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就是指由特定的主體，依據一定的職權和程序，運用一定的技術，制定、認可和變動法這種社會規范的活動。說到底就是，由立法機關，依據一定的立法權限，依循一定的程序，運用一定的技巧，把權力與權利分配給各應享社會主體的活動。權力與權利的運作狀況如何與權力與權利如何分配有著莫大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立法決定著權力與權利的運作狀況，這就猶如潺潺細流賴清水源頭，當然不能否認運作過程中也有決定性因素。法律是社會秩序調整、社會正義實現的工具，立法對社會秩序的調整、社會正義的實現也就有著重要的意義。

同時，馬克思認為:“立法的權力并不創造法律，它只是解釋和表達法律。”①“在社會發展到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就變成了法律。’，這種共同規則、習慣、法律便源于社會活動過程中，立法權力揭示和表達的便是這般社會活動中的共同規則。

其實，對立法的如上分析僅局限了在立法活動本身。然而，在社會變遷如此迅速的時代，“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的法律應該調整發生變化，并在很大程度上繼續變化著的生活關系，也就是它至少應當暫時地引導這些變化走入制度性的軌道。’，③要走人制度性的軌道，國家立法機關的宏觀調控亦不可缺少，政策與法律在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公民之間糾纏不清，國家的立法活動與行政難解難分，法律與政策時常分庭抗爭。

一、法律的理性與政策的非理性

“奧地利社會學家與政治家阿爾貝•謝弗萊指出，在社會一政治生活的任何時刻，都可以看出兩個方面:其一是一系列的社會事件，他們有固定的模式并定期發生;其二是還處于形成過程中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在單個情況下必須做出導致新的、獨特的形式的決定。這位學者把第一個方面稱為‘國家的例行事務’，把第二個方面稱為‘政治”，。④法律具有穩定性、一般性、統一性的特征，通常作為固定的模式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政策具有靈活性、特殊性、應急性的特征，通常對新的、獨特的形勢進行調整。

德國學者卡爾•曼海姆指出:“每個社會進程都可以分為理性化的領域和非理性的領域。理性化領域在井然有序地處理再發生的情況中有固定的和程式化的程序所組成，非理性領域是包圍理性領域的領域。’，⑤法律便是這種固定的和程式化的社會規范之一，法律調整的領域便是理性化的領域;政策便是非固定性的社會規范之一，政策調整的領域便是非理性的領域。

其實，關于法律的理性問題可有啟蒙運動說起，“啟蒙運動的自然法學派力求建立以事物的本質和理性為基礎的、獨立于時間與空間的、同時也是非歷史的法。’，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知識應該替代信仰。’，⑦替代了信仰的知識，(當然這里的信仰是對中世紀神法、神權的信仰)，就是依據一定的固有模式，遵循一定的規律，對事物、事件的發展做出可靠的推理，非以盲目的圖景為追求，個人的意志為動力。啟蒙運動的自然法學派一次理性推毀了中世紀社會秩序，建立了理性的法治秩序。由此可見，法律的理性也就是法律的穩定性、一般性與統一性，政策的非理性也就是政策的靈活性、特殊性與應急性。法律與政策的矛盾通常也就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

二、杜會轉型與立法的困境

我國近代以來，法律發展首先否定的就是我國傳統法律的理性，首先肯定的是西方法律的理性，因此，大量移植西方法律。法律移植本身是國家在社會形態巨變情勢下的非理性政策的應對，并非傳統法律理性的繼承。當然，我國近代，大量移植西方法律，乃國家自主性削弱甚至被剝奪之結果，以西方法律文明為中心、經濟決定論、單線條進化發展模式之結果。時過境遷，隨著國家自主性的增強，這樣一個問題引起諸多學者的思考:“我們能否走一條尊重傳統的、平和的，較少社會震蕩的變遷之路?走這樣一條道路，是否有利于增進國民的福社，從而也有利于新的文明的生成?’，⑧當然，我們現在的法律生活也得益于近代由西舶來的法律模型，但是，正如巴士可所說“奇怪的很，一條河流竟成為法律的邊界線，在Pyrenees這邊被視為真理的事情，在另一邊卻是錯誤的。’，丈乳之所以如此，民族的因素不容忽視，更何況法律常常體現著民族精神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說“國家、法律、優雅的言語、哲學、藝術、科學以及一個群體的‘公眾輿論’，則是建立在群體精神之上的。’，翎祥體精神絕不可能短時期內造就，需要一個民族短則百年，長則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文化積淀，法律理性的形成也絕非一日之功。如果把法律理性比作一棵樹，其基干便是群體精神，即使是把它挪移到一個新的生長環境中，它需要長時間的適應過程，并在適應環境后，基干將繼續長成。當前，我們所謂的法律理性是揉合了我國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明的產物，并在激蕩的社會轉型時期，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法律文明。隨著社會轉型趨于穩定，社會的“理性化的領域”將大于“非理性的領域”，法律的需求量就大于政策的需求量。接下來的問題是，清末法制改革是在外力強制下被迫在非理性政策領域做出的政策性應對，然而，當前如何處理傳統法律理性與西方法律文明的矛盾呢?在走向法治的過程中，如何解決非理性政策與理性法律之間的矛盾，甚至是政策的非理性侵入法律理性的領域?三、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應答與評析馬克思主義法理學認為“社會主義的法來自無產階級革命。”⑧也即“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與現有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社會革命的時代開始了，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龐大的上層建筑更慢地或更快地被徹底改變。”

無產階級革命產生社會主義的法律，由革命的特征所決定，革命顯然屬于“非理性的領域”，革命階段權力與權利的分配由非理性的政策決定。當無產階級的革命奪取、建立、并鞏固了政權后，暴風驟雨般的社會改革方式逐漸為國家改革所代替，無產階級革命為國家改革所代替，這是二戰后諸多國家發展的共同趨勢。在國家改革過程中，如果擴大“非理性的領域”，多以權宜之計行姑息之政，社會終將進人由非理性政策調整的惡性循環過程，法治國度終將欲走近卻走遠。如果擴大“理性化的領域”，那么傳統法律理性、西方法律文明、非理性政策的關系又糾纏不清、難以理明。為避免兩種極端，所需要做的或許是，由立法機關以高姿態凌駕于其上，溝通理性法律與非理性政策之間的對話，也即:正視傳統法律的理性，總結民族精神;切實的把握正在形成的新型法律文明。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就是避免理性法律落人“非理性領域”，非理性政策陷入“理性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