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了政府管理戲劇的新角色

民國之前，除了有利于自己統治的戲劇活動外，統治者一般采用限制或禁毀的手段來管理戲劇。正如王利器所言：“我國的小說戲曲，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到宋代已經盛行，元、明、清三代更有很大發展。由于小說戲曲作者大都是接觸下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民間藝人，他們利用感情豐富的筆觸，揭露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激勵人民進行反抗和斗爭，這就引起封建統治階級的驚慌不安，對小說戲曲實行嚴厲禁毀的政策。”在古代，歷代統治者多將民間戲劇視作與廟堂文化相對立的文化，以“誨淫誨盜”、“廢業鬧事”等理由加以限制，官府多充當民間戲劇活動的限制者或禁毀者的角色。民國以后，隨著人們對戲劇認識的發展，政府在戲劇管理中的角色也悄然發生了變化。

（一）引導者：廣州市政府對戲劇活動的態度，在《廣州市政公報》中常有述及。１９２７年《廣州市教育局十六年份行政經過概況》一文指出：“戲劇本為社會教育之利器，有時亦足為社會教育之盜賊。故對于此種事業不能不加以特殊之注意，雖不能望其有裨風化，亦當不令其流毒社會，貽害青年。”⑦到了１９２９年，市政府又再次強調：“戲劇為國民公共娛樂之需，且為社會良好工具”⑧。可見，在當時廣州市政府眼中，戲劇不全是“誨淫誨盜”或供人賞玩的消費品，而是可以通過改良，成為教育民眾、改良社會的重要工具，可以加以引導。因此，在戲劇管理活動中，市政府開始充當引導者的角色。１９２９年，戲劇改良委員會明確提出了改良戲劇的十大原則：“（１）提倡科學化、民眾化、革命化的藝術教育，以破除一切宗教思想的謬見，養成團結協作之精神，確立革命的人生觀；（２）表演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兇暴殘忍，以促進民眾參加國民革命之決心；（３）提倡民主政治，打破封建思想，消減階級觀念，并藉舞臺演習四權之運用以培養民眾參與政治之能力；（４）提倡勤儉、耐勞、互助為人類生存之要件，打破驕奢、怠惰、自私之惡習；（５）提倡人類幸福均等，反對藉特殊勢力以凌壓民眾社會之蠻賊；（６）表演社會一切惡癖之毒蟲，以引導民眾從事于有用之職業，及趨向正當之娛樂；（７）提倡男女平等，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男女均有共同享受之權利，反對納妾宿娼之惡習，以尊重女子人格；（８）提倡純愛情的自由婚姻，打破買賣式的婚姻制度；（９）提示青年向上途徑，表演意志薄弱之可恥，鼓舞獨立奮斗之精神，藉以挽回厭世自殺之頹風，增進人生之興味；（１０）提倡人類自體應有完全發育之自由權，反對野蠻時代所遺留損害身體一切之裝飾”。

（二）規范者：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府通過各種方式規范城市戲劇活動，扮演了規范者的角色。首先是加大了對戲院治安的投入。戲劇進入城市劇場后，隨著戲劇受眾構成日趨復雜，加上時局動蕩，戰亂頻仍，引發的社會事件時有發生，規范演戲秩序便成為當時市政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工作，這在當時對戲院治安投入上有集中體現。如１９２５年關于南關戲院特務警長的委任；⑩１９２５年寶華戲院唱演鑼鼓大戲時派警保護并維持演劇秩序；???１９２６年市財政局考慮對各戲院的特警經費加大投入等。???其次是強化了對戲劇各利益主體的協調。在城市劇場，激烈的商業競爭必然會導致不同戲劇活動利益主體之間的沖突。戲院業主、投承商人、戲班班主以及同業公會等之間無不存在著利益的沖突和矛盾。戲院業主對高價租金的需求、投承商人對營業利潤的追逐、戲班班主對高額戲金的渴望、同業公會對演員利益的維護等等，都充斥在看似游戲人生、娛樂升平的演劇活動中。任何一方發生矛盾糾紛，都會影響演出質量和效果，甚至使演劇活動無法正常進行。為此，市政府通過行政指令加以規范，在各利益方之間所進行的斡旋，對各利益主體的矛盾沖突起到了類似緩沖器和潤滑劑的作用。最后對戲劇演出內容進行了規范。戲劇審查委員會成立之后，劇本送審成為例行公事。１９３０年《廣州市市政公報》總結道：“統計十年取締各劇、影戲類、全部禁影者，有《孔夫子》等四套。局部禁影者，有《妖光俠影》等十一套。準予放影者，有《飛劍俠》等一百一十七套。鑼鼓戲類，全部禁演者，有《魔緣動佛心》等三出。局部禁演者，有《神眼蛾眉》等十二出。準予開演者，有《十載假須眉》等五十四出。擬予獎勵者，有《雪國恥》等五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戲劇審查委員會準、禁演劇目逐漸增加，僅１９３３年５月至１９３４年５月一年中，廣州市內準演劇目共１９６個，禁演劇目７６個。

（三）服務者：隨著服務意識的增強，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府在戲劇管理中還扮演了服務者的角色。一方面，市政府提供技術、資金支持。清末民初，大批留學歸國、學有專長的人員直接從事于市政管理。廣州歷任市長中，孫科于１９１６年在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后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林云陔被派赴美國留學，入紐約州圣理喬斯大學學習法律、政治；劉紀文先后就讀于東京志成學校和早稻田大學；市政廳各局的課長、課員８０％以上為留洋學生；工務局工程師皆為歐美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城市戲劇管理上受西方影響，多從安全、美觀、文明、衛生以及戲劇藝術本身的內在規定性等方面來考慮，并投入大量的財政資金，改進戲劇舞臺照明、道具裝置等，大大提升了城市戲劇的演出效果。另一方面，市政府修建了各種公共娛樂場所，包括公園和游藝場，并在此基礎上興建了許多平民戲院和影畫院：“市政當局以歐美文化之邦，對于國民公共娛樂場所，靡不盡量建設，蔚成大觀。蓋欲納國民于正常娛場中，使之有活潑精神，并于不知不覺間輪進其優美之德育，故有目劇為美感教育者，實基于是。但本市近來對于此種正常娛樂，多所忽略，且各戲院所演者，多屬艷情神怪戲劇，而復昂收票價，對市民毫無美感教育之可言。故市政當局現擬特設平民戲院一所，選擇愛國革命及有美感德育之戲劇然后表演，俾于娛樂之中，而收感化之效，現已計劃一切，俟覓得適中地點，即行開辦云。”???將戲劇教育納入公民美感教育系列，通過藝術熏陶來改良社會風氣，這就是市政府管理戲劇的最直接目的。為此，市政府通過完善和增加各種公共娛樂設施、開展戲劇活動如在公園增設播音臺，邀請名家唱曲等，以推動城市戲劇活動的發展。顯然，市政府對戲劇功能的重新認識，大大改變了其在戲劇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作為城市的管理者，市政府憑借其強大的資源和權力優勢，在資金、技術和設施等方面對剛進入城市的戲劇加以投入和支持，將戲劇活動納入城市文化建設的總體布局中，充分凸顯了市政府在戲劇管理中的新角色、新意識和新思維，既強化了政府的政治意識形態，又促進了城市戲劇的發展。從戲劇的限制者、禁毀者，轉變為戲劇的引導者、規范者和服務者，市政府對戲劇的管理意識逐漸加強，戲劇的城市化程度也愈來愈高。

采用了管理戲劇的新手段

隨著商業劇院的興起，民國時期廣州戲劇活動已開始形成了一套較為有效的商業運作方式。演劇場所開始從傳統的廣場、廟臺向商業性的劇場演變與過渡，改善了戲劇的演出環境；觀眾群體不斷壯大，并呈現出不同的消費特征；劇場、戲班和演員作為戲劇活動中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相互之間已建立了較為成熟的商業合作機制；外江梨園會館、八和會館等行業組織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發揮了重要的管理和協調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市政府管理戲劇必然面臨巨大的挑戰，如果管得太緊，必然會影響戲劇市場的發展；如果管理力度不夠，又無法控制戲劇市場。因此，適時調整管理手段、完善管理模式，便成了當時市政府管好戲劇的必然選擇。

（一）行政手段：行政是民國政府管理文化最常用的手段。《廣州特別市娛樂場所戲班及藝員登記規則》的頒布，可以說是用行政手段對娛樂場所、戲班以及藝員的全面清查和規范。對于營業場所，要求提供包括娛樂場所名稱及所在地，設立人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址，設立日期及期限，娛樂種類，設備情形，每日開演時間，入場券最高及最低價格，繳納稅捐名目及數額等情況的登記申請書。對于戲班，要求提供包括班名，設立人姓名、年齡、籍貫、住址，成立日期及期限，演藝種類，班員各種角色及助手人數，班員待遇，戲金日計或月計總額及其分配，規約等情況的登記申請書。對于演員，要求提供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籍貫、住址、教育程度、演藝種類、加入戲班名、擔任何角色、受雇傭條件、每日每月或每年薪額等情況的登記申請書。???娛樂場所、戲班的主要負責人是設立人，全權負責戲班與政府部門的交涉，以及處理其他社會公關、交際、聯絡等事宜。政府通過自己的職能部門對院團進行管理，同時也維護了劇團和藝員的法人資格。此外，市政府還常常借助各種行會組織作為中介進行管理。早在光緒二年（１８７６），為了業務發展的需要，粵劇藝人就成立了八和會館。八和會館是伶人開展自主管理的行會組織。該行會組織有嚴格規范的管理制度，管理內容涉及戲劇經營發展的多個方面。廣州市政府在接管城市戲劇管理工作時，并沒有將其取締，而是作為政府管理戲劇的中介組織，表現了對原有戲劇管理模式的尊重。相對于古代官府的戲劇管理，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府對戲劇的行政管理，多采用宏觀的粗放式管理，尊重原有的戲劇業鏈，使得戲劇的發展實現了平穩的過渡。

（二）法律手段：除了行政手段外，民國時期的廣州市政府還通過法律手段對城市戲劇活動進行規范，包括對戲劇活動的組織建構、目標、職能、任務、內部分工、權責關系、活動方式、運行程序等進行了嚴格規定。如為了規范戲劇演出場所，市政府頒布了《修正影畫戲院章程》，對影畫院的演劇類型、戲院票價、繳納餉額以及承辦方式等做了明確的規定。???為了創造衛生文明的演戲環境，衛生局制定了《廣州市衛生局修正取締戲院章程》，規定戲院要按期灑掃清凈，保持座位、廁所、食物餐具的清潔，不得隨地吐痰，保持戲院通風以及規定觀演距離等。?為了加強對戲劇從業人員的監督和管理，市政府也制定了《廣州市取締演唱瞽姬簡則》?和《廣州市特別市娛樂場所戲班及藝員登記規則》等。此外，為了保證戲捐的征收，市政府頒布了《開投廣州市娛樂場院附加教育經費簡章》和《承投廣州市娛樂場院附加教育經費章程》?，對開投和承投娛樂場院附加教育經費的相關程序做了具體規定。

（三）經濟手段：隨著戲劇城市化的加強，戲劇的商業屬性被進一步凸顯，適應戲劇市場化發展，適時調整管理戲劇的手段，運用經濟手段管理戲劇便成為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府管理戲劇的新舉措。首先，通過加大財政投入，為戲劇市場運作提供保障。戲劇的城市化，需要相應的城市劇院等設施建設，而這僅靠戲劇藝人是難以實現。市政府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加大對戲院的財政投入，建立了許多新型戲院和平民戲院，為戲劇的市場化運作奠定了基礎。其次，通過限定票價，規范演出市場。針對戲劇市場化中唯利是圖、哄抬票價的現象，市政府還通過限定票價來規范戲劇演出市場，規定：“（影畫戲）院中座位最高券不過五毫者為甲等，每月餉銀大洋一百五十元；院中座位最高券不過四毫者為乙等，每月餉銀大洋一百二十五元；院中座位最高券不過三毫者為丙等，每月餉銀大洋一百元；院中座位最高券價有超過五毫者，每增一毫，每月增餉大洋二十五元，但所增之價，雖不及一毫，仍作一毫計算。”?１９２９年經市政廳１８１次市行政會議議決，對影畫戲院票價又做了如下限制：“市內影戲院所售票價原有限制，惟各院商人時有藉故高抬票價，殊與定章不符。茲查市府特于前日提出市行政會議議決，自后特種影戲院票價最多不過一元，甲種最多不過八毫，并令財政局轉飭各院遵照云”?。最后，通過征收捐稅，強化市政府對戲劇活動的管理。戲捐是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之一。據《廣州市政公報》記載，１９３２年５月廣州戲捐收入為９５２５７５元，占全部稅捐收入的２６％?；１９３２年９月份戲捐收入為９７９１３９元，占全部稅捐收入的２８％?。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份戲捐收入為８９６５８１元，占全部稅捐收入的２％?；１９３４年１１月份戲捐收入為８８２１８８元，占全部稅捐收入的１９％?。１９３５年１月份戲捐收入為１０７０１９元，占全部稅捐收入的３１％?；１９３５年２月份戲捐收入為１１０７９５８元，占全部稅捐收入的２２％?。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戲捐收入與當時各大戲院的經營狀況之間掛鉤，成為了市政府管理戲院有力的經濟杠桿。

當然，迫于經營捐稅壓力，戲院商人也常常提出減免餉捐的呈請，并與市政府展開了長期而艱巨的論戰。如１９２６年，海珠戲院因演戲籌款援助北伐，拒絕繳納娛樂捐教育附加經費。???但未獲得財政局的批準，理由是：“惟該商承辦本市娛樂捐肩餉甚巨，且此等附加教育費又系出自購券之人，似與籌款不受若何影響。現在借院演戲既系照常繳納租餉，則該商應收之附加教育費自應一并繳納，以免藉口。”１９２７年，戲劇游樂場同業維持會再次提出減免教育附加費的申請，此次申請仍以失敗告終???。１９２９年影畫院戲商們又提出：“查此項娛樂捐始自民國十三年劉楊秉政時之附加軍費，改為征收附加教育費之別名，闋后附加軍費業奉明令撤銷，而附加教育費因系別名依然存在。然附加教育費之章程雖許向觀客抽收，但畫院方面有種種困難及窒礙營業，寧由畫院吃虧認額包繳不收顧客。惟各畫院除已肩承巨大影戲捐外，復負擔娛樂捐附加教育費，因此虧折甚巨倒閉，隨之遂致全行岌岌朝不保夕。況每屆承辦捐商非常騷擾，而各院附加之額亦有加無已。”???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影畫院同業工會對于教育附加費的深惡痛絕，請求減免言辭懇切，但最后仍以失敗告終。市政廳給出的答復是：“批商華樂公司因征收手續發生糾紛系屬章程上一部份之爭執，與該項附加費根本問題絕無影響。前據財政局呈報辦理情形，業經令飭傳集各影畫院全體院商切實調解在案。現該商業工會呈控各詞殊多失實，所請撤消上項附加教育費一節似應毋庸置議。”???長期的糾紛無法解決，為了從根本上將教育附加費落到實處，也為了解決戲商和承捐商之間的長期矛盾，１９３０年，市政廳干脆做出決定，由財政局直接征收，不再批商承辦。???從上述事件來看，戲捐論爭是市政府與戲院商人之間博弈、對話的重要方式之一，市政府既通過規定戲捐、征收戲捐來強化戲劇市場的管理，又通過公文往來給予商人表達請愿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戲劇管理民主化發展。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府在戲劇管理上，由傳統單一的行政管理發展到行政、法律、經濟等的綜合管理，形成了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的管理機制，對于規范城市戲劇活動，扶植和培育新型的城市戲劇市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結論

對于身處城市商業文化中的傳統戲劇來說，市場化和商品化是必由之路。但與一般的商業或商品相比，戲劇活動是一種特殊的商業或商品，既有說教性與藝術性，又有經濟性。這種復雜性，使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府的戲劇管理，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民國時期，廣州政局動蕩，內憂外患頻仍，社會矛盾突出，但城市戲劇演出活動卻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個中緣由頗值深思。當時，廣州戲劇正處于從農村演劇到城市演劇、從傳統城市演劇到新型城市演劇的巨大轉型時期，市政府對戲劇活動的介入和管理，大大促進了城市戲劇的發展、轉型。從管理體制來看，戲劇審查委員會的建立，標志著戲劇管理體制的初步形成和最終定型。從管理職能來看，市政府通過對戲劇事業的重新認識和定位，一改之前作為限制者和禁毀者的角色，轉而扮演引導者、規范者以及服務者的角色。從管理手段來看，市政府擺脫了以往單一的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法律和經濟并用的管理手段，為戲劇適應市場競爭提供有力保障。民國地方政府在文化管理體制的探索和試驗過程中所確立的一些基本理念，對民國后期國家文化體制模式的確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對后來戲劇管理體制的建立提供了歷史的借鑒。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一時期廣州市政建設對于戲劇活動的管理始終彌漫在政治服務的氣氛中，也使得戲劇的發展潛藏著內在的危機。到了后期，時局動蕩，政府對戲劇的管理開始出現職能錯位，管理職責不清，既造成了行政資源的浪費，又違背了藝術生產的規律，使城市戲劇偏離了自身發展軌道而走向衰落。

民國時期廣州市政府的戲劇管理，是當時政府管理戲劇的一個縮影，也是傳統戲劇進入城市并逐漸被納入城市文化管理的代表。從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民國政府如何把現代市政管理的理念用于戲劇管理，而且也認識到現代的市政管理如何影響了戲劇發展的路向。這對于我們研究近現代以來中國傳統戲劇在城市發展的盛衰變化及其原因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作者：宋俊華 黃純 單位：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