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堂迅速發展，在初等、中等，高等各級層次分明。例如１９０５年京師大學堂設農科，標志著中國近代官辦農科大學的開始；１９０５江西農務學堂開辦，１９０６年山東省成立山東農林學堂。據統計，到１９０９年，全國有高、中、初各級農業學堂９５所，在校學生６０２８人［４］１３９。各級農科學堂都有詳細的課程、實驗、書籍等規定，學習專業分為農學、蠶桑、林學、獸醫學等門類，講求專業技術和實驗操作，近代農業科技教育體制的雛形已基本形成。辛亥革命后，農業科學教育進一步發展，高等學堂轉化為現代大學，職業教育進一步深化，高等教育逐步專門化。中國農業高等教育迅速發展。１９１４年，金陵大學農科成立，學制四年，成為我國近代農業教育史上第一所設置四年制農業科學方面專業的大學。１９２１年，南京東南大學農科由南京高等師范農科改組成立，成為又一所我國近代著名大學農科。這兩所農科大學開創了我國近代農業教育史上諸多先河，它們培養的農科人才影響巨大，成為我國近代農業教育重鎮。如金陵大學自１９１４年設立農科到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的２０年中，共有本科、農業專修科及各種訓練班畢業生１２００余人，約占全國高等農業教育畢業生總數的１／３。同期金陵大學派往歐美的農科留學生１１２人，接近全國總數的一半［５］１３５－１３６。院長章之汶也曾經說過：“全國各農事機關，幾無不有本院畢業生服務其中。”［６］南高、東大農科在鄒秉文主持下，引進現代大學的辦學模式，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的農業專業人才，其中許多成為著名的農學家、生物學家，如金善寶、馮澤芳、周拾祿、吳福禎、沈文輔、鄒鐘琳、王家揖、伍獻文、壽振黃、嚴裕汀等均是東大農科畢業生。此后，新的大學農科、農業大學持續出現，比較著名的有國立北京農業大學（１９２３年）、河南大學農科（１９２７年）、廣州中山大學農科（１９２８年），浙江大學農學院（１９２９年），西北農學院（１９３４年）等。這些高等院校農學院的建立，為中國近代農業科技體制化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托。此外，中國還設立１０余所公立高等農業專門學校，培養農業專業人才，到１９３７年，全國已有高等農業院校３９所［７］３１。在這個時期，農業職業教育獲得深化發展。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專科學堂，到民國年間改為實業學校。

１９１３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實業學校令》，規定實業學校分為甲種和乙種，“甲種實業學校施完全之普通實業教育。乙種實業學校施簡易之普通實業教育”。其程度分別相當于清末的中、初等實業學堂，而作為高職的高等實業學堂則歸入大學系列的專門學校［８］。農業職業教育分為甲種農業學校（一般為省立）和乙種農業學校（一般為縣立），校內學科有農學科、森林學科、獸醫學科、蠶學科、水產學科等。據有關統計數據，１９１２年有甲種農業學校３９所，乙種農業學校２１９所，１９２２年甲種農業學校數量增至７９所，乙種農業學校數量增至３２７所［４］１３９。學生人數也有增加，如１９１２年，學生人數計１４０３８人，其中甲種農業學校有４５１２人，乙種農業學校有９５２６人，到１９１６年，學生人數增至１６４８２人，其中甲種農業學校有４９８２人，乙種農業學校１１５００人［９－１０］，國民黨政府成立后，將乙種農業學校改為高級小學職業補習班或準備班，甲種農業學校改為農業職業學校，甲、乙兩種農業學校的名稱不復存在。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５年，國民政府頒布《職業教育法》和《職業學校規程》，對農業學校系統進一步改造，各省分層設置農業職業學校、農業高中班、農業實驗學校，使農業職業教育進一步系統化。農業高等教育逐步專門化。隨著農業教育的進一步發展，農學學科專業門類出現細分化傾向。以金陵大學農學院為例，民國時期設置的專業系部有農藝系、森林系、植物學系、園藝系、植物病蟲害系、蠶桑系、農業經濟系、農業教育系、農業工程學系和農業推廣部以及農林專修等，從而形成了細致和完善的專業體系［１１－１２］。據１９４６年民國教育部的統計，全國高等農業院校設置系、組共計１５４個，據名稱歸類匯總為１１類，２５系５組［５］１３４。農學研究生開始出現，如１９３７年，金陵大學農學院正式開始招收研究生，分為農業經濟、農村金融、農村社會、農業合作、農場管理等門類。上述事實表明，中國近代農業科學教育趨向于專業化和精細化方向發展。總之，中國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中期，已初步建立起研究生、本科生、專科生、中專生到職業教育等不同層次的農業教育體系，培育了大量農業專業人才，這為農業科技體制化奠定了人才基礎。

一、近代農學家群體出現

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洋務派急需一批掌握外國先進技術的科技人員，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聯名上折，請求政府派留學生赴美。１８７１年，清政府批準了派遣留學生計劃，陸續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甲午戰爭以后，隨著民族危機的空前深重，朝野輿論大聲疾呼，要求派遣留學生，尋找民族自救的門徑。而當時的鄰國日本，經過數次維新變法向西方學習，成為強盛之國，這對中國觸動相當大。因此，從１８９６年升始，清政府選定人員赴日留學，此乃中國正式派遣留日學生之始。與此同時，農科留學生也開始被派遣到國外學習科學技術，他們回國后，從事專業研究，成為專職人員，從而出現農學家群體。據王國席統計，到１９１１年為止，清政府共向日本派遣公費農科留學生共計１７２名［１３］，其中包括陳嶸等著名農學家，另外還有若干自費生，約共有２００余人。清政府向美國派遣農科留學生有案可查的約有２４人，另外，在有關清華留學生史料中，記載有從各機關轉入清華的官費留美生４人，這樣，清末留學美國的公費農科學生有２８人。另有學者劉曰仁研究，１８８１年至１９１１年，農科留美生約有５１人，其中公費３１人。清政府向西歐派遣農科學生有案可查的約有１３人［１４］１１５。綜合上述數據，到１９１１年為止，中國在國外學習農科的留學生大約近３００人。這些農科留學生歸國以后，大多從事農業科技和教育工作，成為我國農業研究和農業教育的先驅，如王舜臣、陳嶸、梁希、過探先、胡昌熾、鄒樹文、鄒秉文等均是我國近代農業建設的奠基者與骨干。中華民國時期，利用各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培養留學生是政府留學教育中的一個重要項目。如美國庚款留學生，１９０９年起，由清華園游美學務處辦理選拔留美學生，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２０年，有農科赴美留學生７４人，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９年，有農科赴美留學生６１人，共計１３５人［１４］１１８－１２０。這個時期，依然有一部分農科學生到日本留學，主要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院，日本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等校學習。這些留學生歸國以后，成為中國近代農業改良的迫切需求人才。如沈宗翰、曹詒孫、程紹迥、吳福楨等歸國留學生，均成為當時著名的農業專家。

張劍等人根據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統計了２０世紀上半葉農學家的基本情況，他發現，在２３７名農學家中，有１８５人有留學經歷，占７８％［１５］。再以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農業實驗所為例，中農所成立時，集中了中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農業專家，其中３２個技正，約有２０位有國外留學經歷，這些人均是當時有影響力的農業專家。伴隨著國家教育的興起，通過國內農業教育體系化的發展，也培養了一批致力于我國農業事業的學者。清末，清政府為了適應時代變革的需要，在學制上進行改革，推廣學堂，培養各級專業人才。自此以后，各地大、中、小各級學堂以及師范學堂和實業學堂紛紛成立，為我國培養了一支完全不同于舊式知識分子的科技隊伍。在農業人才隊伍形成方面，農業學堂有初等、中等，高等三級，分農業、蠶業、林業及獸醫四科，為農業專業人才形成奠定了基礎。進入民國以后，農業教育進一步發展，特別是農業高等教育有了質的飛躍，南京金陵大學農科、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國立中央大學農藝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中山大學農學院等農科大學相繼成立，為農學家群體形成提供了人力資源。農業專業教育也進一步發展，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浙江省立森林學校、江蘇蘇州農業學校、上海公立獸醫專門學校等都是當時著名的農校，中國近代農業科學家有很多是從這些農校走出來的。據有關資料統計，民國時期本、專科農科學生畢業人數，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有１２０６人，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有３１２２人，到１９３７年為止，共有農科學生畢業生４３２８人。另外，到１９３７年以前，我國還招收農科研究生１３名［５］１３２－１３５。這些本、專科畢業生以及研究生，構成了我國近代農學家群體的又一主要來源。例如園藝學家吳耕民、森林學家殷良弼、水稻專家盧守耕、農業專家沈宗瀚、土壤肥料學家彭家元、林學家賈成章、農業經濟學董時進、林學家周楨是京師大學堂農科學生［７］１１６，耕作學家孫渠、遺傳學家陳楨、作物學家葉元鼎、昆蟲學家張巨伯、植物病理學家俞大紱、作物育種和細胞遺傳學家戴松恩、土壤肥料學家張乃鳳、水土保持學家蔣德麒、植物學家蔣英、農業微生物學家樊慶笙是金陵大學農學院畢業生，稻作學家周拾祿、農學家和小麥專家金善寶、棉花專家馮澤芳、農業昆蟲學家吳福楨等人均是東南大學農科畢業生，玉米育種家和細胞遺傳學家李競雄、農業化學家孫羲是浙江大學農學院畢業生，植物病理學家朱鳳美、農業昆蟲學家吳福楨、林學家鄭萬鈞在江蘇省第一農校學習過，蠶體病理學家曹詒孫在江蘇蘇州農業學校學習過，蠶學專家鄭辟疆在杭州蠶學館學習過，蠶業科學家楊邦杰在湖南省立甲種商業學校學習過［１６］。總之，無論出國留學還是本土學習，他們畢業以后，開展農業科學研究與試驗推廣，成為專職的農科工作者，進而成為農業專家，中國近代真正意義上的農學家群體日漸確立，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三十年代農學各學科領域里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就，中國農業科學研究事業得到重大發展。

二、農學社團的誕生和農學出版物的出現

戊戌變法之前，我國已有西方文化傳入，分赴海外求學者也日漸增多。留學海外的農科學生，在留學所在地成立了農學學會，如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華農學會，在法國巴黎成立了新中國農學會，在美國也有類似的農學團體。而從海外學農歸來者和國內的農界人士，也都在積極從事農學社團的組織活動。１８９６年，張蹇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務農總會”，１９１０年，由南洋第一次勸業研究會發起，集各省農業團體和農務人員組織了全國農務聯合會，上述組織的出現是我國農學社團的開端。進入民國以后，農界學人大幅增加，他們分別發起組織農學社團，社團向全國擴展。１９１６年，以國內和日本留學生為主的二、三十個學農的學人，于秋季在上海籌備全國性的農學團體，以聯合全國研究農業科學的人。１９１７年１月３０日，籌備者在上海市召開了“中華農學會”成立大會，大會推舉王舜成為臨時主席，并選舉王舜成為會長，余乘為副會長，林在南為事務部長，過探先為研究部長，鄒樹文為編輯部長。各科主任為各省著名農學學者。這樣，我國第一個全國性農業學術團體———中華農學會成立。中華農學會是中國近代農業學術團體的標志性組織。１９１９年，中華農學會有會員２００余人，分布于全國１４個省份。到１９３６年，該會會員發展為２７９１人，分布于全國２０余省市及日本、朝鮮及歐美各地［１７］，它內設農、林、土壤、植物病理、昆蟲、畜牧獸醫等多個專科學會，出版學術刊物，進行農業科學研究，成為民國時期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為廣泛的農業學術團體。中華農學會的創建，意味著中國農學家已經組織起來，形成有效能的科研力量，從而促進了中國現代農業科技體系的建立。在中華農學會的影響下，其他農學各分支學會如雨后春筍般出現。１９１７年，美國耶魯大學碩士凌道揚和留日生陳嶸發起成立中華林學會；１９２９年，留美生鄒秉文、戴芳瀾等人成立中國植物病理學會；１９３０年，留日生吳耕民、胡昌熾、林汝瑤與留美生管家驥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園藝學會；１９３３年，中國植物學會成立，由留美生胡先嘯、李繼侗、裴鑒與留歐生辛樹幟等創辦。此后，又相繼產生中國農業推廣協會、中國稻作學會、中國畜枚獸醫學會、中國農具學會、中國土壤學會等農業學術團體。以農學會為代表的“科學共同體”的普遍建立，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組織，加強了中國近代農業科技工作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推動了農業科學研究的發展，是中國近代農業科技體制化形成的重要表現。

隨著農業學術團體的出現和農業研究的發展，學術交流日益需要，科研活動的成果也需要展示，農學類刊物和著作應運而生。各農學社團創辦了會報。例如中華農學會于１９１８年創刊的《中華農學會會報》，為當時國內農學雜志的權威刊物之一，專業性較強，內容也較豐富，被一致認為是國內重要會報之一。其他還有《林學》、《中國植物學雜志》、《中國稻作通訊》、《畜牧獸醫》、《園藝學報》等會報，均是當時比較有影響的農學類刊物。除了農學社團創辦的會報以外，還有一些重要的農業研究機構和大學也創辦農業類學術刊物，進行農業科學技術交流和傳播，比較著名的有：中央農業實驗所編印的《農報》和《農情報告》。《農報》創辦于１９３４年，它傳播農業試驗研究成果，介紹國內外農林知識，報告農事消息，解答農事問題，內容深淺兼蓄，是當時介紹農業知識與農業技術的重要刊物。《農情報告》創刊于１９３３年，在當時堪稱國內農業統計的權威雜志。金陵大學農學院于１９２４年創辦的《農林新報》，該刊主要報道關于農林問題上的各種新知識，及金陵大學在農林問題上的新發現。私立福建協和大學于１９３９年創辦的《協大農報》，內容多為研究與討論福建省農事問題，以及協大農科的研究報告。與此同時，還有一批農學類書籍出現，例如周頌原《中國作物論》（１９２４年）、聶信予《桑樹栽培學》（１９３３年）、熊同?《應用昆蟲學》（１９３３年）、金國寶《中國棉業問題》（１９３６年）、繆毓輝《中國蠶絲問題》（１９３７年）等著作，中央農業實驗所等機構編印的各種農學叢書和手冊等，均體現了當時農業科技研究的成果。農學出版物是農業科學體制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上述農學出版物的出現，促進了農業知識傳播與學術交流，加速了農業科學職業化發展，從而推動了農業科技體制化進程。

三、獨立的農業科學實驗研究機構建立

農業研究實驗機構是農業科技體制的核心建制，它們的建立標志著農業科技體制化的正式確立。清末，在內外形勢的逼迫下，清政府準許引進和推廣西方的農業科學技術，其中，創辦農事試驗場是舉措之一。１９０２年，北洋大臣袁世凱奏請朝廷于保定創辦直隸農事試驗場，分蠶桑、森林、園藝、工藝四科，這是我國近代第一所具有一定獨立意義的農業科研機構。１９０６年，清農工商部領銜籌建中央農事試驗場，于西直門外樂善園官地建京師農事試驗場，試驗場做了一些引進、實驗和推廣工作。此外，全國各地出現了一些地區性的農業試驗機構，１８９８年，上海成立育蠶試驗場，１９０２—１９０６年，濟南、福州、沈陽、河北、江蘇及四川、貴州等地區先后成立農事試驗場等試驗機構。至１９１１年，各省已有農事試驗場等農業試驗機構１００多處。這些農事試驗機構引進近代農業技術及其試驗方法，在我國農業生產中推廣應用，其成為農業科學體制化的重要條件與內容。這些試驗場雖囿于當時的條件和環境而績效有限，但它的實踐啟迪了民智，開通了風氣，給中國農業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標志著中國近代農業科研的正式起步，中國農業科技體制開始萌芽。辛亥革命后，農業科研機構有進一步發展。尤其在南京政府前１０年，各級各類農業科研試驗機構不僅數量有較大增加，而且人才、經費、各項研究事業也都有了較大改善，我國農業科技事業在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也出現了可喜的發展態勢，我國近代農業科技體制在此黃金十年時期逐步構建起來。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由于內外因素的沖擊，中國傳統農業處于衰落狀態，“復興農村”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話題之一。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為解決農業生產每況愈下的困境和農村破產導致社會動蕩的危機，大力進行農業科技的改良與推廣，努力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期間，國民政府成立了專門的農業研究機構對中國的農業、畜牧業、農村經濟、養蠶業等方面實施技術改革和推廣，并以持久有效為目的對農業技術改良進行廣泛的研究。１９３２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立國立農業研究機構———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農業實驗所直屬于國民政府實業部，為主管全國農業技術改進的農業最高機關，其主要任務為：“一、研究及改進發展中國農業技術并推廣其有成效之結果；二、調查及研究農村經濟及農村社會；三、以科學方法研究農產品或原料之分級。”［１９］作為國家最高級別的農業研究機構，政府給予其組織保障、資金投入以及良好的工作條件，中央農業實驗所成為全國農業科學研究中心，我國近代農業科技體制建制中的標志性單位出現。在抗戰前，國民政府還建立了中央種畜場（１９３３年）、中央棉產改進所（１９３４年，后并入中央農業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１９３５年，后并入中央農業試驗所）等國家級農業機構，上述單位和中央農業試驗所互相合作，開展了全國性規模較大的實驗研究工作，使中國農業科學研究有新的發展。抗戰前，各省的農事試驗場及農業研究機構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加，并且很多省農事試驗場內部得到充實和調整。例如：１９２８年，陜西省設農棉試驗場；１９３０年，浙江省設稻麥改良場，福建省設福建省農事試驗場；１９３１年，四川省設中心農事試驗場；１９３３年，湖南省設棉作試驗場；１９３４年，廣東省設甘蔗試驗場，成立農林總場，同年江西省農業科學研究所成立；１９３５年，廣西省設廣西農事試驗場。據有關數據，１９３１年，全國２２個省市都有專門從事農業科研和推廣的特種及普通農事試驗場及其他研究機構［２０］。另據１９３４年實業部統計，到１９３４年為止，全國共有５５２個農事試驗場［２１］。

抗戰開始，為了加強后方農業生產，后方各省還對省內各農業研究試驗機構進行整合，建立了具有比較完備組織的省立農業研究中心。如浙江省農業改進所（１９３８年）、四川省農業改進所（１９３８年）、湖南省農業改進所（１９３８年）、貴州省農業改進所（１９３８年）、云南稻麥改進所（１９３８年）等。各省研究機構以引進、改良、推廣農作物和畜禽品種為中心，開展各種農業科學試驗和農業改進工作，對各省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民國時期，許多大學農學院相繼成立，進行農業科學研究，構建了農業科技研究機構的又一重要部分。金陵大學農學院，國立中央大學農藝科、西北農學院，中山大學農學院、浙江大學農學院、河南大學農學院等院校不僅從事農業人才培養工作，同時也是重要的農業科學研究機構，它們開展農業科研、推廣和調查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總之，這個時期，各級各類科學研究機構和農事試驗場相繼成立，形成了結構完整、層次分明的農業科學研究試驗機構體系，這表明中國農業科學事業已進入一個有領導、有組織、有機構的體制化階段，中國農業科技體制核心建制已經完成。綜上所述，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末，中國農業科技體制各要素已經呈現，中國農業科技體制初步確立。當然，因為是構建初期，農業學術性管理機構設立、學術評議、獎勵政策等制定，尚不夠完善，在日后的建設發展中，體制化日漸成熟。

作者：楊珉 朱世桂 單位：南京農業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 南京農業大學科技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