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意識

根據高校課堂研究性這一特點，要求學生在課內多動腦子，多提問題，配合老師的課堂教學。有沒有高校意識，是區別中學生與大學生的根本標志。高校學生要學好現代文學，必須首先樹立這種意識。在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也應該具有反問意識。朱自清有一篇著名散文《春》，其中這樣描寫春花：“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這是一段歷來被稱道的景物描寫，然而這里是有問題的，卻很少有人指出來：那就是桃花、杏花、梨花不可能同時開放。民間諺語說：“桃花開，杏花敗，梨花開開做買賣”就是明證。之所以長久沒有人指出這一問題，就在于人們長期以來對大師、對書本的迷信。

二、三種精神

（一）敬業精神

敬業精神就是一個人對自己所從事事業的敬畏負責和執著。朱熹說：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敬業精神也是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基石。早在20世紀初，魯迅先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四億人生著一種病，那名稱就是馬馬虎虎，不醫好這個病，是不能救中國的。魯迅的敬業精神體現在他對讀書的熱愛與時間的珍惜。胡適先生曾寫過《差不多先生傳》，批評當時的國人缺少認真的精神。中國人整體缺乏認真的敬業精神與傳統的農耕文明有密切關系。工業文明是指工業社會亦即未來學家托夫勒所言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它貫穿著勞動方式最優化、勞動分工精細化、勞動節奏同步化、勞動組織集中化、生產規模化和經濟集權化等六大基本原則。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重大區別就是精確與模糊的不同。工業文明的六大基本原則都要求精確、認真，而精確、認真的基礎就是敬業精神。相對于工業文明而言，傳統的農耕文明則是松散的、孤立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聯系不像工業社會那樣緊密。

（二）學術精神

大學生必須有學術精神。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本質區別就在于：高校課堂教學的本質是研究性的。所謂學術精神就是要敢于針對某一學術問題有根據地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主張或理論，就是不迷信權威。人們對權威普遍懷有崇敬之情是正確的。但是這種崇敬如果無限制地膨脹，就必然導致神圣化和迷信化。在思維領域，不少人習慣于引證權威的觀點來驗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不假思索地以權威的是非為是非，一旦發現與權威的觀點或看法不一致，便認為是錯了，并且大加撻伐，這就是思維定勢中的權威定勢。在傳統社會中，權威定勢的強化主要是通過統治集團的有力培植來實現的，以此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扼殺反叛意識。因為在傳統社會中，統治集團本身就是各種權威的總代表。自身權威的鞏固必然會在整個社會中產生一種導向，使得普通民眾對于各類權威望而生畏。東西方在強化權威定勢這一點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中世紀的西方，《圣經》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教會運用各種手段來維護《圣經》的神圣地位，其實質是維護教會的權威。有一次，一個教士借助望遠鏡看到了太陽上的“黑子”，而按《圣經》的說法，太陽是圣潔無暇的天球，是絕不會產生“黑子”的。最后，那位教士自言自語地說：“幸好《圣經》上早有說法，不然的話，我幾乎要相信自己親眼看見的東西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統治集團為了維護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拼命地吹捧孔子，把他的言論作為官員考試的標準答案。其實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因為儒家學說就其本質而言是保守的、是維護權威的。更為露骨的做法是：統治階級刻意神化自己，直截了當地說自己是“真龍天子”。例如漢代的劉邦就是龍種，三國時的劉備之所以長期被美化，就因為他也是“龍種”。這實際上是在強化君王的權威。學術精神要求對名家名篇實事求是地做出判斷。魯迅先生有一篇雜文《答KS君》，其中這樣批評章士釗：“至于這一回，卻大大地退步了，關于內容的事且不說，即以文章論，就比先前不通得多，連成語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況’之類。”魯迅在此批評章士釗連成語也用不清楚是不對的。“每下愈況”和“每況愈下”都有越來越糟的意思，章士釗并沒有用錯，而是魯迅批錯了。這是學術精神的匱乏所致。一般中小學老師不可能沒這種常識，但是之所以不指出來，主要是不敢批評名家，不敢對名篇提出異議。

（三）創新精神

所謂創新精神就是對現有結論的不滿足，做勇敢的探索者。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思想中，常常鼓勵學生用自己的頭腦獨特地思考問題。魯迅在文學創作中最突出的就是創新精神。茅盾說：“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上去試驗”。以他最著名的小說《阿Q正傳》為例。在這篇小說中就有四大創新，分別是體例創新、思想創新、筆法創新與詞匯創新。首先看體例創新，僅小說的名稱就體現出一種大膽的首創精神，那就是《阿Q正傳》這一名稱不符合中國傳記文學的體例。中國古代的傳記文學，特別是人物傳記，總是先寫某人、字某、籍貫、家庭狀況，等等。而魯迅卻是在為一個不知道姓甚名誰，甚而連籍貫也模糊的人寫傳。從傳記文學的角度看，這的確是一篇不倫不類的“四不像”。然而就小說達到的思想高度、藝術高度和文化高度來說，卻遠遠高于那些“既倫又類”的正宗傳記文學。從傳主的身分來說，阿Q既非達官貴人，也不是英雄豪杰，更不是帝王將，而是一位“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的農村打工仔。他有什么好傳的？為這種人作傳，魯迅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人。就算寫小說，以阿Q們做主人公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也是罕見的，更別說是作傳。

從傳記文學的內容來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從來樹碑與立傳并舉。樹碑是將傳記的梗概刻在石頭上給鬼看，也給人看。就是將主人的功德、官級、財富作為主要內容。但是，魯迅在這篇小說中所寫的幾乎都是阿Q不甚光彩的東西：賭博吃酒，欺負弱小者，侮辱小尼姑，調戲女傭人，晚上看戲的時候對女性觀眾實施性騷擾，還有一些偷雞摸狗的勾當。從小說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魯迅一反傳統傳記文學的慣例，把文學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阿Q之流請入文學殿堂，為底層貧民爭得了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席之地。其次就是思想創新，阿Q這一國際級的藝術典型，其故事之所以不斷被“克隆”、開發和復制，關鍵就在于阿Q形象的原創性。其中最有價值的就是思想原創性，魯迅在這篇小說中率先提出了“精神勝利”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其意義在于首次揭示了人類精神的普遍弱點之一：不愿意承認自己的失敗，為失敗尋找種種理由，甚至將失敗化裝成勝利。其三是筆法創新，具體說就是用雜文的筆法寫小說。首先是敘述事件前的諷刺性議論，小說開頭就說：“我要給阿Q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這足見我不是一個立言的人，因為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究竟誰靠誰傳，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而終于歸結到傳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這是對廟堂文學的絕妙諷刺。還有講故事前的諷刺性議論：“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都可以做圣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商是妲己鬧亡的；周是褒姒弄壞的……而董卓可是的確給貂蟬害死了。”在這里，魯迅對“女人禍水”論進行了辛辣的諷刺。雜文筆法的第三種是夸張，阿Q與小D單打獨斗居然持續了一個小時，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典型的夸張手法。其意義在于凸顯阿Q的糊涂，將自己找不到工作的憤恨遷怒到小D身上。有的學者把這篇小說稱為雜文小說，就在于大量雜文筆法的運用。其四是詞匯創新，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魯迅先生在他的文學作品中特別善于組合新詞，這是由他機智幽默的個性、獨特的觀察和體悟事物的方式決定的。在《阿Q正傳》中就出現了一批新詞，如：速朽、九分得意、淺閨、真本家、精神勝利等。這些新詞匯的運用，是魯迅創新精神的具體體現。表達了魯迅對生活的獨特體驗和情感。語言的發展最明顯地反映在新詞匯的產生中，沒有詞匯的創新，就沒有語言的發展和豐富，也沒有文學的進步。

三、學好現代文學的具體方法

（一）培養興趣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知者。對于初學現代文學的學生來說，培養興趣至關重要。因為出于興趣的學習，是一種主動行為，是一種幸福。愛因斯坦說：對一切來說，熱愛是最好的老師，它遠遠勝過責任感。魯迅從小就對文學藝術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喜歡民間藝術特別是傳說、繪畫，還經常聽祖母和長媽媽講故事。在課余廣泛閱讀各種雜書：小說、野史、筆記。他不僅關注歷史和人事，也注意觀察自然。在他筆下的百草園中，有碧綠的菜畦，紫紅的桑椹；蟋蟀彈琴，油蛉低唱，還有像人形吃了可以成仙的何首烏；人形蛇身的美女蛇傳說，等等。

（二）讀

學習現代文學最有效的方法是大量地讀，大聲地讀，有表情地朗讀經典文學作品原著。讀不讀原著的問題是思想能不能深刻的問題。恩格斯特別重視閱讀原著，他說，系統閱讀“研究原著本身，不會讓一些簡述讀物和別的第二手資料引入迷途。”朱熹強調“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要多讀數遍，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學好現代文學最有效的具體方法就是下大功夫細讀文本。特別是對于魯迅的作品而言。今天的青年學生很難讀懂魯迅的作品。網上說中學生有三怕就是最好的注腳：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樹人，三怕寫作文。魯迅作品之所以難懂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深厚的國學功底；其二是他機智幽默的個性；其三是巨大的文化含量。通過細讀文本，培養語言直感，逐步提高鑒賞能力、批評能力以及寫作能力。一個讀書多的人寫出的文章不可能顛三倒四，語句不通。建議學生每天都要抽出半個小時高聲朗讀經典文學作品原著。就像李陽的瘋狂英語一樣。

（三）記

這個過程要與高聲朗讀經典作品原著同時進行。說起來挺簡單，其實很難堅持，這是對一個人敬業精神的巨大考驗。所謂“記”就是要抄書，要批，要評。毛澤東堅持“不動筆墨不讀書”。要隨時隨地把讀書過程中遇到的精彩段落、警句和詞匯抄錄下來，還要經常翻看。使這些材料成為以后寫作的有效資源。抄書是很有用的。魯迅從小酷愛讀書并且一直有抄書的習慣，這是魯迅作品之所以難懂的文化根源。魯迅下大功夫抄過古碑和佛經。魯迅抄古碑是在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幾乎每天晚上都做著輯校古籍、抄古碑的工作。1913年他抄《易林》、《稽中散集》之類的書，1914年多抄佛學著作。僅1915年到1918年，魯迅輯校石刻共790余種，計手稿1700余頁。

（四）掌握記憶方法

記憶方法分機械記憶法和邏輯記憶法。其中機械記憶是邏輯記憶的基礎，邏輯記憶是機械記憶的升華，兩者相輔相成。常用的機械記憶法有五種：表格記憶法、要點記憶法、分類記憶法、例證記憶法、反復瀏覽記憶法。

（五）思

所謂“思”，就是要思考、辨別和整合。思考的時候要有懷疑精神。亞里斯多德說：思維自驚奇和疑問開始。朱熹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卻要無疑，到這里方是長進。”理學在中國文化史上起過很不好的作用———“存天理，滅人欲”口號的提出。是對女性的極大摧殘。但是，程朱理學在治學方面卻有一個光榮傳統———“窮理”，“窮理”的具體方法就是懷疑精神。懷疑精神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種稀有的精神財富，但卻是西方知識增長的一種原動力。

（六）寫

所謂“寫”，就是寫文章，就是研究。作為師范生，一定要培養自己自覺寫作的習慣。就傳統的語文教學而言，聽、說、讀、寫四種能力中最重要的就是寫作能力。一個教師能不能成為大師，關鍵要看其寫作能力，因為寫作能力決定其研究能力。現在絕大多數學生不喜歡寫作，甚至害怕寫作，這是語文教學的最大損失，這主要是教師灌輸的寫作理念所致。要而言之，學習方法有千萬種，關鍵是要持之以恒地不斷實踐，要科學地運用這些方法并不斷總結自己的經驗，從而達到學習效果的最大化。

本文作者：馮慶堂 單位：開封教育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