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風氣之盛,成就之高,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很突出的。除了詩歌的巨大成就外,文章創作也有很大的收獲,其中古文創作傳統的形成,無疑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但是學界在討論古文乃至于古文運動的時候,或者語焉不詳,或者僅取一面,對于這種文體興起的背景和具體內涵,揭示并不多。筆者以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出現,是文壇對于當時疑經學風的一種回應,而古文則是在傳統經學體系動搖之后,延續早期經解的一種嘗試,但這種初衷在唐代求文的風尚中被湮沒了。本文擬從唐代的疑經之風、古文運動的討論出發,來探討《左傳》在其中的關鍵作用,及《左傳》自身文學之轉機。

一、疑經之風與《左傳》文學關注的興起

《左傳》的文學性,很早就為人們所注意,①但是歷代對于該書都是從經學的角度來處理,即便涉及文學討論大都也是只言片語。

直到唐代,對于該書文學性的論述,才頻繁出現在古文派的言論中。中國文學的獨立成熟是在經學的文化背景中進行的,經學構成了中國文學的前提。文學與經學是彼消此長的,經學的衰微在某種程度上為文學的興盛提供了契機。當然這是就初期文學尚未獨立時而言的。經學是干政求實的,關乎社會民生;而文學是藝術的,更多是近于娛樂了。雖然儒家也講禮樂教化,但這種文藝仍然是經學思維的,如漢代對《詩經》、《楚辭》等的政治化理解,雖然也存在著自生民以來的娛樂的傳統,如漢代的文學,許多研究者看到了其中的娛樂性,但這并非主體。文學在這時并沒有成為一種專門的藝術,遠沒有獨立于經學的范圍。從這個層面來看,前人以為魏晉時期文學開始自覺的觀點并非沒有道理。事實上只有在這時期為文學而文學的人群才大量的出現,形成了一種時代普遍認可的潮流。當然這種獨立是相對的,文學并不能完全獨立于經學之外。但是在文學之內,又由于經學干預程度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面貌。就《左傳》而言,文學與經學的矛盾就表現在經學身份的松動。本文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來討論《左傳》文學的自覺。

學術界一般以為疑經運動與唐代啖助學派所倡導新《春秋》學,有著直接的聯系。對此,研究者也多有論述,但是他們往往忽視傳統,夸大了該派的開創之功。筆者以為啖助學派的興起,是長期以來今古文之爭的延續,并不是孤峰獨立的。區別即在于,他們較之前代更為激烈,影響也更大。

啖助學派,是唐代中期研究《春秋》的一個學派,形成這個學派的主要人物,是啖助、趙匡和陸淳。該學派的主要成績在于,打破了自漢代而下治《春秋》“棄經信傳”的傳統,倡導“經義為主,不以傳害經,義以時立,學術為政治服務”①。并質疑三傳,大開懷疑之風,如其論《左傳》云:“《左傳》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后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而多,辭義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②

啖助學派因其主張經世致用,而為當時大量士人所接受。“凡尊奉啖助學派學術者,幾無庸碌懵懂之輩。尤其是順宗永貞革新的重要人物,無不是陸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后來被稱為‘八司馬’的,幾乎家有其書,試讀柳宗元的《答元饒州論〈春秋〉書》,可以說是某些中晚唐士大夫的施政綱領了。繼承啖學派學術思想的重要人物,有柳宗元和呂溫。”③“啖助學派,不但影響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學術,而且也影響到宋代,一直到清末,有意思的是,啖派學術在宋代興起的時代背景,和在唐代有并非偶然的相似。”④

劉氏描述啖助學派對于唐宋學術乃至于社會的巨大影響,基本上是合乎史實的,但就唐朝的這種疑經之風的淵源來看,似乎還可以往前追溯。筆者以為對于經典的質疑是東漢末年以來,經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啖助學派一方面動搖了傳統的經學體系,另一方面也開啟了時人從文學角度來關注經學。晁說之說:“自啖、趙謂公谷守經,左氏通史之后,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于斯矣!”(《趙贍春秋經解義例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左傳》的文學性才開始被大量關注。

唐人在具體討論《左傳》文學性的時候,是從不同的層面進行的。傳統上經學是作為整個文化的基礎而存在的,采經學以補文藝是很傳統的作法,但這畢竟是外圍的,意義并不大。

此時最值得注意的是改變《左傳》的經學身份,視之為史書,在史書敘事體例的討論中介入對其文學的看法。在韓柳等人在倡導古文之前,劉知幾的《左傳》態度很值得關注。

劉知幾對于《左傳》的態度很復雜,他一方面以之為史學典范,備加稱贊。《史通•六家》中分辨六種史書體例,即《尚書》家(記言)、《春秋》家(記事)、《左傳》家(編年)、《國語》家(國別史)、《史記》家(通史)、《漢書》家(斷代史),將五經中的《尚書》、《春秋》和解經的《左傳》、不解經的《國語》、《史記》、《漢書》并列,沈玉成先生以為這本身就是把“經”降而為“史”。在他之前,還沒有一個學者具有這樣的膽識。⑤另一方面他在具體的史學論述時,又將之經學的地位提出以示區分。他在不少的地方表示出《左傳》解釋《春秋》的觀點。《鑒識》云:“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于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并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古今正史》云:“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形于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他雖然也在尊經,但并沒有從經學的角度來對待,討論的還是作為史書的《左傳》。在這里經學與史學發生了有趣的分離。

然而在討論史書的書寫,他又將《左傳》變為文學典范了。《左傳》從經學轉變到文學,劉氏借助了史學這樣一個過渡,其中“敘事”是關鍵。“蓋左氏為書,敘事為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丑。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摹,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摹擬》)劉氏雖然從史書書寫的角度來談論《左傳》,但是距離文學分明是很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