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然災害風險特點

相對于普通風險而言，自然災害風險具有以下主要特點。（1）發生頻率低。一般災害事故在一年中發生的頻率可能為幾十次，而自然災害風險發生的頻率可能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遇。因而在理論上損失概率分布屬于“厚尾分布”，即尾部數據或極端數據出現的概率相對較大，而其參考對象一般是正態分布。因此，相對于正態分布來說，有更厚的尾部以及更尖的峰是厚尾分布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使得自然災害風險的預測更加困難。（2）損失嚴重。自然災害風險的發生給世界各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一般認為，災害造成的損失會隨著災害自然強度的增加而成指數型上升，而且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多和日益集中，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將越來越嚴重。給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帶來破壞性的后果。以2011年日本東部大地震為例，這次地震給日本經濟帶來16萬億～25萬億日元的經濟損失（約1850億～3080億美元），約占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6%～6%。（3）偶然性。自然災害的發生在時間上和地點上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即自然災害風險的發生與否、何圖3自然災害風險的“厚尾分布”時何地發生、損失大小都難以預料，其突發性和極端性使得很難觀測和獲取損失數據和樣本信息，使得人們無法知道其客觀的發生概率，如地震的發生就很難準確地預測。（4）風險個體的高度相關性。普通風險通常只會影響一個或幾個風險個體，但當自然災害風險發生時，將會造成在同一時間或時段內，大范圍、大面積、大量風險個體相同或相似的嚴重損失。這時，自然災害風險個體之間不是獨立的，而是呈現高度的正相關性，也就是所謂的“風險累積（accumulationofrisk）”。因為風險累積，自然災害風險發生時，同一區域內大量個體同時出現風險，不滿足個體損失分布相互獨立的要求，真實損失偏差往往大于三個標準差，這種高度相關性使風險個體之間相互分散的效果就大大削弱。因而，“損失積聚”被認為是自然災害風險的一種重要特征。這也是造成上述自然災害損失嚴重性的主要原因。保險的本質是將風險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轉移，并通過風險分散來實現這一目的。而保險只能在可保性的限制范圍內運作，因此自然災害風險若通過保險手段分散風險，可保性分析是其核心。下面重點探討自然災害風險的可保性問題。

2精算標準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可保性分析

2.1精算標準下的可保風險

在保險經濟學文獻中，對風險的可保性有大量的研究。對于一般風險而言，傳統的可保風險理論主要是從精算或者數理統計的角度分析的。保險經濟學大師卡爾H.博爾奇（KarlH.Borch）于1974年提出判斷風險的可保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1）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2）風險潛在損失是否過大。（3）損失概率與大小的模糊性（ambiguity）。斯科特E.哈林頓（ScottE.Harrington）和格雷戈里R.涅豪斯（GregoryR.Niehaus）提出影響風險可保性的成本因素主要有三方面：（1）保費附加成本，反映了保險公司的管理成本和資本成本。（2）逆向選擇。（3）道德風險。休斯頓于1964年提出可保風險須滿足以下六個條件：（1）有大量同質的風險單位存在，這是大數法則應用的前提條件。（2）風險必須是純粹性風險。（3）風險必須是偶然的、隨機的，即風險損失是不確定的。（4）風險單位是相互獨立的，即保險標的不能同時遭受損失，風險的發生不能是相關的。即不存在承保人責任積累問題，以滿足“大數法則”的統計假設。（5）保險費應是被保險人在經濟上能承受的。（6）風險的模糊性、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內。瑞士再保險公司在巴魯克柏林（BaruchBerliner）的基礎上，分別從保險統計與精算、市場狀況以及社會因素三個方面提出了可保風險標準，見表1。

2.2精算標準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可保性分析

顯而易見，對于“風險/不可確定性、損失事件、最大損失、平均損失、損失頻率、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標準，自然災害風險均不滿足。（1）自然災害風險的突發性不滿足風險的可測性標準。自然災害的發生在時間上和地點上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統計上難以做出有效的判斷，因此存在模糊性。羅賓M.霍加斯（RobinM.Hogarth）和霍華德昆路德（HowardKunreuther）通過問卷式調查，研究了保險精算師在針對模糊概率與非模糊概率時做出的不同決策，結果表明，當風險是模糊的時候，精算師制定的保費遠遠高于非模糊的風險，則計算出保費可能高于精算公平時的價格。（2）風險個體的高度相關性不滿足損失事件相互獨立性標準，地震、洪水、風暴潮等會影響十分廣大的地區，可能使幾個?。ㄊ校?、數億人同時受到不利影響。（3）從最大損失和平均損失的角度來看，世界每年平均自然災害損失達數百億元，自然災害風險產生的損失是全球保險業難以承受的。損失的嚴重性不滿足的最大損失是可負擔以及平均損失適中的標準。（4）自然災害風險的損失頻率較低，也不符合頻率較高的標準。（5）從保險統計精算的逆選擇因素考慮，在私人保險市場中，自然災害風險的保險存在嚴重的逆向選擇。可以預料，處于高風險地區的人們更傾向于購買保險，而低風險地區的人們不愿意購買，使得保費按照高風險地區的風險制定，又進一步將低風險地區的人們趕出自然災害保險市場。同時，道德風險會對自然災害保險產生不利影響。當投保人購買了保險后，他們往往缺乏足夠的激勵進行風險防范，而因為自然災害損失發生后很難確認并且損失數額有可能被夸大。

2.3采用數量方法，通過對自然災害風險成本的測算分析自然災害風險是否可保

假設：H為自然災害災害強度因子、F為自然災害發生的概率、V為被保險財產的脆弱性因子、IV為被保險財產價值、EPL為預計的期望損失、D為財產的損壞比例。顯然，D=H×V，而EPL=D×IV。于是，保險公司的年平均損失：EL=F×EPL=F×H×V×IV。EL就是保險公司經營自然災害風險的純保費P，而保險公司的總保費PT還需要考慮經營費用Exp、股東回報P股東和再保險成本R，以及不確定性附加U（損失不可能每年按平均值發生，保險公司需要應對壞的年份）。因此，PT=P+Exp+U+R+P股東。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險公司是否可以經營自然災害風險，在于是否能夠預測自然災害的發生概率、損失強度，以及再保險成本R和不確定性附加U的大小，當R和U很大時，PT可能很大，自然災害保險可能沒有有效需求。U的大小與保險公司對洪災的了解有關，模糊性越大，保險公司對洪災造成的損失越難估計，其不確定性附加就會越大。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傳統精算理論上分析，自然災害風險不符合可保風險標準。

3市場-社會效用標準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可保性的拓展

歷史上存在許多曾經被認為無法保險的風險在后來也找到了解決的方法。①在卡爾H.博爾奇所舉的關于早期的商業通訊衛星及噴氣飛機開航的承保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保險實務中，人們對那些沒有經驗記錄來估算損失，而且一旦出險損失巨大的標的也能很好的承保。另一方面，古老的海上保險同樣沒有任何歷史損失數據，卻同樣早就存在，并于17世紀后在英國倫敦得到了穩定發展。他認為只要雙方簽訂了一份保險合約，那么合同中的風險就可以定義為可保風險。國際上絕大多數保險產品的保險責任范圍都包含自然災害風險或通過批單形式加保地震等自然災害風險，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可保風險理論無法解釋。可見，精算理論基礎上的可保風險是從技術層面上規定理想狀態下的可保風險標準。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由于缺乏損失記錄，損失嚴重，嚴重的逆向選擇等只是自然災害保險在市場上難以運作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3.1市場角度下的可保風險

雅菲和拉塞爾指出自然災害風險要求保險公司要保持大量的流動資本，而制度因素（會計準則、稅收等）卻制約了自然災害保險的發展。保險公司不僅要解決時間風險，還要解決平滑的保費收入和不穩定的自然災害保險支出的匹配問題。現代自然災害保險的主要問題是能否取得額外的資本以對自然災害風險上層損失支出進行融資。因此，自然災害風險的可保性問題不是保險問題而是一個資本問題。以Arrow-Borch經典風險模型為基礎的經濟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下，保險市場的競爭將促使風險的帕累托有效率分配，同時所有可分散的風險通過互利的風險分散安排可以消除風險。風險將會集中到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并且經濟中的殘余系統風險會被在風險管理方面有比較優勢的保險人或投資者承擔，也即所有的風險都是可保的。由此可見，風險的可保與否很大程度上并不取決于其數理特征或精算假設，關鍵在于風險轉移機制和市場結構的安排是否能夠實現風險轉移和優化分配以實現帕累托改進。即風險的可保性可定義為：凡是符合法律法規的，與風險轉移相關的保險方案如價格，為保險雙方所接受，保險交易發生并成功實現風險由被保險人轉移至保險人，并使各方從風險轉移中獲得效用改進，那么該風險就是可保的。

3.2社會效用角度下的可保風險

社會效用所指向的范疇十分廣泛，包括法律、道德、公共政策等。例如，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只有當一項風險事件本身是合法的風險且法律上也允許轉移的時候，才被視為可保風險，風險轉移必須要遵循監管的框架?？杀ｏL險的社會效用標準多數情況下是由政府通過公共選擇機制來做出的，它能夠以多種方式實施。我們將實施的基本類型分為禁止、提倡和參與。其中，參與依據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分為間接參與和直接參與。政府可以對違反公共利益的特定風險的保險加以禁止，如對懲罰性罰款的保險；可以對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定風險的保險大加提倡，如機動車輛第三者強制責任險；也可以通過與商業保險公司的合作間接地參與到某些特定風險的保險運作之中，如某些國家的自然災害保險；甚至可以通過組建機構直接地參與到某些特定風險的保險運作之中，如政策性保險、社會保險。從自然災害風險本身的性質來看，具有準公共物品特征，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干預自然災害保險市場。比如，美國很早就發起并建立了國家洪水保險計劃（NFIP），其加利福利亞、佛羅里達等各州也都建立起州政府支持下的地震或颶風自然災害保險計劃。在歐洲，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構建起政府與私人保險市場相結合的自然災害管理體系。因此，可保風險的社會效用標準具有強約束力，在某些情況下，即使同精算標準相沖突，也以其為準。

3.3市場-社會效用角度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可保性——“可保風險”的拓展

顯而易見，自然災害風險不符合精算標準下的可保風險標準，本應被排除在可保風險范圍之外。但是由于自然災害問題的特殊性，現實中政府對于自然災害問題公共選擇的結果是通過私營-公共的合作關系或多或少地參與管理，按照上述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的干預擴展了可保風險的邊界，自然災害風險是社會效用意義上的可保風險，在政府的參與下，其在市場上表現出來的結果是，最終成為“保險供求雙方可以為之達成交易的風險”，即可保風險。

4自然災害風險的損失分散機制

在保證與風險轉移相關的保險方案如價格，為保險雙方所接受的前提下，拓展可保風險邊界，開發出一系列拓展可保界限的工具與技術，建立整體性的自然災害損失分散機制（見圖3），對自然災害保險經營而言顯得尤為重要。這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作用，通過居民、自然災害保險市場、再保險市場、資本市場以及政府作為自然災害保險風險損失分散主體，構建自然災害風險的整體性分散機制[8]。

4.1直接保險——居民和保險公司損失分散

對于自然災害發生概率較高，損失額度較低的風險可以采取直接保險，并設置合理的免賠額、共保比例、賠償限額等，規定居民和保險公司共同承擔損失份額。（1）免賠額和賠償限額。免賠額的設置應該與保險條款相配合，既要避免大量的小額賠款，降低賠付成本，又要讓居民有能力承擔，同時又要充分反映出不同地區的自然災害風險的不同。賠償限額使得居民承擔了限額以上的損失。在新西蘭、日本、土耳其的地震保險計劃中，都設置了限額。設置限額的作用是：降低自然災害保險系統所承擔的總風險；保證了社會公平和自然災害保險基金使用的有效性。（2）級差費率和浮動費率。通過設置保單條件，如除外責任和保障范圍、級差費率和浮動費率制等，激勵投保人采取積極的風險減輕措施（riskmitigationmeasures,RMMs），這在自然災害風險管理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此基礎使保險與RMMs相結合，開展自然災害保險，自然災害風險才能成為可保風險，才能發揮出最大作用。（3）保險損失補償。保險公司依據自然災害保險基金的資本實力和風險承擔能力，對保險條款項下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補償份額。

4.2共同保險——保險市場損失分散

共同保險是指數名保險人對于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同一保險期間，與同一要保人共同締結同一保險契約。顯而易見，共同保險可以免除由個別保險人自行獨立承擔巨額經濟損失而分由多數保險人共同承擔，以此達到風險分散的目的，使自然災害保險的經營更趨于穩健，同時更可擴大業務的承?？臻g。同時，所有參加共同保險的保險人均將自己所簽單業務納入共保體制，然后再依各共保人承受比例分予各共保人承擔，這種先匯集所有保險人的不同業務加以集中處理方式，即是風險管理理論所謂的“風險組合（combination）”或“風險融合（pooling）”，它除有助于風險單位數量增加外，還可達到平均危險的目的。最后，由于保險經營采取共保方式，保險人可事先約定特定承受比例以限制本身承擔的責任，使承保業務品質能確保于某一平均水平。此外，由于保險人對共保業務僅承受某一成數，危險單位數量自將隨共保成數約定而自動切割呈倍數增加，如此自可增加危險單位數量。由此可知，共同保險有助于自然災害損失在保險市場上的風險分散。

4.3再保險——再保險市場的損失承擔

自然災害再保險是應對自然災害風險的有效機制。自然災害再保險有利于保險市場形成業務聯合抵抗風險、分散風險，從而較好地滿足大數法則的要求。由于自然災害再保險業務的建立，自然災害再保險原保險人之間的聯系和合作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不僅形成了聯合的巨額保險基金，增強了整個保險業應付農業自然災害風險的能力，而且形成了全社會風險分散的網絡，使風險在更大的范圍之內得以分散。（1）對巨大風險有效分散。當保險人承保的某項業務保額巨大，而標的又極少、風險非常集中時，保險人可將超過一定標準的責任分保出去，以確保業務的財務穩定性。接受業務的一方，可視自身情況將業務全部留下，或留下一合適標準的責任額后，將超過部分轉分保出去。這樣，一個固有的巨大風險，就通過分保、轉分保，一次一次地被平均化，使風險在眾多的保險人之間分散。損失發時，龐大的再保險網絡可迅速履行巨額賠款。再保險這種對固有巨大風險的平均分散功能，是直接保險所不具備的。（2）對特定區域內的自然災害風險有效分散。與固有巨大風險責任不同，有些風險責任是因積累而增大的，其特點是標的數量大，而單個標的的保險金額并不很大。這種積累的風險責任是由于大量同性質的標的集中在某一特定區域內，可能由同一事故引起大面積標的發生損失，造成風險責任累積增大。例如農作物保險，可能因洪水、風暴、冰雹等突發性自然災害的襲擊，致使某一領域內投保的財產全部受損。對于這類積累的風險責任，通過再保險，可以將特定區域的風險向區域外分散，擴大風險分散面，達到風險分散的目的。顯然，這種從地域空間角度來分散風險的功能是直接保險難以具備的。（3）對某一時點的自然災害風險有效分散。對于單個保險人來說，即使長期經營的財政穩定性是良好的，但就某一單位時間來說，所承擔的洪災風險責任卻顯得過于集中，在某一時點發生的洪災損失可能會抵消多年的盈利，造成財務的不穩定。在此情況下，通過再保險，保險人就能將其所承擔的某一時點的自然災害風險，從縱向（即時間方面）及橫向（即標的數量方面）兩個方面進行雙重分散。（4）通過相互分保，擴大風險分散面。相互分保是擴大風險分散面的最好方式。相互分保的特點是：保險人既將過分巨大的風險責任轉移一部分出去，同時又吸收他人的風險分入，這樣，使該保險人所承擔的總的保險責任數額變化不大，卻實現了風險單位的大量化及風險責任的平均化，因而實現了風險的最佳分散，財務穩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4.4自然災害保險證券化——資本市場損失分散

由于巨大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以及所造成的損失皆連續不斷地增加，導致保險業與再保險業者因為資本不足而面臨嚴重的破產威脅。由此引發了一場傳統再保險經營理念的變革，資本市場出現了一種新型金融工具——自然災害保險證券化（securityofinsurancerisk）——非傳統風險轉移方式（alternativeriskstransfer,ART），使得自然災害風險在資金雄厚的資本市場上分散。如同再保險為一般保險公司提供額外的承保能力來源一樣，資本需求降低了，自然災害保險證券化是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結合的產物，它使得自然災害風險的承保變得更為容易，并且保險的價格更加容易接受。它的主體思路是通過發行基于自然災害保險的證券，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代替傳統風險承擔者如再保險公司，將自然災害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是保險公司負債證券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它不僅使原保險人和再保險人承保的自然災害風險在整個金融市場得到分散，承保能力大幅提高，而且可以為投資人提供更多的投資渠道和機會，也促進了金融創新的發展。其產品主要有：自然災害債券（catastrophebonds）、自然災害期權（catastrophefutures）、自然災害期權（catastropheoptions）、自然災害互換（catastropheswaps）、或有資本票據（contingentsurplusnotes）等。

4.5財政救助——政府“最后再保險人”

社會效用標準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分析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在面對頻率越來越高、嚴重程度越來越大的自然災害面前，政府在自然災害風險管理中的定位不應當再是“第一保險人”，而應當是“最后再保險人”。在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的歷史上,政府的災后救助一直都被認為是應對自然災害損失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每當發生自然災害損失之后,世界各國政府都會對遭受自然災害損失的人們進行事后救助，這對受災地區的恢復與重建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當前自然災害風險不斷增強的趨勢下，政府作為“第一保險人”承擔災后財政救助的自然災害管理模式難以為繼。這是因為，首先，相對于自然災害損失,政府的財政救濟只是“臨時性、緊急性”的特殊救助，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得到補償，受災單位和個人承擔了主要損失。其次，政府財政補償是一種非契約性補償，在自然災害發生后對其造成的損失是否補償、什么時候補償、補償程度如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經常造成應該補償的受災群體沒有得到及時的補償或補償的金額不適當等。同時，政府財政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們對政府的依賴。然而建立在自然災害保險意義上的整體性、多層次的自然災害損失分散機制，政府干預自然災害風險管理方式之一是承擔的是較高層次的自然災害損失——“最后再保險人”。即在自然災害損失發生異常年度，當通過商業化的保險、再保險和資本市場途徑來無法補償或攤回損失時，政府才作為“最后再保險人”角色承擔極端損失。這有利于緩解政府財政壓力，發揮保險市場力量實現損失分散；同時提高財政救助效率，并保障自然災害保險市場多層次的損失分散機制穩定運行。

綜上所述，從直接保險、共同保險、再保險到資本市場和政府的最終保障，居民、保險市場、再保險市場和資本市場是市場化的自然災害保險損失分散主體，而政府財政救助不再是“第一保險人”的角色，反之是承擔較高層次的自然災害損失——“最后再保險人”角色。隨著自然災害分散層次的增多，參與承擔自然災害損失主體的增多，多元化、整體性的自然災害損失補償機制有效地將自然災害損失分攤到不同主體和個人，從而達到充分整合系統中各種有效資源、調動所有參與者的積極性共同應對自然災害的目的，使社會中應對自然災害的各種主體以自然災害補償機制和體制的方式聯結起來，形成應對自然災害損失的系統整體力量，最終實現最大限度的損失補償，減少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社會連鎖性沖擊。

本文作者：朱銘來、柴化敏 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