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研究

（一）鄉村經濟統制與經濟掠奪

日本經濟統制與掠奪依然是近十年來淪陷區鄉村經濟研究的重點。但與以往相比，近十年來淪陷區鄉村經濟統制與掠奪研究不再限于宏觀地探討日本的經濟統制政策與掠奪，而是采取實證的研究方法，加強微觀研究。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個案分析來透視日本的經濟統制政策與掠奪。如胡華對日本的棉花統制進行了研究。周德華以吳江為例，考察了日軍在淪陷區掠奪糧食的種種方式。經盛鴻全面梳理了日偽政權在南京郊縣實施的對糧食、棉麻絲等農業資源的掠奪政策和“農業增產運動”及其后果。丁曉杰對日本在蒙疆地區實行的貿易統制政策、羊毛統制政策進行了論述。寶音朝克圖則從家畜統制政策、羊毛統制政策、糧食統制政策三個個案分別考察了偽蒙疆政權的物資統制政策。這種微觀的個案研究與宏觀的論述相比，能更加具體地反映日本的經濟統制與掠奪及其對中國經濟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二是通過對日偽組織的考察更加深入具體地論述日偽統制政策的貫徹與執行，體現了近十年來淪陷區經濟研究視角下移的趨勢。解學詩運用日偽檔案，詳細考察了滿鐵是如何充當日本對華北棉花、糧食等資源進行經濟統制與掠奪的急先鋒。他以滿鐵為視角解讀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統制與掠奪，堪稱對日本經濟侵略研究的創新。丁曉杰考察了日本為實行畜產統制政策而設立的蒙疆畜產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背景、經過、業務內容，從畜產經營機構這一獨特視角來揭示日本的掠奪性經濟政策。他對日本在蒙疆地區的蒙疆羊毛同業會、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華北綿羊改進會等的研究，填補了國內外史學界這一研究領域內的空白。他還考察了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的設立及活動，認為它在農業科研領域內配合貫徹日本的大陸政策。從日偽經濟組織的活動這樣一個較小的視角窺探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統制與掠奪，有利于我們詳細了解日偽經濟統制政策的具體實施，克服了以往宏觀概括性研究的不足，視角可謂獨特新穎。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這些以企業和科研機構面孔出現的經濟組織是如何參與了日本對華經濟侵略。

（二）戰爭狀態下的農副業生產

長期以來，淪陷區經濟研究“停留在革命化的耶揭批爺層面”，這對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是極其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使我們完全了解日本侵略下中國淪陷區的鄉村社會經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狀態，人們是如何生產與生活的。因此，我們需要對日本侵略之下的社會經濟實態進行微觀考察，探析日本侵略政策對于社會經濟的實際影響。近十年來在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主要涉及戰爭狀態下農村雇傭關系、農作物種植結構的變化、鄉村手工業的異變以及鄉村經濟的衰變。

李淑娟的《日偽統治下的東北農村》考察了淪陷時期東北地權結構的演變，認為日本通過“地籍整理”和百萬移民計劃，大肆掠奪土地，使地權高度集中，農村社會結構發生極大變化，即自耕農階層基本瓦解，佃農和雇農成為農村最大群體曰傳統意義的地主退出歷史舞臺，漢奸地主得以形成與發展曰日本移民成為東北農村的特權階層，使租佃關系在封建土地占有關系上有新的發展。于春英對偽滿時期東北的農業雇工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日本入侵使雇工經歷了諸如雇農數量激增、雇農內部結構變化、雇傭勞動在農業生產中所占比率上升、雇農群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雇工形態及雇工工資的變化、雇工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極為顯著的變化。她的研究還表明偽滿時期的水田面積和水稻產量逐年增加。然而這是日偽強制水稻種植導致的畸形發展，在水稻種植擴展的同時，東北農業卻處于衰退狀態。李淑娟深入分析了偽滿前期的農業危機、大豆生產的衰退、鴉片種植對農業生產的沖擊等。

華北淪陷區方面，王加華與王士花的研究頗值得注意。王加華考察了抗戰前后華北作物種植的變化趨勢，認為戰前以棉花為代表的經濟作物種植比率呈上升趨勢，糧食作物呈下降趨勢曰抗戰爆發后，棉花與糧食作物收益對比發生變化，棉花種植比率下降，小麥、甘薯、粟等糧食作物比率上升，這體現了農民對生存安全的考慮。王士花的研究同樣表明抗戰爆發后糧食的種植比例上升，但日本的侵略對華北的糧食生產產生了嚴重的破壞性影響，造成糧食播種面積及產量的減少。對于華北淪陷區棉花的生產，她認為盡管日本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軍的入侵嚴重破壞了農村的農業生產力曰日商控制棉花市場，壓低棉價，使農民種棉無利可圖，紛紛棄棉種糧，因而華北淪陷區的棉花生產銳減。她的新著《日偽統治時期的華北農村》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總結，展示了淪陷后華北農村社會實態的主要方面。

織布業、制絲業等是近代中國鄉村重要的家庭手工業。戰爭對這些鄉村手工業產生了什么影響，戰時手工業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形態，有學者對此進行了初步探討。彭南生提出了“半工業化”理論來描述抗戰前若干地區、若干行業中的鄉村手工業的發展，其理論核心是區域外市場的開拓和手工業技術的進步。而戰爭則破壞了鄉村手工業的發展機制，中斷了“半工業化”進程。顧琳認為戰爭撕裂了高陽織布業所依賴的外部關系網絡，使高陽的商人資本向城市轉移，而留在鄉村的織戶則難以繼續生產。日本侵略者試圖恢復織布業，但因原棉、棉紗的緊缺，均告失敗。與華北鄉村織布業的衰落不同，吳惠芬對江浙地區蠶絲業的研究表明，城市繅絲廠衰敗，而大量繅絲工人轉移到農村從事家庭繅絲業。在當時獨特的政策和環境下，鄉村的繅絲業得到一定發展，但其始終在日本的掌控之中，服務于日本的經濟統制與掠奪政策。

馬俊亞分析了戰時江南農村的衰變，人口銳減，大量耕畜被捕殺，農具被破壞，造成農業生產耕作失時，江南農村長期處于米荒中，蠶業、林業、棉業、漁業和手工業等副業經濟均慘遭破壞。戰爭打斷了江南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加劇了江南農村的貧困化程度。

（三）農村商業貿易與市場

學術界探討了各淪陷區之間、淪陷區與國統區之間的商業貿易往來、走私活動，以及淪陷區基礎鄉村的市場交易體系變動。周宗根考察了淪陷區以糧食為中心的南北物資交流。他認為，日本在占領區實行“分治合作”政策，日本對華北、華中物資交流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以華中的糧食支援華北的經濟開發和接濟華北民食。但華中“維新政府”與汪精衛政府對南北物資交流則比較冷淡。在淪陷區與國統區物資流動方面，齊春風論述了兩者之間的糧食走私活動。他認為，抗戰時期日本通過高價誘購、自設米行、奸商設行的方式策動糧食走私，大量的糧食從國統區流向淪陷區，造成國統區糧荒的局面，搶米風潮頻發，給國統區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日本的政治陰謀提供了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