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模型的確立

一、數理經濟學分析

數理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的區別，主要就是在理論研究中，采用數學推理的方式進行，這樣推理的過程更加科學，也更加具有理論性，但是在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可以進行數學推理，因此數理經濟學的應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實際推理的過程中，由于推理的方法不通過，得到的觀點和理論德國，也會有一定的差異。由此可以看出，數理經濟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將數學推理等，引入到了經濟學中，在數學推理的基礎上，可以建立一定的經濟模型，將一些實際問題和數學函數等聯系起來，這樣就可以直接解決經濟學中的一些問題。數理經濟學經過了多年的發展，很多專家和學者對其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大量的經濟模型，如英國學者提出的社會選擇和社會福利函數的關系，其中很多模型對現代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現在依然有很多學者，對這些經濟模型進行研究，希望能給找到一些先進的經濟理念，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

二、數理經濟學中影響經濟模型建立的因素

（一）樣本數據

要想建立一個經濟模型，首先應該獲得一定的樣本數據，尤其是數理經濟學中，經濟模型是建立在數學推理的基礎上，要想保證經濟模型的準確，必須確保樣本數據沒有問題，而且樣本數據越多，相應的模型也就越精準，但是在實際模型建立的過程中，不可能收集所有的相關數據，只能根據模型的實際情況，針對性的選擇一些特殊的數據，組成一個樣本。樣本數據的多少會對經濟模型的建立產生影響，樣本數據的分布情況，同樣也會對經濟模型造成較大的影響，要想保證經濟模型的準確，在獲得樣本數據時，如果從不同的地區獲取，應該保證各個地區的數據量差不多，然后盡量選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數據。由此可以看出，樣本數據的多少以及分布情況，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模型建立的情況，而樣本抽取情況，受到數據調查人員素質的影響很大，在抽樣調查的過程中，需要對數據進行一定的鑒別，挑選出對模型建立有用的數據，這樣才能夠最大程度上保證經濟模型的準確性。

（二）數學推理的方式

對于數理經濟學來說，其最大的特點，就是采用數學推理來建立經濟模型，而對于同樣的數據和理論，通常可以采用多種形式進行推理，每種推理的形式，都能夠得到一個不同的結果，因此對同樣的問題進行分析時，由于建立經濟模型學者的不同，以及推理過程的不同，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和理論。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數學推理方式，對經濟模型的建立能夠起到很大的影響，甚至會改變經濟模型，由于經濟模型研究的通常是現實中的問題，具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以此這些不同的結果和理論，都是正確的，只是環境和條件發生了變化，使得數學推理的方式不同。

三、數理經濟學中對于經濟模型的確立分析

（一）經濟模型的設計

在實際的經濟模型確立之前，首先應該根據研究問題的情況，針對性的設計一個大概的經濟模型，這樣可以避免建立模型過程中的一些錯誤工作，如樣本數據采集中，可以根據設計模型的內容，針對性的進行數據采集，以此來提高樣本采集的效率，對于經濟模型建立來說，這個事先設計的模型，就相當于一個工作大綱，表示出了每個環節中應該做的工作。學者在建立經濟模型之前，都會先進行大量的調查取證，通常情況下，會提出一個假設的模型，很多情況下，這個假設的模型就是事先設計的模型，這樣實際的模型建立過程，就是對假設模型驗證的過程，如果每個環節都和假設的一樣，就說明假設的經濟模型成立。如果在樣本采集的過程中，發現實際的工作于假設存在差異，說明假設的經濟模型有問題，這時應該根據差異的實際情況，考慮是直接放棄假設的經濟模型，還是在假設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改，最終得到準確的經濟模型。

（二）經濟模型的確立

數理經濟學中，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經濟模型，通過對以往數理經濟學進行分析可以知道，很多學者的研究成果，都是以經濟模型的形勢呈現出來的，由此可以看出，經濟模型的確立，對于數理經濟學的重要性，而且數理經濟學經過了多年的發展，已經開始解決實際問題。通過實際的調查發現，很多實際的問題，可以轉化成相應的數學模型，將問題利用特定的數學符號進行描述，就可以把解決問題的過程，變成數學計算的過程，這樣可以極大的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數理經濟學中的經濟模型，也是一種數學模型，只要注意樣本數據的情況，同時建立相應的邏輯關系，盡量將實際問題采用數學符號來描述，就可以很輕松的確立經濟模型。因此，在進行市場經濟環境的分析與發展的進程中，確定經濟模型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能夠掌握經濟的發展規律，把握市場的動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對于經濟規律的分析。模型是一種能夠建立在數學分析的基礎上，將經濟以及市場的數據進行歸納與分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概況分析，最終得到一組真正的模型歸類。總之，確立經濟模型需要從多個方面進行著手，將重要的數據進行分析，從而通過數學方式進行歸納與總結，得到屬于某一經濟領域內的特定經濟模型。

四、結語

通過全文的分析可以知道，數理經濟學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分析，隨著現代經濟理論體系的發展，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由于數理經濟學可以采用數學推理的方法，建立相應的經濟模型，對于實際的經濟發展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實際模型建立的過程中，應該注意樣本數據的多少和分布情況，同時采用適當的數學推理方式，以此來保證經濟模型的準確性，為了最大程度地確保經濟模型的確立，在具體的建模之前，應該先提出一個假設的模型，然后在實際建立的過程中，對假設的模型進行驗證。

作者：唐俊波 單位：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第二篇：經濟學下的生態文明

1、新制度經濟學起源及內容

科斯的貢獻主要有兩點：提出了“科斯定理”和引入“交易成本”，將制度因素重新置于經濟學分析的核心。科斯認為，制度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節省交易成本，使資源配置達到優化配置的機制。制度的建立和運行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但只要創立制度的成本低于其要替代的交易的成本，制度就會被創建出來。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賦予經濟學新的涵義，用新的假設方法進行分析，引導人們從全新的視角來審視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主要包含四個基本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其中，制度變遷理論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占重要地位。通過研究制度變遷規律，嘗試用一種動態的、歷史的觀念來看待制度。“產權”和“交易費用”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它們主要探討制度結構及制度變遷對經濟效率和經濟發展的影響，認為當交易費用為正時，制度是重要的，而產權制度作為其他制度安排的基礎，尤為重要。新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是諾斯。他認為，當特定的技術和社會環境發生改變時（如生產技術發展、市場規模擴大、價格上升等），由于規避風險或政治大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原有制度未能發生相應的變化，制度與環境的匹配不再是最優狀態，人們會選擇用一種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來替代原來的低效率制度，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和實現效率最大化。如果人類沒有制度創新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的努力把技術創新的成果固定下來，那么人類社會持續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是不可能的。制度變遷對于制度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制度變遷過程又是具有一定規律性的，因此，可以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來分析制度演變的規律。

2、生態文明的內涵及特征

2.1生態文明由來與發展

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提出生態文明概念，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共處、持續發展的客觀規律，綜合應用物質、能量、信息與生物科學技術，進行的生產過程，是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和文明形態。我國正式提出“生態文明”這一概念是在2005年召開的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200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不僅繼續使用了“生態文明”概念，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任務，還對建設生態文明提出了全面系統的要求。此外，黨的十七大還在生態文明建設與其他建設的關系上做出了初步探索，確立了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同等地位的戰略安排。黨的十八大提出“樹立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進一步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與美麗中國的戰略關聯。生態文明建設是“美麗中國”的實現路徑，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構成部分。

2.2生態文明內涵與特征

2.2.1生態文明內涵

生態文明是人類在遵循客觀規律，遵循對自然界開發和保護并舉的原則，克服開發利用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因素，綜合應用物質、能量、信息與生物科學技術進行生產，所取得的物質、精神與制度成果的總和。它表征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的進步狀態。建設生態文明就是提高全社會的“生態理性”，用尊重自然規律，用科學的手段提升人與自然互相依存和互相促進的關系，達到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生態文明的基本內涵是尊重自然規律，本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的出發點，始終堅持生態文明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政治文明齊頭并舉，融合發展，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制度是指在社會上形成的支持和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各種引導性、約束性規定和準則的總和，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生態文明制度是通過軟硬兼施的雙重手段調整人們的生態文明行為，最終達到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人們通常認為“制度”是以文字約束的形式固定下來的硬性規定，但實際上，在調節人們行為的各種因素中，融入人們價值觀念的“軟性”規定，往往會發揮出更堅定、持久的作用。

2.2.2生態文明特征

（1）以環境保護為核心，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生態文明的核心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從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及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出發，合理控制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規模與程度，謀求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人類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利用、保護和發展自然，給自然以人文關懷，從征服自然向人與自然協調發展轉變。我國的環境形勢依然嚴峻，改善環境質量、維護生態安全十分迫切。環境保護取得的任何成效，都將改善自然系統運行的安全狀況，直接影響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進展。

（2）生態文明建設是個長期過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既要“補上工業文明的課”，又要“走好生態文明的路”，因此，面臨雙重任務目標和巨大發展壓力。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生態文明的因素也會不斷積累和豐富。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生態問題的長期性，提前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3）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上具有漸進性和階段性。由于生態文明建設內容廣泛、時間長久，在建設過程中必然表 現出漸進性特征，因此，要把握好規律，循序漸進，穩步推進，才能取得實效。生態文明的初級階段，是轉變工業文明發展方式的實施階段，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仍是最迫切的需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高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水平仍是這一階段最突出的任務。在生態文明的高級階段，低碳經濟和低碳文明真正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逐漸降低，氣候系統自然運行。可持續發展模式真正實現，經濟和社會子系統高效運行，全面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4）生態文明建設具有多重目標性。生態文明寓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之中，涉及全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成果的總和。它要求我們要探索出一種新的產業結構，這種產業機構在人口、資源、能源、科技和政策等約束條件下追求著多重目標（經濟平衡穩步增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和資源能源節約等）。

3、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的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制度問題分析

3.1環境產權制度不明晰

3.1.1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不完善

我國的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制度還處于摸索試行階段，我國還未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排污權交易市場，在具體實行過程中也存在諸多問題，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排污權的合法性缺少法律制度層面的明確規定，不同企業間如何進行排污權交易，交易過程中的具體換算標準，以及如何合理界定不同單位間排污權的配額，排污權的交易信息平臺和交易市場有待進一步規范，排污權交易市場缺少成熟的買賣雙方和中介機構等一系列問題都有待于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3.1.2尚未開設環境稅稅種

目前，我國還未開征專門的環境稅，企業違反規定向環境排污的行為成本過低，也在較大程度上助長了企業的自利行為。排污與不排一個樣，排多排少一個樣，這種“大鍋飯”“一鍋端”的做法只會打擊環保份子的積極性，助長環境破壞分子的污染行為。這種做法弊端明顯，其不良后果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得到了充分印證。我國還未向非環保型產品開征消費稅，一次性用品和塑料袋尚未納入稅收范疇，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這類產品在我國的使用率居高不下，這一方面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也加重生態環境的負擔。3.1.3生態補償機制存在諸多漏洞由于環境產權界定不清、資金支持不足以及補償標準低，我國的生態補償機制還很不完善。在我國，生態補償的實施主體是政府，補償資金多來源于政府的轉移支付和專項基金，缺少其它的融資途徑，因此，生態補償標準低、補償范圍狹窄，政策激勵性不足。轉移支付的形式為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單項轉移，在跨地區的橫向轉移支付方面未形成機制。3.1.4未形成環保的價格機制由于我國再生資源價格高于原始資源價格，導致企業在完善再生資源價格方面缺少行動的動力。由于排污控制設備購置成本高，排污成本低于排污控制成本，因而，許多企業寧愿選擇繳納罰款也不愿對污染物進行處理。我國的資源行業是壟斷行業，壟斷性行業的成本監管欠缺制度性規定，過低的資源稅并不能體現出資源的全部價值。

3.2環境與經濟發展綜合決策機制不完善

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起步晚，使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在近代以來備受列強欺凌，嘗盡了落后挨打的滋味。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把經濟建設作為日后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近三四十年來，我國采取了“重經濟、輕環保”的發展模式，并在這種策略指導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同時也令我們的資源環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開發與破壞。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一直都是“兩張皮”，經濟部門與環保部門間的相互合作與制約機制不強。在經濟發展決策時，不能有效地對環境政策加以設計和實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帶來了諸多的環境問題。人類生態觀的演化一般經歷四個階段：原生態、生態破壞、生態覺醒、生態自覺，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們現在越來越意識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目前我國正處于破壞與覺醒之間。

3.3環境監管法律制度不完善

3.3.1生態環保政策難落實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還面臨環保政策落實難的問題，許多生態環保策因不能貫徹落實而流于形式。我國早在推行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政策時，就制定了相應的環境政策，但環境政策的實施效果卻不太理想，環境破壞問題日趨嚴重。

3.3.2生態文明建設監督機制不完善

我國環境監管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環境執法部門很難真正地發揮作用。在我國領導干部政績考核方式是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考核機制，這種考核方法忽略了自然資源消耗與環境的污染破壞，這跟我們的生態文明理念是相背離的。在這種機制導向下，政府官員往往過分關注GDP增長，缺乏環境保護的動力。一些政府官員出于政績的考慮，不惜犧牲生態環境以換取短時期、快速的經濟增長，對于企業違規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能很好地盡到監管責任。更有甚者，濫用手中職權，為其大開方便之門，淪落為企業的幫兇。此外，我國現存的監管機制也存在諸多漏洞，這也在客觀上為違規者提供了便利。資源環境保護制度建設工作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任務相脫節，資源環境保護工作沒有真正走向法制化和規范化建設軌道。環境保護政策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而且缺乏連續性和協調性，未能形成一整套長效運行機制。地方政府預算內環保資金到位不足，環境欠債越積越多，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法律和規章制度的體系化建設不完善，覆蓋范圍狹窄，一些重要領域的法律制度嚴重缺位。例如，我國目前尚沒有關于濕地資源環境保護的專門法規；現行資源環境法規內容原則性較強，可操作性差，使得“執法不嚴”和“有法不依”行為有了可乘之機；現實中違法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缺乏具有較強可操作性的責任追究和獎懲制度，法規對各級政府決策的約束性不強。在生態保護方面，一直采取“命令式”和“補償式”，它們并不能保證實施效果，收效甚微。在資源利用方面，資源要素價格缺乏合理界定也助長了資源的浪費。

3.3.3生態違法成本低

一般來說，企業違規排污的制裁以行政罰款為主，因此，就使得企業形成這樣的認識：只要交罰款就可以隨意排水排氣、污染環境。對于企業而言，出于資本逐利的本性，只要能夠順利進行生產，他們會在可能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壓縮成本。相比按要求購置配套污水廢氣處理設備而言，罰款的費用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因此，在這種情形下，企業寧愿繳納排污費以獲得合法的排污權，也不愿投資建處理設施。有些企業即使投資建設了處理設備，也只是做做樣子、搞搞形式，僅作應付環境監管部門突擊檢查之用，平時基本上不運行。這樣一來，罰款反而成為其明目張膽破壞環境的保護傘，相比與他們為環境帶來的損害和非法獲得的利益而言，罰款的數額更是微乎其微。

3.3.4社會公眾參與機制不健全

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全社會力量的共同參與，而我國社會公眾參與生態文明的機制建設滯后，社會公眾參與熱情不高，參與范圍狹窄。生態文明的社會參與不足，主要表現在環保組織參與不足、專家參與不足和公民參與不足三方面。在環保組織方面，由于其資金來源依賴政府，活動受控于政府，不能擁有完全的話語權，在意見表達方面不能享有充分自由，進而不能很好地發揮對政府行為的監管作用。在專家參與方面，專家參與生態環境政策制定的程度較低，許多時候專家咨詢建議并不能影響政府最終決策，專家參與流于形式。在公民參與方面，由于專業技術能力的欠缺和信息不對稱，公民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監督的效果不佳。公眾意志被政府意志左右，很難形成自己的獨立觀點，公眾參與也被實質上空洞化，很難起到理想的監督作用。

3.4公眾生態意識差

公民的素質決定公民的意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傳統的發展觀和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造成我國公民整體生態意識淡薄。一般來說，公民僅僅關注與自身密切關聯的生態環境問題，而缺乏對于更大范圍生態文明狀況的關注和了解。公民對于生態文明的具體知識和相關法規了解較少，我國公民生態文明意識普遍較低。這導致了生態文明建設推進難的局面，已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事業的強大阻力。黨政領導干部的生態意識缺失將阻礙生態環境問題的政治主流化進程，企業的生態意識缺乏直接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層出不窮，社會公眾的生態意識缺乏使得生態文明建設缺乏社會基礎。對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普遍重視不夠，認識不足，對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在環保和資源有效利用方面起到的積極意義認識有限。在內力不足的條件制約下，加強外力的強制約束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制度建設意義就在于，人都是有缺陷的，不能僅僅依賴“自覺”“自律”之類的口號，需要有完善的體制建構，這樣才能保證生態文明建設有著夯實的推進基礎。

4、生態文明建設發展探究

4.1充分發揮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樹立生態文明新理念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是自發形成且得到社會認可的行為規范和內心行為標準。這是對人的行為的不成文約束，與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對應。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行為約束更多地來源于“軟約束”，即非正式制度。保護生態環境不僅要依靠政府監管，而且也要充分利用各市場主體間的利益關系，鼓勵市場主體積極參與環保。非正式制度建設的重點是提高全民的節能環保意識，通過加強環境宣傳來提高全民環境意識、進而提高全社會環保水平。人民群眾是環保事業的根本力量，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我們應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在人民群眾中樹立生態文明理念，引導和幫助他們養成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建議將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等知識納入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相信一定會對與提高全民環境意識和環保水平大有裨益。關于生態文明建設中非正式制度的確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加強對于各級領導干部層面的生態價值和生態理性教育，促進其形成包含生態指標的政績考核觀；（2）加強對于企業的生態保護責任教育，增強企業把環境、資源要素納入企業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自覺性；（3）加強對于社會公眾的生態道德教育，引領全社會形成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推動人和自然的協調發展。

4.2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明晰產權

產權是本人或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缺乏對公共資源的產權界定會導致搭便車行為，并帶來嚴重的負外部效應，有些甚至會釀成“公地悲劇”。產權不明確帶來的外部效應可通過排放標準、庇古稅和排污權交易等手段進行糾正。各部門將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產權問題制度化，根據不同的情況加以詳細規定，使得各項政策措施更具可操作性和連續性，從而能夠更好地對現實實踐發揮指導作用。明確的產權規定還能夠避免因政出多門和多龍治水而導致的推諉扯皮現象的發生，使得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加強溝通配合，各項政策措施都落到實處。如此一來，就能避免因產權不明而導致的各種問題，也減少部門間的合作障礙，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長期合作和整個生態文明建設系統的良性發展提供保障。

4.3實施排污權交易制度

排污權交易制度，是指管制當局制定總排污量上限，按此上限發放排污許可證，排污許可證可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在這一制度下，每家廠商都必須有許可證才能排放，每張許可證都明確規定廠商可以排放的數量。任何廠商排放了超出許可證規定的污染時都將受到巨額的懲罰。許可證在廠商中間分配，所選擇的許可證數目是使污染排放量達到理想的最高水平。在這種制度要求下，那些減污邊際成本相對較低的廠商會最多的減少排放，而那些減污邊際成本相對較高的廠商會購買較多的許可證，并最少地減少排放。該制度的制定主體一方面決定了總的許可證數目（即總的排污量），另一方面又通過許可證的交易制度使得污染的減少以最低成本實現。排污權交易可以增進非排污者的現實利益，提高人們減少排污的積極性。此外，因為管制當局只負責確定排污權的總量，而排污權的價格是由市場供求機制所決定。因此，可以有效避免因管制當局自身估計失誤，而使得庇古稅低于控制成本，進而導致廠商寧愿交稅也不愿添置環保處理設備。

4.4加強正式制度建設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良好約束環境

正式制度國家、政府或統治者有意識建立起來的一系列政策法規。正式制度建設主要包括：

（1）建立健全資源環境法規體系。

（2）建立生產廢棄物的集中處理制度。

（3）強化價格、財稅、金融等配套制度的約束作用。正式制度是生態文明建設順利推進的法律依據，道德約束是一種軟性約束，由于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使然，單純依靠公民的道德自覺和自律對公民行為的約束力畢竟有限。道德規范由于本身缺乏有約束力的實施機制，其本身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能真正發揮作用的制度形式。它只有借助于正式制度法規的形式，才能真正使道德規范變成可預期的行為準則。制定生態資源開發利用的正式制度法規，形成嚴格的市場準入機制，建立生態資源的有償使用制度對資源進行科學、高效的開發利用，提高資源開發利用效率。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探索生態補償的標準體系、資金來源渠道和具體的補償方式等，協調各方利益關系，使生態補償走上法制化、制度化進程。此外，政府部門還有必要建立權威的綠色標識制度，以便幫助人們有效識別綠色環保產品，增加消費者的購買環保產品的信心和積極性，這樣有利于提高綠色環保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5、結語

總之，制度理論為我們提供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使我們嘗試從制度層面來重新審視生態文明建設問題。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來分析生態文明建設問題，從制度優化層面為問題解決提供一種新的思路。但在實踐中，只有把理論細化為具體的規則、并給予一定的法律保障和實施監督才能使問題得以順利解決。因此，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一方面要盡快完善現有制度，另一方面要盡快建立相應監督機制以保證生態環保制度的貫徹落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生態文明建設穩定有效地推進，最終促進我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作者：施生旭 曹瑞陽 單位：福建農林大學

第三篇：失地農民入股安置經濟學

一、制度替代

制度替代是制度變遷的一種模式，它是在社會市場的外在作用下，政府通過制度調整或創新，把原有制度中的利益轉移到新制度中，改變原有制度中利益分配不均衡狀況，實現這些利益的相對均衡配置。制度替代的制度變遷模型包含以下要素：

1．制度替代的主體：地方政府制度替代的主體是地方政府，它包括如下幾個基本涵義：

（1）“刺激——反應”的動態性，“刺激——反應”的動態性是指地方政府不是主動地進行制度替代，而是在某些力量的推動下被迫做出的行為，而且這些力量不斷地刺激政府行為，呈現動態性。這些推動力量即制度替代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市場的作用和社會民眾的力量。市場推動是制度替代的根本動力，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有計劃經濟時期的制度安排已不能適應新的市場需求，在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存在矛盾和沖突，這是推動制度替代的強大動力；另外，社會民眾個體力量的不斷增強，必須和經濟、社會發展相一致，成為促進地方政府實施制度替代的輔助性動力。

（2）利益性，它是指在中央政府默許或同意的情況下，省級及以下層級政府，為追逐利益，成為制度替代的實施主體。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不是一個消極、被動的參與者，相反，為追逐公共利益和合法性利益，成為了一個理性的行動者。在制度變遷初期，地方政府熱衷于經濟利益的追求，但在發展到一定階段，開始注重尋求社會利益，實現以社會利益促進制度發展。同時，地方政府也很在意自己的合法性基礎，它的合法性來自于普通民眾和中央政府的認可，因此在制度變遷中必須考慮社會秩序的穩定。

（3）壟斷性，它是指地方政府壟斷著制度替代市場。本文僅指政治制度的替代，所以政府是制度替代的壟斷供給者，決定著何時、何種方式、提供什么商品。中國改革的特點是，地方政府先行“試點”，進行探索性改革，等“試點”成熟后，中央政府再把經驗推廣至全國，從這種意義上講，地方政府是制度替代的實施主體。

2．制度替代的途徑：政策制度替代的變遷模式的變遷方式主要是政策方式，政策具有靈活性，能使政府根據各自情況，制定適宜的策略。地方政府實施的政策手段主要有政策調整和政策創新兩種。

（1）政策調整。政策調整是指在原有制度規范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利用政策來調整原有制度內含利益的一種制度變遷途徑。具體可分解為以下幾層含義：第一，政策調整的對象主要是既得利益者預期將享受的制度利益，按照原有的制度安排和設計，制度內成員能夠按慣例知道自己的應得利益，政策調整就是要把部分潛在預期收益進行分流，有新的制度承擔；第二，政策調整的方向是分流制度附著的部分利益，減少既得利益者所獲得的利益種類和利益數量，這是一個減少制度利益的過程；第三，政策調整以政府主導的市場化為調整工具，政策調整是減少利益的過程，因此政府不會自上而下地強制性推行，而會選擇運用政府主導的市場化手段推行政策調整和利益分流。例如，政府通過醫療、養老保險社會化分流失地農民的利益。

（2）政策創新。政策創新是指地方政府創設一種新的制度，承載原有制度利益，使得原有非受益者也可以受益的一種制度替代的途徑。具體可細分為如下特點：第一，政策創新的對象主要是制度的新進入者，就分析安置制度而言，涉及的是群體之間的利益均衡問題。第二，政策創新的方向是利益增加的過程，制度創新使得體制外未受益群體進入到制度利益分配格局中，使其享有部分制度利益。新增加的制度利益來自于兩方面即原來無法享有到現在可享有部分利益及隨著政策的不斷創新，新進入者獲得的利益種類、數量會不斷增加；第三，政策創新會促使新的制度變體的產生，隨著創新的新政策的不斷固化和普遍化，政策就轉化成制度。

3．制度替代的效益：利益均衡制度替代的效益就是實現利益的相對均衡，從不同利益均衡主體的角度分析，包括既得利益者與外來者的利益均衡及制度供求雙方的利益均衡。

（1）既得利益者與新進入者的利益均衡。在制度體內，實現既得利益者與新進入者之間的利益均衡，是通過政策調整降低既得利益者的預期潛在收益及增加新進入者的制度利益，這樣通過對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剝離和對新進入者利益附加，使得兩者的利益差距不斷縮小。

（2）制度供求雙方的利益均衡。制度供求雙方之間利益均衡是指在制度供給過程中，只有制度供求相等，制度供給才是有效的，政府雖作為制度供給的壟斷者，但當制度需求小于制度供給，民眾的需求會影響制度提供的有效性，若政府仍持續不斷地提供此類型制度，則會造成制度效能低下。例如，招工安置制度雖然提供了較多的工作崗位，但由于失地農民素質差，不能滿足崗位需求，招工安置制度績效低下，為此，政府必須調整安置制度或創設新的制度。制度替代有利于實現制度供求雙方的利益均衡，對政府而言，制度變遷的直接經濟效益是生產要素被吸納進市場，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對制度需求方而言，他們分享到了原不能享有新的制度利益，實現了兩者之間的相對均衡。

二、失地農民安置制度的變遷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失地農民安置方式不斷創新，由原來的農業安置、招工安置和貨幣安置發展到留地安置、入股安置、住房安置、移民安置、社會保障安置等多種方式。

1．初始狀態：強制性利益分配，利益失衡本文認為，農業安置、招工安置和貨幣安置這三種早期出現的安置制度是強制性利益分配，維持著資源的穩定結構，使得城鄉利益嚴重失衡，農民獲得的只是短期收益，失去了與土地的一切聯系，最后引起大量失地農民失業。政府的這種依靠強制力實現的資源穩定結構，會隨著強制力的減弱使利益失衡問題凸顯出來。

2．利益失衡的矯正——利益均衡——制度替代隨著失地農民群體的日益龐大，失地農民的個體分散風險逐漸演變成群體風險，嚴重影響到未來社會的和諧發展。留地安置、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和移民安置等安置方式相繼出現。招工安置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增加了非農就業安置方式，使得農民及時就業，增加了農轉工的機會，使其收入穩定，這給失地農民帶來了很大的誘惑，許多農民主動農轉工。住房安置為失地農民建多層住宅，不僅解決了失地農民的居住問題，而且可使農民靠出租多余房子增加收入，有利于推動農民市民化進程。移民安置通過積極引導，失地農民能夠自謀出路，轉向非農生產，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入股安置通過工業園區建設，生產經營體制的創新，提高了失地農民的素質，增加了農民收入，加快農業現代化，完善了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了農村體制的改革。現在失地農民的安置制度正在向社會保障安置制度推進，將失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全社會的保障體系，完成農民性質的轉換，能夠有效解決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促進更多的農村老年人口、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人口、進入小城鎮落戶的人口轉讓其土地承包經營權，從而有效推動土地流轉和農業規模經營；促進農村社會保險體系的擴大；解決農民就業問題；維持了社會穩定。

三、結論建議

就以上的理論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制度變遷尤其是政府主導型的制度變遷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的不規范、不科學、不合理行為會極大地影響到制度變遷中的支付大小，其不規范行為也是影響利益配置時能否達到相對均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規范政府行為，從而推動入股安置制度的高效運行。為此，就必須做到：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監度，強化各級政府行為的規范性，通過強化學習和教育培訓，努力提升公務人員的自身素質和辦事能力。保障農民利益使得各利益主體之間達到相對利益均衡就需要完善失地農民入股安置的監督機制和相應的法律法規。在加強監督方面：一是督促政府相關部門深入企業和農民之間，不時展開實地調查的監測活動，不定期的抽查或進行問卷調查，掌握第一手資料，詳細了解入股安置的落實狀況，從而有效評定入股安置模式的效果；二是為防范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且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實施不規范行為，就必須建立獨立的入股安置監管部門和規范有序的管理機制，使得農民利益受損時可通過監管部門進行訴求，有利于農民受損利益的有效補償。在完善法律法規方面：建立和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對于政府的“作為”和“不作為”做出詳盡、全面、清晰的規定，對于不合法行為必須能夠依法制止以及對于引起損害的行為予以法律或行政追究，使得政府能夠真正做到依法行政，防止政府不規范行為的發生。另外建立和完善獨立的系統的土地流轉法、解決好土地的評估問題、在入股公司破產清算時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等作出明確的特別規定、對于股權流轉問題作出特別規定以及建立土地認定程序和完善入股安置程序，加強建設性項目的合規審查及加大違法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從而有效保障農民利益，也會大大減少入股安置制度的制度支付和提高制度所得。

作者：郭婭娟 單位：濮陽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