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撥開迷霧，再現“經濟自由”之真面目
（一）“任何自由都容易為肆無忌憚的個人和群體所濫用，因此為了社會福利，自由就必須受到某些限制，而這就是自由社會的經驗。”經濟自由亦是如此。眾所周知，市場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而市場主體在“利己心”的驅使下使市場成為私人利益的角斗場，安全、公平、有效的競爭被不擇手段的惡性競爭所取代，經濟自由因其競爭的放任使得市場不再安全，競爭不再自由，甚至遭到扼殺。此時，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出現失靈。在現實世界的經濟生活中，市場失靈是普遍的、全方位的、自始至終的。因此，正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布坎南所言，“有某些政府活動比沒有這些活動更能使競爭有效率”。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最正當的理由是市場失靈，其合理性在于國家能夠解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的問題。
（二）“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的內在關聯國家干預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自由造成限制，但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缺陷卻使國家干預成為經濟自由的內在需要。從歷史上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的幾次交鋒到現今慢慢趨于融合的過程可以看出，當經濟自由主義發展到一定極限時便會出現對國家干預的呼喚，而在國家干預主義過度時也會呼吁經濟自由的回歸。①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二者的差別不在于要不要國家干預或者經濟自由，而在于學說中自由或者干預的成分的多少。國家干預是經濟自由的內在需要，在現實經濟條件下，我們必須明確二者的辯證性體現在既肯定國家干預，又肯定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是“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辯證統一。
二、經濟法———國家干預經濟自由的法律基礎
（一）經濟法：國家干預經濟自由的主要方式
“市場失靈”是國家干預存在的最合理的依據，國家干預和經濟自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辯證統一的兩個方面。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多種多樣，其中最好的手段是法律手段。正如哈耶克所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的一切強制行為都必須明確無誤地由一個持久的法律框架來決定，這框架使個人能帶著一定程度的信心來進行規劃，使前景的不確定性縮小到最低限度。”歷史上曾出現的一次次國家成功干預事例，其最初的形式可能出于政府的自由裁量，但最終它是以制定體現這種干預的法律形式存在的，即“干預法定”。而經濟法，就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有學者說，市場缺陷產生市場失靈，市場失靈產生干預需求，干預需求產生干預供給，而干預供給的法律形式就是經濟法。國家通過經濟法消除經濟壟斷，調節社會分配，提供社會保障，使市場經濟秩序回歸自由、公平與安全。
（二）經濟法對經濟自由限制的方式
經濟法，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是國家干預經濟自由之法，其以法律形式授權國家可以也應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從而使得政府以合法的形式介入市場經濟生活。傳統的民商法理論是以競爭自由、買賣自由、當事人平等的理念為宗旨建立起來的，這一理念在法律上突出的表現為合同制度。然而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經濟人”相互自私自利的基礎上的，在“利己心”的驅使下原本自由的市場競爭被不擇手段的惡性競爭取代，造成市場經濟自身無法解決的壟斷、負外部性、信息偏在、公共產品提供不足、巨額交易費用等“市場失靈”問題，這些也是傳統民商法“意思自治”基礎理論所無法解決的。而經濟法作為國家運用公權力干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對于克服“市場失靈”具有先天的優越性，其以公權力為基礎，彌補了市場機制自身固有的缺陷和傳統法律調整能力的不足，能夠克服市場過度自私和近視的缺陷。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法律手段，是對經濟自由進行限制的法則，以此來恢復市場競爭的公平與安全，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及其基本任務決定了經濟法調整方法的特征，即強行性規范與提倡性規范相結合，經濟制裁與獎勵相結合。也就是說，經濟法既采用必要的命令、禁止等強行性規范以保證國家經濟管理的實現，又采用大量的提倡性規范，以引導、鼓勵和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既規定經濟制裁等否定式的法律后果，又規定包括獎勵在內的肯定性法律后果。因此，我們不妨將經濟法對經濟自由的限制分為“剛性限制”和“柔性限制”①兩種類型。前者強調經濟法對經濟自由的強制性干預，主要有設權、命令、禁止等具體形式。如反壟斷法對市場運行過程中實施的排他性控制或對市場競爭進行實質性限制、妨礙公平競爭秩序的壟斷行為進行規制，使市場競爭恢復活力；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對違反法律或者公認的商業道德，采用欺詐、混淆等手段擾亂市場競爭秩序的行為進行規制，使市場競爭秩序恢復公平和有序；運用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協調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合法利益等等。后者主要是指法律在給當事人一定約束時留下一定回旋余地允許當事人在一定范圍內自主選擇。在此范圍內，按照法律的要求為之，會產生國家的鼓勵、獎勵等積極利益；反之亦不違法，只是不能獲得遵循時可獲得的利益。如政府采取建議、說服、誘導等方式鼓勵非政府部門參與供給的決策與實施過程，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或者決策時的聽證程序、具體實施中的招投標程序激發其參與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并為其提供現實的參與機會和條件。例如我國《產品質量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家根據國際通用的質量管理標準，推行企業質量體系認證制度。企業根據自愿原則可以向國務院產品質量監督部門認可的或者國務院產品質量監督部門授權的部門認可的認證機構申請企業質量體系認證。經認證合格的，由認證機構頒發企業質量體系認證證書。國家參照國際先進的產品標準和技術要求，推行產品認證制度。企業根據自愿原則可以向國務院產品質量監督部門認可的或者國務院產品質量監督部門授權的部門認可的認證機構申請產品的質量認證。經認證合格的，由認證機構頒發產品質量認證證書，準許企業在產品或者其包裝上使用產品質量認證標志。”在此，國家采取引導、激勵等“柔性干預”的方式使市場主體在利益權衡中自愿選擇按照經濟法律之規定約束自己的行為。國家不管是在規制市場秩序方面，還是在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制定國家經濟發展計劃方面，都是通過經濟法的手段對經濟自由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或采用“剛性限制”方式，或采用“柔性限制”的手段，均為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經濟法是實現經濟自由之手段，目的是保障經濟自由
（一）經濟法對國家干預的限制
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國家干預與經濟自由都是調節經濟的手段。“市場機制的缺陷和有時失靈為政府干預留下了作用的空間，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價值需要經濟法加以確認。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和有時失靈也不容忽視，它需要經濟法予以糾正、限制乃至禁止。”當政府政策或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提高經濟效益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政府并非“萬能之主”，也會常常不顧公共利益去追求其內部官僚集團的私利，政府工作人員本質上也屬于擁有“利己心”的“經濟人”，而“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國家一旦不正當地介入競爭領域，就會使不正當競爭發展到極為惡劣的程度，嚴重影響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為政府的腐敗提供溫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國家干預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尊重市場的調節作用的前提下。如果國家干預超出了經濟自由的藩籬，將危及市場經濟的效率和秩序，經濟法借國家干預實現經濟自由的目的就會落空。因此，經濟法的存在為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劃清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底線”，以確定的程序規范來限制政府行為，以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和利己性，把政府干預行為損害市場理性的危險性降到最低。因此，經濟法要求國家對市場應當“謹慎干預”②，在市場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一般由市場進行自由運轉，國家應作為“旁觀者”對其進行監督，而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在經濟法學界影響深遠的“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論”是界定國家干預范圍的理論基礎。需要干預論中的“干預”是一種最適度的干預，這種最適度的干預是建立良好的市場運行機制所必需的。在經濟法的定義中引入“需要”二字，反映了對經濟法本質的深入理解，將經濟法視為一把“雙刃劍”，它既賦予國家以干預經濟的權利，又嚴格限制著公權力發揮作用的范圍；既將國家引入到市場領域，又能夠有效地規范政府的干預行為。經濟法在對國家授權的同時，更體現著對國家公權力的限制，以保障經濟自由免遭國家公權力的不正當侵犯。中國的歷史傳統和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既造就了公權至上的觀念，也造成了普通百姓對權力的恐懼。為了使市場能夠健康發展，經濟法一方面要肯定公權力對經濟和社會以及個人權利的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防止公權力的消極影響。經濟法本身就有應對政府失靈的要求，政府失靈的原因又往往是超越法律界限濫用權力。在市場化改革深入的背景下，我們應當在深入分析問題根源的基礎之上，總結出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現狀的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政策，特別注意完善市場經濟法律法規，特別是經濟法律制度，從而防范政府失靈，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政府干預模式。
（二）經濟法是手段，目的是保障經濟自由
經濟自由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礎性條件。但經濟自由在市場經濟中面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威脅，生命非常脆弱，需要經濟法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護。從經濟法產生的機制來看，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時期，單純靠市場自身機制以及傳統的法律部門已無法解決經濟運行中的問題，放任的自由必會扼殺經濟自由，“經濟人”對個人利益的肆意追逐使市場秩序遭到破壞，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為了緩解這些矛盾，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以經濟法為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雖然經濟法為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提供了合法路徑，使國家公權力之手深入到市場經濟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經濟自由，但經濟法從其產生之日起便以社會本位法的身份肩負著維護市場經濟自由健康發展的使命，具有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功能，也正是從這兩個角度來實現對經濟自由的保障。沒有經濟法，就無法保障經濟自由的實現。如果說民商法和經濟法共同撐起經濟自由藍天的話，那么二者的著力點是不同的，民商法旨在實現和保障作為個體的經濟自由，而經濟法則超越了個體的界限，為了實現和保障作為整體的經濟自由，即使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甚至全部個體都享有經濟自由。因此，經濟法是實現經濟自由的一種手段，經濟自由才是最終目的。
作者：王瑞婷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