無知的人，這樣說要加害于我們信徒，更要加害與國家與政府，跟到（四川方言，立刻之意）報信與領事府官，請他轉達外務司，或者要他一張保護教會的告示，貼在自流井。”隨后，華員又來函催要保教告示：（威遠）縣有都督、民政司、外務司、羅倫等，都出有保護教會的告示，而自貢等處毫無一張，生不知上頭或發否，也不知該處的公事人將告示壓了、或燒了，請醫生費心清查，以免各支堂的信徒灰心，受謠言的煽惑。……再請醫生費心，會領事轉達各公司有關系教會之告示下來，請送各會堂粘貼各支堂門首曉諭，以免無知的人造謠生事，煽惑人心，又除公事人仇教彈壓。

四川反正后，大漢軍政府、蜀軍政府以及四川都督府，對教會均抱以親善態度，一些新教教徒還擔任過政府要職，如楊少荃（公誼會信徒）就曾擔任外務司副司長，以至于有華員提出，“請醫生費心面會楊少荃商量，定要由軍政府派一個有力量的民政到自井，才能治理得太平。”時局趨于穩定，教會工作也漸次復興。４月，華籍傳道均回歸本堂。５月，英美會學堂已有３８所復學。６月，西教士也陸續返回四川，辦理傳教與學堂的事務。在復興的過程中，從各地傳來的消息，“今年甚是興旺”、“教會大有奮興之情形”等詞語溢于言表，“教外人怦然欲動”、“教外人民聞道欲動”的景況，更令中外人士為之陶醉：當此天演淘汰之世，支那更新之期，真所謂天國近了之旨意；現在有本書，能可幫人信道，就是叫《中國革命記》，內中有孫逸仙先生信道受感之事，生想此書布道，恐怕比福音小說要多售些。……何不囑華英書局的工人翻印幾百本出來，若是能翻此書，生暫定百本。各地的教會情形，均勝往年：瀘州：鼓樓街及大荒市醫院兩處支堂，開設演說時，坐滿一堂，而堂外皆有人喜歡站聽。重慶：現在重慶教會有點興旺，前清秀才，或是學堂教員，并官立學堂學生都來學習真道。

教會“西學”在鄉土社會的發展與境遇　　

英美會在四川素以教育發達而著名。其初級教育（初等／高等小學堂），經多年的布局和擴充，到１９１２年時已“遍設于城市鄉鎮”，與官辦學堂成對峙之勢。《牧師書簡》以豐富的史料文本，將該會學堂的布局設置、教育模式及教學內容做了系統的呈現，其中有關民眾對教會學堂的熱衷以及對教會“女學”的抵制，則是新近發現的較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對于教會興學，該會人士認為“學堂亦是教會輔助之源”，并稱“學堂不開，教會斷難興旺”。

四川“反正”后，鑒于百廢待新，英美會議決在１９１２年度，僅恢復初等學堂，并要求各校需“收足學生”方可復辦。然而，各地卻出現了濟濟盈庭的“大喜之氣”，據《牧師書簡》可判知其原因：一是教會學堂免費入學的吸引力，二是教會學堂不輸于官立學堂的師資，三是本地未辦或停辦了官立學堂。面對蜂擁而來的學生，威遠、仁壽、彭縣、榮縣等地紛紛求告，請求增撥人力、加添財力。倉促之下，啟牧師建議可采用征收學費、捐款助學等方式，并下令道：“學生有多，不如把天分好的一起留到，天分不好的不收”。“學生多了，把勤快的抽出來留到，把蠢的辭退。”據《牧師書簡》資料顯示，該會各學堂均依照“華西基督教教育會”所頒布的課程標準，科目有修身、國文、地理、作文、講經、讀經、唄經、算學、英文、格致、歷史、體操、音樂、習字等。所聘教員多為師范生，且須為教內人士，如教友、學友、聽友、信友等，“各校當請會中教紳，須以性質純潔，及熱心圣道，學識高尚者教授，免阻福音前途膨脹之效力。”學堂的教育方式，游離于傳統書院與近代學堂、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既要求背讀福音書、圣經問答，也要求讀三字經、背四書，如彭縣海窩子學堂一天的功課：早臨唄書數道，寫字畢即講《孝經》，稍息整列，贊頌祝福，放學；午后來堂，熟讀溫書，外唄書二道；微歇，教員講論《國文》，分句解釋使學生易知，擬題必借古男女名目，功烈不外忠孝節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