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對榷鹽制度作了發展和完善，實行開中鹽法。開中鹽法是明朝政府在整頓因元末戰事而受破壞的鹽法過程中創立的，在洪武年間推廣力度很大，但凡涉及缺少糧食的軍事衛所都先后實行過開中制，是明朝鹽引制度中的一個重要創新。什么是開中呢？簡單說來，“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何珍如對開中鹽法作了較為清晰的總結，認為商人納糧完畢，由收糧機關填寫納糧數量及該給引鹽數目，交與商人到鹽運司或提舉司依數領鹽，這就是開中法。由于明初在云南駐軍極眾，軍糧吃緊，如果不能有效解決軍糧問題，云南地區的平定就無法得到保障。軍糧問題首先可以通過軍屯所生產之糧解決，但不能完全滿足軍需，明政府效法宋代解決北方邊塞軍糧問題的“折中”專賣食鹽之法，開中納糧，補充軍糧，即是為“開中”。

開中鹽法既是一項經濟措施，也是一項軍事措施，它之所以得以實施，與歷朝的食鹽專賣制度有直接聯系。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食鹽作為人們生活的必須品，卻又不能任意生產和營銷，自然成了歷朝官府的重大榷估對象。這種榷估制度正是“開中”鹽法在僻遠的云南得以實行的歷史原因。只要有利可圖，商人們就愿意用糧食獲取“鹽引”。這對官府和商人而言是兩全其美之事。從“開中”鹽法推行的情形看，其實踐和流變情形比較復雜，茲就明代云南“開中”鹽法的推行略作考說。

明代云南“開中”鹽法的推行

云南鹽的運銷，在明代以前“大都聽民自煎，以后移民漸多，原有煎灶井灶供不應求，除調進部份川鹽、粵鹽接濟外，本省巖鹽資源相繼開發。”[3]有明一代，見于史載的鹽井較前代增益頗多，究其原因，與“開中”鹽法的實施不無關系。云南早期推行“開中”鹽法的時候，一度靠淮鹽、浙鹽或川鹽支給鹽商，史載“凡云南納米六斗,給淮鹽二百斤,米五斗者給浙鹽二百斤,米一石者給川鹽二百斤。”[4]隨著云南井鹽生產的回恢復和發展，云南鹽井開發數相應增加，洪武年間全國設立的七個鹽課提舉司中，云南就有四個，即黑鹽井、安寧鹽井、白鹽井和五井，各鹽課提舉司轄區所開鹽井頗盛，其中最著名者如楚雄黑井、姚安白羊井、大理諾鄧井、安寧大井、鶴慶橋后井、武定只舊井等等，“其余小井無數”[5]。這些鹽井有的是在原有基礎上續開，有的是完全增開新井，說明云南各地鹽業生產不同程度得到發展，而鹽業生產的發展則是朝廷推行“開中”鹽法前提，是實施“商屯”之制的重要保障，對邊疆鞏固意義重大。

從鹽法入手來解決后續軍餉給養問題是明明朝的重大戰略之一，“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餉。即而倍征之”[1]后明軍南征，及至云南，愈顯兵食不濟，所以明軍入滇伊始官府就于洪武十五年(1373年)二月“命戶部令商人往云南納鹽糧以給之。”[6]目的是“鹽法、邊計，相輔而行。”[1]雖然明代“開中”范圍不拘于云南一地，但召商“開中”一開始就成為明朝開發云南的新方式和重要特點。從明朝實施開中鹽法的初衷看，主要目的是解決軍糧以穩固邊防，據《明實錄》、《明史》、《滇云歷年傳》、《滇史》等史料記載，明代幾乎在云南全境都實行過開中。而前來云南參與開中的主體也是多元的，大多是江浙、四川等有一定商品經濟基礎之地的鹽商，當然也有云南本地的鹽商。我們注意到，明代云南開中鹽法的推行大致可分兩種情形：其一，要求鹽商輸送一定數量的糧食到云南，然后就可以憑鹽引到內地指定的產鹽地支鹽，如“于是戶部奏定商人納米給鹽之例：凡云南納米六斗者給淮鹽二百斤。”[6]其二，官府規定給鹽商一定量的云南本地鹽，要求鹽商把對應量的糧食運到指定地區，如“戶部奏定安寧鹽井中鹽輸米二石八斗，普安府輸米一石八斗者，皆給安寧鹽二百斤。”[7]從等量鹽對應的糧食數量看，與產鹽地空間距離的遠近決定著開中納糧數的多少。

開中鹽法必然涉及鹽引問題。鹽引作為商人用以支領和運銷食鹽的憑證，每引鹽的重量互有多寡，有的差別較大，一般額度是“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1]。鹽的質量是決定鹽引額度的因素之一，但運銷成品鹽的難度才是主要參照依據，比如官方要求“安寧井每引納米二石，黑白井每引一石五斗，五井每引一石三斗”[8]，我們比較安寧和黑井兩地，安寧地較黑井交通便利，納糧數自然也多于黑井，符合客觀規律。鹽引額度并非一成不變，官府會依據情況的變化適時對鹽引作出相應調整，如最初規定在曲靖地區開中鹽糧的鹽引額度為每引米二石，但是人民反映該額度納米數太多，到曲靖開中的商人自然就少，一度無法停止開中，“至是戶部以聞，命減輕為一石五斗，仍舊開中。”[9]又如“仍請以大理原中黑鹽等四井，鹽一引米二石，今改作一石五斗，金齒原中安寧、五井鹽一引一石二斗，今減為一石，黑白二井鹽一引一石，今減作八斗。”[10]這樣機動靈活地調整鹽引，有助于開中鹽法的推行，調動鹽商的積極性。

在召商開中過程中，有時官府大亂鹽法，肆意濫發鹽引，使開中鹽法變成財政搜刮的一種手段。史載：“先是命甘肅開中兩淮、云南、四川鹽，以備軍儲。至是四川、云南鹽無人報中者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八引其云南、四川中剩之數，各令布政司鬻之”[11]這種現象在客觀上降低了鹽引的信用價值，然而考慮到明政府在邊境各省開中的實質就是維護其封建統治，這也就不足為怪了。

鹽商在云南開中，最初多納糧給官府，隨著全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后來出現了納實物中鹽和納錢中鹽等情形。史載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準納馬中鹽”[12]，是為納實物中鹽。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六月，“云南永平縣并千戶所言：云南五井俱被金齒諸處豪右中納，每引時直米二三石，止輸五六斗，今永平軍民愿每引納銀三兩，于金齒倉交收糴米。從之。”[13]類似以錢代糧中納的現象不斷出現，雖然具體原因多樣，但與云南商品經濟的起步和發展是相適應。以銀代糧開中，必以糧食供應充裕為前提。它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一方面，鹽商可以更為靈活的方式參與開中獲利，而稍有余錢的百姓也有機會開中并銷鹽盈利；另一方面，這又加速了封建經濟因素在云南的培育和發展，特別是金屬貨幣更為廣泛的流通影響深遠，在云南貨幣發展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時間一長，“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支守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余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屯商撤業”[1]，開中鹽法在完成使命后遂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同時也應注意到，明朝中后期以后，政府推行開中鹽法主要已非開發邊地以鞏固國防，而是通過納銀中鹽從商人手中斂聚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