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階級社會,人類社會的發展作為個人或個體發展史,歸根到底就是血緣政治與身份政治作為這個“關系網絡的小結”的斗爭史,只不過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和程度罷了。由于生產力水平制約,農業成為“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由于所處獨特地理位置,中華民族生存地域實際是一個封閉環境,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式農業文明。這種文明延續了五千余年,直到辛亥革命時期才發生革命性變革。了解了這個大背景,我們認為,從個人或個體發展史的角度,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經歷了農神社會、農本社會和農商社會三個發展時期。

一、第一個時期,農神社會時期

時間從遠古傳說時期至秦朝滅亡。農神社會,就是神權占統治地位的農業社會。這是一個氏族血緣政治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時期,是個體身份政治逐步發展、最終消滅氏族血緣政治的時期。秦朝建立是個體身份政治發展的成果。據說,遠古時期,“民神雜揉”,“家有巫史”,“民神同位”,顓頊作為氏族首領不能容忍這種現狀,“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于是,神回歸天上,天人相分。人們想要見到神靈或得到神靈啟示,只能通過巫、史等專門從事聯絡神、人關系的特殊人物。從此,社會對神的信仰便成為一種社會對于統治的權力,社會進入神權統治時期。夏人“事鬼敬神而遠之”。商人狂熱信奉神權,巫、卜史等連接神、人世界的祭祀人員地位崇高,可以左右王朝決策,紂王相信自己“有命在天”至死未悟。周人從紂王敗亡認識到“天命靡常”認為只有“敬德”“保民”才能江山永固,這實際是以人事解釋天命,是把“敬德”“保民”上升到“天帝”地位,祭祀仍然是國家頭等大事,但已更多地偏向祖先崇拜,其實就是把自己祖先當作神,周朝的神權統治,是通過天人合一實現的。

春秋時期,人們公開質疑神權統治。鄭國子產認為“天道遠”而拒談。孔子也“不語怪、力、亂、神”。到了荀子時候,人們已經只承認自然之天,強調人完全可以“制天命而用之”。這種天人觀念的完全合一,標志著中國古代社會完全擺脫了神權統治,天帝觀念漸漸淡出政治領域。農業把生產者固定于一定地域,形成以一定地域為活動空間的氏族血緣社會。氏族社會擁有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首領只能由氏族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舊首領的職位交接實行禪讓制度,等等。顓頊不準民神同位,絕地天通,就是由自己壟斷神權,神化自己統治。這是氏族內部出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開始。中國古代社會進入氏族血緣政治時期。

這個時期可以區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一）氏族血緣政治發生和形成階段

時間從三皇五帝至禹時期。按《史記》系年,顓頊是“三黃”之一黃帝之孫。堯屬于黃帝第五代孫,兩人都屬于“五帝”中人。當時人壽命不長,以堯在位28年傳舜、舜在位28年傳禹的概率計,堯在位距離黃帝在位百年左右,距離啟尚不到百年。由此而言,從黃帝脫離史前時期進入文明時期,到啟建立第一個真正意義的國家,不過二百年左右。這個階段,氏族血緣社會居于主導地位。舜很有號召力,“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此堯的首領職位就傳給了舜而沒有傳給堯的兒子丹朱。同樣,禹有治水大功,人們就不選舜的兒子而選舉禹成為氏族首領,等等。但是,氏族血緣政治已經形成。比如,鯀受堯命治水失敗被放逐羽山,最后死在那里。舜誅四兇,禹殺開會遲到的防風氏,等等,表明此時氏族社會公共管理已經具有國家公共管理性質。當然,私有制已經形成了。瞽陰謀害死前妻子舜,就是企圖把家產傳給后妻子象。禹之所以千方百計把首領職位傳給兒子啟,就是因為他非常清楚首領職位會給家庭帶來許多好處。

（二）氏族血緣政治發展和繁榮階段

時間從夏啟立國至西周滅亡。啟分天下為九州,設九牧,收貢賦,“作禹刑”,“大人世襲以為禮”氏族“公天下”變為父子“家天下”,已經建立了真正的國家。商滅夏,建立“予一人”專制統治實行宗法制與分封制相結合的血緣政治體制。所謂宗法制,就是商王把自己兒子區分為嫡、庶兩部分,確立嫡長子王位繼承制,其余均為宗子。宗子中又區分大宗、小宗,依次享受不同權力和待遇。所謂分封制,就是嫡長子在繼承王位后對于宗子分封,使他們享有相應的以國土為主要標志的權力和待遇。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禮作樂,把商朝宗法制和分封制更加完善化為等級制。所謂“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大宗維翰”,“宗子維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等等,都不過是商朝氏族血緣政治的繼承和發展罷了。

夏啟在征服有扈氏后把他們罰作“牧豎”強迫他們“牧夫牛羊”可見戰俘就是奴隸。在征服有扈氏戰前動員會上,夏啟威脅部眾如果他們作戰不努力就處死或罰作奴隸可知本族成員一旦成為罪犯等等也可能變成奴隸。奴隸的本質特征是沒有生命保障,隨時可能成為祭牲或殉葬。平時他們充作勞動力,歸屬于特定家庭。五個奴隸價值大約相當于一匹馬加一束絲。他們也反抗,追求自己作為人的社會身份和地位,但由于居住分散等原因只能是個體斗爭形式,無法與強大的氏族血緣政治相對抗。除此以外的所有人都由于血緣關系而成為本氏族或氏族聯盟成員,具有“國人”身份。國人不僅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向執政者提出執政建議,而且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進入執政隊伍甚至執掌國命。伊尹作為陪嫁家臣不僅執掌國命甚至放逐國王,傅說是一位建筑工人最終也成為執政者。他們的經歷典型地說明,氏族血緣政治使得國人身份政治在某種意義上充分實現。

（三）氏族血緣政治衰亡和個體身份政治發展階段

時間從平王東遷至秦朝滅亡。平王遷都洛邑,占地僅方圓六百里左右,過了百余年,又下降到不過二百里左右,僅僅與最小諸侯國相當,窮到向諸侯討乞過日子。諸侯實力強大,紛紛爭霸稱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陪臣紛紛執國命,廢立國君無常。氏族血緣政治秩序被完全打亂。周朝賴以存在的氏族血緣政治漸趨消亡。

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夏啟以前,土地毫無疑義屬于氏族公有。夏啟立國,他由氏族首領變為國王,氏族公田也就轉變為王族公田。國王通過政治權力掌握全國土地所有權,把土地按照血緣關系層層分封給各級貴族。各級貴族通過土地占有權和使用權,把土地分給本氏族的下層國人或奴隸耕作。周朝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實際上就是承繼了夏、商以來的王族公田制度,僅僅由于歷史發展而形式稍有變化罷了。所謂“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這種王族公田制度的具體實施。世卿世祿制度就是建立在王族公田制度上的氏族血緣政治具體體現。顯然,這種制度下土地是不能買賣的。

但是,至少在西周共和執政時期,土地就已經可以公開自由買賣了。當時一個叫裘衛的人用玉石等換取大量土地。莫非王土的“田里不鬻”制度破壞。隨后的周宣王宣布“不?c籍於千畝”廢除籍田典禮,建立在公田基礎上的世卿世祿制度也隨之動搖。到了春秋時期,魯國實行初稅畝,率先通過國家法律承認土地私有化。再后來,秦國商鞅變法開阡陌,重刑賞,不僅把土地私有化基礎上的農業作為國家財富的唯一源泉,更把土地私有化作為獎勵耕戰的最大動力。氏族血緣政治的經濟基礎實際已不存在。終于,公元前249年,秦滅東周,氏族血緣政治成為歷史。氏族血緣政治強調尊尊、親親即所謂“義”。統治者的利益訴求如世卿世祿等等被“義”掩蓋。厲王“好利”公開把原來屬于氏族公有的山林川澤霸為己有,不許氏族成員樵采漁獵,引起國人暴動。厲王被流并死于彘。后來,幽王烽火戲諸侯而被殺死于驪山,此后,諸侯蜂起突破尊尊、親親等血緣關系爭地以戰爭城以戰,真正揭示了“春秋無義戰”本質。義利之爭已不可避免。所謂百家爭鳴,說到底不過是義利之辯。要言之,儒家重義,屬于血緣政治派。墨家、法家、農家重利,屬于身份政治派。道家重自然,偏重身份政治。諸如此類。平王東遷以來,血緣政治已呈衰亡之勢,儒家主張難免逆潮流而動,孔子周游列國如同喪家之犬。反之,鑄刑鼎,筑金臺,李悝、吳起之徒,蘇秦、范睢之屬,則朝秦暮楚,擇善而從,奮其智能,風云社會。

如果說春秋時晉國趙鞅在戰前誓師是奴隸解放的第一聲號角,那么戰國時秦國商鞅變法則是奴隸解放的總動員令,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解放運動就此展開。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自己作為個體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作為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總結說,血緣政治本質上也是重利政治,父母之所以重男輕女就是重利典型。重利乃是人性使然,當時之世乃是“爭于氣力”的時代。這種對于身份政治的頌揚當然是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最后,秦始皇以焚書坑儒極端行為宣布了身份政治的勝利。

二、第二個時期,農本社會時期

時間從西漢立國至五代后周滅亡。所謂農本社會,就是以農為本以商為末因而崇本抑末的社會。這是一個禮教政治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時期。也就是皇帝血緣政治逐漸程式化、禮教身份政治逐漸從官僚社會走向民間社會的時期。唐天寶年間禮教政治開始衰亡。

任何社會只要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換。所謂交換即是商業,差別僅在于程度之間。春秋以前,人們不輕商。范蠡助越滅吳后功成身退就是以商為業。子貢作為大弟子也因經商成功而受到孔子夸贊。真正從理論和制度上以抑商為國策,是從商鞅開始,到韓非便公開提出“農本”、“工商末”口號。西漢初賈誼、晁錯等人把重農提到至高地位。漢武帝獨尊儒術尤其是重商代表桑弘羊被處死后,“天下以農桑為本”就成為歷朝治國理念。

崇農必然重土。這個時期統治者均十分重視直接生產者土地問題。董仲舒在提出獨尊儒術治國方略同時,就提出了“限民名田,以瞻不足,塞兼并之路”土地方案。漢時實行一夫五口,“治田百畝”的十一稅制度,甚至力圖貫徹孟子“五畝之宅”、“八口之家”理想。這種制度被稱為均田制,是反對土地兼并、因而有利于直接生產者個體小農的。西漢末年王莽“王田”制改革,東漢末年“張魯試驗”,歸根到底都是這種均田現實的理想化。西晉占田制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等等。這種以丁計田收取實物地租的方式與北魏、隋、唐實行的均田制度本質完全相同,差別僅在數量之間。北魏實行均田制,乃是北朝學習南朝經濟、文化結果,體現了中華民族經濟、文化大融合趨勢。隋、唐作為北朝入主中原,將這種大融合成果推廣于天下,更推動了中華民族經濟、文化大發展。總之,無論限田制、占田制還是均田制,都是一種平均主義土地制度,本質上都是保障個體農民能夠擁有均平的一小塊土地以發展生產。在當時,這種土地擁有方式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恰好是相適應的,因而不僅推動了兩漢社會發展,更促進了南北民族社會交融,待到唐開元年間,終于迎來了中國古代農本社會繁榮發展盛世高峰。

農民擁有均平的小塊土地后,其社會地位和身份本質上即已實現,所以能夠安于現狀過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園牧歌式生活。所謂天高皇帝遠,所謂桃花源,都是這種生活的理想反映。一旦土地兼并出現,這種生活就被破壞。因此土地兼并激烈之日,也就是農民反抗激烈之時。這就可以理解,黃巾大起義為什么恰恰發生在東漢末年土地兼并最激烈時候,西晉占田制破壞殆盡時社會大動亂就開始了。同時也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隋末戰爭破壞如此嚴重社會如此凋敝,僅僅經過短短的二十余年恢復就迎來了貞觀大治,僅僅百余年就把社會推向了堪稱當時世界第一的繁榮盛世。

秦始皇確立了皇帝郡縣制度,即皇帝制度和郡縣制度的結合。所謂皇帝制度,就是家天下制度。秦始皇希望家天下傳之萬世不絕,當然只能依賴血緣政治。但他在實際行政過程中又采取焚書坑儒、不封兒孫等激烈措施極端否定血緣政治。漢承秦制。劉邦認為正是秦始皇對于血緣政治的否定導致了秦朝二世而亡,因而他在殘酷誅殺功臣異姓王同時大封劉姓諸侯王。皇帝制度演變為皇帝血緣政治。待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皇帝血緣政治得到君君、臣臣社會倫理秩序的理論論證和認可,從此成為天經地義,無人可以變更和否定。朝廷延續只是血緣承繼,朝代更替不過是各種花樣翻新的“禪讓”結果。皇權變成一種至高無上自我封閉運行的程式化政治體制,中國古代社會也就發展成為一種皇權統治下超穩定共同體。

作為一種地方行政制度,郡縣制度早在春秋初期就已出現。公元前688年,秦伐?、冀戎,占領后設縣。同年,楚滅申,設縣。以后各國設縣設郡者漸多。當時目的僅僅是便于國君對于新占領地區管理。直到公元前514年晉國滅大夫祁氏和羊舌氏,將兩族采邑改設為十個縣,郡縣制才具有否定采邑制意義。采邑制是周朝血緣政治產物,是用人唯親。郡縣制則是用人唯賢,因而是身份政治體現。秦始皇實行郡縣制實際是給予天下人才以追求自己社會地位與身份的空間。漢承秦制,把這種皇帝制度統治下的身份政治演變成為皇帝血緣政治統治下的身份政治,導致了以后二千年官僚隊伍內部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蔽、流血或不流血的爾虞我詐爭權奪利,成功者所謂立身揚名風云歷史,失敗者難免身敗名裂甚至抄家滅族,實質都不過是皇帝家天下的維護者或犧牲品罷了。

大字不識的雇農陳勝竟然胸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鴻鵠之志”“不讀書”的市井小混劉邦也發出人生在世就應該象秦始皇那樣活著的豪語同樣“不讀書”的項羽也說自己可以取秦始皇而代之。這一切均表明當年秦始皇以身份政治激發的社會解放運動是多么深刻而徹底。正是這場深刻而徹底的社會解放運動,激勵著陳勝、項羽和劉邦等人奮起而亡秦族。漢興后,劉邦首先從政治上解放奴隸、約法三老,力求滿足直接生產者身份政治要求,然后通過“叔孫禮樂蕭何律”等血緣政治手段對于身份政治追求進行抑制。但是,吳楚七國之亂等事件表明,眾建諸侯的舊血緣政治形式已經不能滿足新的歷史條件下鞏固皇權要求。待到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獨尊儒術,全面推行禮教政治,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就真正開始了。

所謂禮教政治,就是根據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克己復禮”理論,標榜以孝治天下,力圖建立一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緣社會倫理秩序。它是先秦時期血緣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揚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血緣關系以及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身份的重新解釋與規定。由于禮教政治的實現,強化了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對于人們社會存在的作用。

這個時期可以區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一）禮教政治產生和實現階段

時間從西漢立國至東漢滅亡。董仲舒認為,明主臨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漢朝統治者深以為然,甚至以禮教約束自身言行。班昭以后宮寵妃身份親自撰書為女性提出禮教言行規范。朝廷通過鄉舉里選等途徑察舉孝廉秀才、征辟賢良文學,在為中下層人才提供實現身份政治機會的同時,把教化落實到基層。如,王祥因孝行感人被舉薦入朝為官,朱買臣因為通經而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社會由此漸漸形成尊孔讀經、孝悌相尚的良好風氣。士人群體甚至出現舉案齊眉佳話。甚至王莽以新代漢和平過渡成功,主要也是通過禮教政治途徑。

由于實現均田制,國家采取抑制土地兼并政策。除武帝征匈奴和東漢立國兩次不太長的戰爭時期外,廣大人民尤其農民基本安居樂業,社會呈繁榮發展趨勢。人們在物質身份政治要求實現后自覺地向著精神身份政治要求發展,禮教政治正是從血緣關系的意義上為其指明了現實可行的方向,因而很快就形成禮教社會潮流。民間涌現二十四孝之類許多感人故事,東海孝婦故事甚至感動上天。皇帝血緣政治漸漸成為自我封閉運行的程式化體系。王莽新朝覆亡與劉秀東漢復辟,皇帝血緣政治實際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桓、靈年間朝廷公開賣官鬻爵,貪污遍地,宦官弄權,黨禍慘烈,但皇位依然穩固。獻帝實為傀儡,但仍有“令諸侯”作用,梟雄如曹操也不得不屈尊俯事。禮教政治君君、臣臣的社會等級倫理為君、臣設置了雙方無法逾越的制度和道德規范。

（二）禮教政治發展和繁榮階段

時間從三國鼎立至唐開元年間。三國鼎立,戰禍慘烈,生靈涂炭。所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千里無雞鳴”。何談身份政治?待到西晉統一后實現占田制,后來晉室南移偏安江左,人民生活漸趨安樂,出現“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田園詩般生活場景。再后來,隨著北朝實現均田制,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因時制宜繼續發展,廣大人民生活漸趨富裕,“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甚至出現押解官私縱重刑犯人歸家省親、約定日期自回長安服刑而無一人爽約的千古佳話。廣大人民禮教身份政治本質上充分實現。

司馬父子篡魏立晉,直接褻瀆禮教政治,在官僚尤其士人群體造成極大意識混亂。由此形成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否定和反抗禮教之流。流風所及,世風驟變,玄風大行,清談成為時髦。自魏以九品中正制選人任官,上品無寒門,下層身份政治之途被阻遏。世族占據高位,“以空虛宏放為爽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風俗淫僻,恥尚失所”無禮教政治可言。與此同時,北方卻在通過禮教政治加速自己社會發展。待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打擊門閥世族,禮教政治重心已經由南方移向北方。唐太宗完善隋煬帝首創的科舉取士制度并確立為治國之長策,輔之以重修族譜等等,九品中正制度成為歷史,世族受到制度建設的沉重打擊,從此走向衰亡。科舉制為廣大讀書人尤其寒門士子提供身份政治通道,激發了他們指點江山、風云歷史的書生意氣,寒門士子作為群體從此走上歷史舞臺。

（三）禮教政治衰亡和蛻變階段

時間從唐天寶年間至五代后周滅亡。天寶年間,農本社會的農、商矛盾漸趨激烈和表面化。安史亂起,農本社會繁榮不再。朝廷與藩鎮之間,藩鎮與藩鎮之間,朝廷、藩鎮與社會之間矛盾越來越尖銳,戰爭頻仍,民不聊生。總體上社會無禮教政治可言。終于,黃巢起義爆發。這是一場社會追求身份政治與皇帝血緣政治的全面較量,意味著唐朝作為一種舊的皇帝血緣政治的消亡。由于禮教政治代表以清流身份被投諸黃河濁流,也標志著農本社會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禮教政治作為一種統治社會的意識形態結束。一直到趙宋立國,伴隨著整個社會始終無序的戰亂,禮教蛻變為理學。于是,理學作為意識形態統治社會的時期就開始了。

三、第三個時期,農商社會時期

時間從宋朝建立至清朝亡。所謂農商社會,就是農商并舉但實際重商輕農的社會。這是一個理學政治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時期。皇帝血緣政治理學化和身份政治綱常化,使得理學政治阻礙著歷史發展。唐玄宗開元年間,百姓由于殷富就已在日常生活中開始拒絕實物交換到了天寶年間更是錢重物輕。作為一般等價物,貨幣在日常生活中地位提高意味著商業地位提高。德宗建中二年實行兩稅法,以“財富為差”取代“丁身為本”,以貨幣稅取代實物稅,國家通過立法正式承認商重于農。但在治國理念上,國家仍然堅持以農為本。商重與農本的矛盾,意味著國家農商并舉實際重商輕農,農商社會于是形成。

宋初以兩稅為正賦,五代時所謂陪錢、地錢、食鹽錢等苛斂作為常賦。常賦中許多屬于商稅。當時北方長駐重兵,而糧食主要產地在南方,國家為了南糧北運不得不采用“入中”等商業方式。隨著歷史推移,兩稅逐漸演變為土地稅。國家不僅制訂相關政策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甚至采取各種方式推波助瀾。在糧食等各種農產品成為商品因而全民重商的同時,各級各類官員也以不同方式投入商業大朝。北宋宰相呂曼卿、晏殊等都熱衷經商牟利,何執中、夏竦等甚至“見利忘義”。宰相如此,其他遑論!面對官僚群體“敢于爭利而不敢為孝”現實朝廷無可奈何之余也不再忌諱。宋真宗作勸學詩,以“書中自有黃金屋”相號召,商業行為已經官學化仕途化了。南宋高宗時宰相沈該“比在蜀郡,買賤賣貴,舟車絡繹,不舍晝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蓋方言以商賈為本也”。

由此可知蜀地商業發達至少在北宋末已經取代農業稱“本”。總之,兩宋時期從個人到社會、從朝廷到民間,無不滲透著商業氣息。商業社會實際已經形成,只是朝廷仍然堅持以農為本治國理念罷了。元祚短促。大體因循兩宋。朱元璋出身貧苦農家,深知農業對于國計民生之重要,立國之初就宣布“以農為本”。他不僅嚴厲打擊商人,甚至實行海禁。其子孫遵循祖宗之法,大體也是實行崇農抑商國策。但是,民間商業發達,到了嘉靖年間社會甚至已經“喜商不事農業”。朝廷國策與社會實際發展矛盾甚至對立。清朝作為少數民族居于統治地位,總體繼承明朝以農為本治國理念。雍正即位第二年就大搞井田制試驗,應該是典型事例。總之,由于朝廷堅持以農為本,元、明、清三朝總體對于商業發展進行遏制,阻礙著歷史發展。

安史亂后,皇權日益被官僚群體、宦官集團或藩鎮勢力所操控,最后朱全忠滅唐取皇權而代之。五代十國實際是一個身份政治普遍戰勝舊的皇帝血緣政治的時代。所謂“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耶”的宣告正是這種社會現實的反映。這種宣告與陳勝“鴻鵠之志”異曲同工,表明整個社會也正象陳勝當年處于全民社會解放運動時候。其結果就是趙氏在建立皇帝血緣政治后,不得不宣布“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種皇帝血緣政治向士大夫身份政治的妥協與調和,本來應該產生與這種社會存在相適應的嶄新社會意識。遺憾的是,當時社會尤其士大夫群體仍然堅守著以農為本的禮教政治成就。于是理學應運而生,理學政治時期也就到來了。程頤標榜“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天理也”。朱熹發揮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以為三綱,其紀之以為五常”這些三綱五常關系“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

據此,他們標榜“義”、“節”,否定“利”、“欲”,宣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把人們一切行為都限制在僅僅維持肉體生存、把人們的精神追求降低到肉體生存之下。這種頗具老子哲學意味的理學實質就是把人類最基本的血緣關系如父子關系上升到天理高度,把君臣關系等同于父子關系并使之綱常化,力圖建立一種絕對皇權的三綱五常社會倫理秩序。以此而建立的理學政治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血緣關系尤其是皇帝血緣政治的強化,是對于身份政治的否定。

這個時期可以區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理學政治形成階段。時間從北宋初到南宋亡。唐玄宗和宋徽宗都親自注釋《道德經》,意味著統治者力圖運用愚民術維護自己的血緣政治。理學是儒學與老學結合的發展成果。奴婢制度廢除,田農主客依附身份廢除、科舉取士規模擴大,工、商與士、農身份平等,等等,標志著身份政治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等等實質都是以農本社會為理想,因而客觀上都是阻礙歷史發展的。改革與反改革之爭只是政治派別之爭。即使代表商業發展的所謂事功派本質上也沒有超越農本社會理想。士大夫自覺走向民間,以社會為己任,默默履行著朝廷沒有顧及或無法顧及的治國平天下職責。《呂氏鄉約》、《袁氏世范》、范氏義莊等等作為修身齊家、德風社會的典范,為人們開辟了追求身份政治的新天地。程朱理學形成。理學政治發展階段。時間從元朝建立到清鴉片戰爭之前。

元朝以理學為科舉考試內容,理學由學術走入政治。朱元璋強調“治國以教化為先”以朱熹是非為是非,用八股文而科舉取士,仕途完全理學化了。王陽明發揮程朱理學“誠意”內涵,強調“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理學更加主觀化了。綱常身份政治在嘉、隆、萬時期勢盛,張居正甚至凌駕于皇權之上(這似乎是“王與馬,共天下”的簡單翻版)。仕途失意者走向民間,通過教書或著作等方式自覺成為理學宣傳家和衛道士。馮夢龍、凌蒙初、湯顯祖是其代表。康熙贊揚朱熹“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學之傳,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之規”,非理學“不能治萬邦于衽席”,“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伴隨著嚴酷文字獄,清朝的理學教化演變成為理學政治和文化專制,身份政治完全綱常化了。理學政治衰亡階段。時間從清鴉片戰爭開始至辛亥革命。

自國門被大炮轟開,理學政治衰亡階段就到來了。統治者維護血緣政治不惜屈辱賣國,殘酷鎮壓人民身份政治追求。理學政治的腐朽與反動本質越來越暴露,國破家危現實激勵人們突破綱常身份政治,追求新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終于,隨著清朝血緣政治在武昌起義的槍聲中垮塌,理學政治也就漸趨消亡。

四、結語

明人陳邦瞻指出:“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這是筆者所見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至明朝時)最早也是最準確、最明了的分期。所謂“七國為極”、“五季為極”正是前后兩個不同時期消亡與發生同步交替進行的狀態與時間。陳邦瞻是明朝人,他不可能看到明以后歷史發展,因而也就不知道宇宙風氣至1840年后又一大變。由于鴉片戰爭,中國古代社會已經開始走到盡頭。當國門被外國大炮轟開,世界新風一掃萬馬齊喑的沉悶。睡獅的覺醒以向西方學習為標志。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從改良到變革,七十年吶喊和奮戰,皇帝血緣政治被送入墳墓。

當周公制禮作樂確立敬德保民治國理念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就確立了以“人”為中心。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解放運動為這種治國理念確立掃清了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障礙。百家爭鳴中各家標新立異互不相讓,無不以“人”或“民”為自己立論出發點和歸宿。這是一場借復古以革新的真正思想復興,其對于社會發展的革命推進和社會意識的深刻發展,較之歐洲文藝復興表現更直接影響更深遠。遺憾的是,隨著儒家思想被確立為統治思想,統治者對于人們教化隨之強化。理學以儒家道統自居,孔子日益被神化,儒學也就日益蛻變為儒教,統治者思想教化也就日益演變為政治和文化專制。中國人的人性日益被扭曲,人格完全奴化了。因此,真正“人”的解放應該是首先“改變他們的精神”。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政治革命所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須進行一場全面而徹底的社會解放運動。從這種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僅僅是這種社會革命的第一步。隨后,五四運動應運而生。再后來,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為建立新中國而進行的斗爭,實質就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繼續。這種斗爭使得中國人民堅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隨著新中國建立,中國歷史發展的社會主義時期就開始了。從此,人們之間的血緣關系就真正成為人與人之間親情關系,人們對于自己在社會中地位和身份的追求轉變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社會真正主人。總之,血緣政治和身份政治已經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可能,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也就真正終結了。

本文作者：王志東 單位：中共湖南省委黨校 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