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國宗教工作的曲折歷程

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并非一帆風順一樣,新中國六十多年的宗教工作也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從總體上講,六十多年新中國宗教工作的發展是由積極探索、蒙受挫折、撥亂反正和穩步推進等四個相互銜接的發展階段構成的歷史進程。積極探索階段。這一階段的時間區間,是從1949年至1957年。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年份,而1957年則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和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在這一階段,我國宗教工作的中心任務在于積極引導宗教組織和宗教團體實現由與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相適應的“舊的社會團體”向與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新的社會團體”的轉變。中國共產黨雖然在過去的革命斗爭過程中也積累了一些宗教工作方面的經驗,但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宗教工作畢竟是一個全新的課題。蘇聯雖然在宗教工作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但也有一些必須認真汲取的慘重教訓(如20世紀30年代曾在全蘇范圍開展過“消滅宗教”運動)。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并未一味照抄照搬蘇聯的教條,而是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宗教工作路線。一方面,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宗教具有殖民性和封建宗法性的特征,積極引導我國各宗教開展“去殖民化”和“去封建宗法性”的革新運動,逐步走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的道路,健康有序地實現了由“舊的社會團體”向“新的社會團體”的轉變,并于1953年至1957年期間相繼建立了全國性的愛國組織和相應的領導機構。另一方面,又努力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初步認識并開始強調社會主義時期宗教的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復雜性以及宗教存在的長期性,適時地提出了“除個別地區外,宗教矛盾已經從既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又是敵對階級的矛盾,轉化為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基本上不是敵對階級的矛盾”的論斷[2]325,不斷批評和抵制“簡單急躁”、“用任何行政命令干涉宗教的錯誤作法”,使我國的宗教和宗教工作得以健康有序發展。蒙受挫折階段。這一階段的時間區間,是從1957年至1978年。1957年是我國宗教界開始開展反右派斗爭的一年,而1978年則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的一年。將這一階段稱作“蒙受挫折”階段是從總體上講的。如果考慮到蒙受挫折的量的差異,我們則不妨將這一階段再區分為四個小的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從1957年到1962年,這是一個“左”的思潮斷斷續續發展的階段。第二個時間段,從1962年到1966年,是“左”的思潮基本上占主導地位的階段。第三個時間段,從1966年到1976年,這是極左思潮占主導地位并且猖狂施虐的階段,也是我國宗教工作遭受挫折最嚴重的階段。第四個時間段,是從1976年到1978年。在這一階段里,隨著“四人幫”的垮臺,被“四人幫”歪曲、破壞的黨的“老”的宗教政策開始恢復[3]134,少數受到迫害的宗教工作領導干部、管理干部和宗教界人士開始得到平反昭雪,少數停止活動的寺觀教堂開始恢復活動。但由于“左”的思潮余毒的影響,整個宗教工作局面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觀。撥亂反正階段。這一階段的時間區間,是從1978年至1991年。197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開啟之年,而1991年則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進入新冷戰時代或后冷戰時代的一年。在這一階段,我國宗教工作的中心任務在于“撥亂反正”,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恢復老的政策”。

這種撥亂反正工作一方面是從宗教政策層面展開的,另一方面則是從宗教觀念層面展開的。然而,這一階段的撥亂反正工作畢竟是在對“文化大革命”和“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的極左思潮予以反思、對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和宗教工作有了新的比較清醒的認識的基礎上展開的,從而其內容并不限于“恢復”老的“傳統”,而是有所創新、有所前進的。正因為如此,在這一階段,各寺觀教堂不僅陸續恢復了活動,各宗教團體陸續召開了全國性代表會議,而且各項宗教活動和各項宗教工作的外在環境較之“文化大革命”前也顯得更為寬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貫徹得更顯徹底,宗教發展更加健康有序。穩步推進階段。這一階段的時間區間,是從1991年至今。在這一階段,我國的宗教工作因應國內外新的形勢,在前一階段撥亂反正的基礎上,與時俱進,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從實踐層面都臻于一個全新的境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氣象。從理論層面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宗教理論體系初現端倪。從實踐層面看,一方面,隨著《宗教事務條例》的頒布和實施,我國宗教管理工作開始全面駛入法治化的軌道;另一方面,隨著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逐步完善,我國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適應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二、新中國宗教工作的基本成就

至今,新中國的宗教工作伴隨著共和國的腳步已經走過了六十多個年頭。六十多年來,新中國的宗教工作,雖然其間也走過一段彎路,但總的來說還是不斷前行,并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的。我們不妨從下述五個方面對這些成就作出概述。首先,宗教立法逐步完善。早在建國之時和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就已經開始從憲法的高度來認識和處理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了。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權”。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不僅重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還強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總的來說,在建國初期以及隨后一個時期,宗教立法工作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整個宗教管理工作始終沒有進入法治化軌道。“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宗教工作遭到空前浩劫,固然主要由當時法治化水平較低和極左思潮泛濫所致,但與當時我國宗教工作幾乎“無法可依”狀況也不無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大背景下[4],宗教立法工作順理成章地提上了議事日程。至上個世紀90年代初,鑒于宗教領域撥亂反正工作已經大體完成,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于1991年2月適時地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了“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