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原因

研究中國近代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較為嚴重，究其原因，主要是戰爭和礦藏不合理開采、人口、災荒等因素造成的。

(一)戰爭和礦藏不合理開采因素

戰爭方面，康沛竹通過描述長江中下游地區、黃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新疆等地戰后的情景，明確指出戰爭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并強調頻繁的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巨大破壞正是導致晚清災荒發生的不容忽視的因素［1］。與康沛竹的觀點形似，史革新認為，在戰爭中，大片森林或被戰火焚燒，或被砍伐用以構筑營壘、建造船只、生產火藥，遭受慘重損失。戰爭使國家自然生態環境遭受了極大的破壞，生態環境的破壞又助長了災情的蔓延［2］。伍啟杰以黑龍江地區為視點，在剖析該地區的近代林業經濟時，明確闡述了進入近代以來黑龍江森林遭受戰爭以及帝國主義掠奪的破壞狀況，指出近代黑龍江地區幾乎都是原始森林，天然林木的濫砍濫伐破壞了生態平衡，導致該地區生態環境逐步惡化［3］。礦藏的不合理開采方面，趙珍指出近代開發過程中對于生態環境，由于礦業專門技術人才奇缺，開采技術落后，再加上只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忽視了對礦藏周圍生態的保護。這種掠奪式開采，大面積破壞了山體和河床，污染了河流，從而使生態環境失衡，使西北業已脆弱的生態環境失去承載能力［4］。

(二)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宏觀上的人口壓力，二是移民帶來的人口膨脹。宏觀上的人口壓力方面，王振堂等認為，生態環境的變遷與人口壓力有莫大的聯系，長期的人口壓力引起了中國生態資源的破壞，如珍稀動植物資源的消退與消逝，泰山、燕山、長白林海的消逝等。生態資源的破壞導致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出現如河口淤積、地下水位下降、荒漠化、城市熱島等生態問題［5］。移民帶來的人口膨脹方面，陶繼波就清初至民國前期河套地區的移民認為，這200余年間主要迫于災害威脅，大量的內地人口源源不斷地遷到河套地區，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該地區的氣候條件，也使該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6］。王俊斌針對“走西口”與近代內蒙古中西部社會生態的惡化，指出晚清以來實行“移民實邊”后，大規模的走西口移民到來，才真正在規模和程度上對內蒙古草原地區傳統游牧產業和生態環境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時期全面放墾、濫墾政策，對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的破壞極為嚴重，再加上當地脆弱的生態條件和惡劣的社會環境，導致近代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土地的荒漠化［7］。戰爭帶來的移民問題有兩篇文章，常云平等針對抗戰大后方難民移墾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指出，1937年抗戰爆發后，隨著國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轉移，大后方人口急劇膨脹、高度集中，給后方資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此壓力之下，人們毫無節制地掠取自然資源，從而催生了各種自然生態環境問題，如森林和草地面積縮小、生物多樣性減少、水土流失嚴重等［8］。張根福等就抗戰時期浙江省的社會變遷認為，迫于戰爭壓力，大量人口南遷，浙江省工業的遷入和新建破壞了后方各縣的森林資源，人口避難搭建房屋，伐薪取暖，也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9］。

(三)災荒因素

對于災荒因素，區域性研究乃其特點，主要包括河南和陜北地區。河南方面，蘇全有等就晚清河南災荒的影響指出，災荒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口減少和社會危機。災荒過后，生物圈、水圈首先遭到破壞，觸動反饋機制，生態環境系統失去平衡，進一步惡化;再就是植物稀少，缺少生態屏障，水土荒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水生態失調;又導致泥石流、滑坡、山洪、干旱等自然災害不時發生［10］。蘇新留針對近代以來黃河災害對河南鄉村環境的影響，詳細探討了晚清和民國時期黃河泛濫的情況以及黃河災害對河南農田、村社、人們生活的影響，認為災害對鄉村生態環境最大的威脅是對農田生態系統的破壞:災害一方面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亡，從而使大量土地無人耕種;另一方面災害直接導致土壤沙化，土地貧瘠，無法耕種［11］。王穎以1923－1932年陜北地區為例，梳理了自然災害對民眾造成的危害。災害發生時，食物短缺，為了生存，陜北各縣的災民主要食用草根、樹皮，這些正是植物得以生長的基礎，而它們在各縣已被掘剝殆盡，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危害，而且動物的大量蠶食也影響了生物鏈，間接破壞了生態平衡［12］。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外，王合群等強調了近代中國城市化帶來了城市環境問題(垃圾問題)和城市污染問題［13］。邵侃等從歷史傳統的視角，比較分析了歷史時期中西農業技術的不同，并論述了不同的農業技術發展模式對生態環境破壞的差異性，指出中國以“節約土地”為核心的精耕細作的發展模式在取得階段性開發成果的同時，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14］。

二、生態環境惡化的表現及影響

(一)生態環境惡化的表現

中國近代生態環境惡化主要表現在土地荒漠化及鹽堿化、湖泊的泥沙淤積、生物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等方面。在土地荒漠化及鹽堿化研究方面，王俊斌概述了近代內蒙古中西部土地沙漠化情況，并分析了土地荒漠化的原因，如移民不科學的土地開墾，不合理的生產、生活行為，國家政策的消極影響和惡劣的社會生存環境等［7］。蘇澤龍通過田野調查、引用大量文獻數據等方式，指出明清以來交城及文峪河流域生態環境的惡化加劇了該地區的土地鹽堿化［15］。在湖泊的泥沙淤積研究方面，杜耘等以洞庭湖為個案探析中國近代湖泊的泥沙淤積問題。雖然作者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探討近代洞庭湖沉積速率，分析洞庭湖孕災環境，但也承認人類圍墾、上游森林砍伐導致洞庭湖泥沙增多，甚至淤積，進而又導致了湖泊容積不斷減小，調蓄洪水能力下降，洪澇災害連年不斷［16］。在生物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研究方面，魏東巖指出，近代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物種的滅絕速度加快。其原因主要是近代氣候變暖，工業進程加快，人口激增，森林的過度砍伐，草場的超載放牧，化學制品的濫用，環境污染加重等，此外還有氣候因素、災變因素、新興疾病因素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