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度認識農業科技和人才的作用

張之洞對農業科技、農業人才與農業發展的關系有深刻認識。晚清時期，中國仍是封建的農業國家，農業仍是清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因此，中國要自強，離不開農業的發展。張之洞指出：中國向來以農立國，“農務尤為中國之根本”［２］（Ｐ１５６），中國具有發展農業的有利條件，“土地廣大，氣候溫和，遠勝歐洲，于農最宜，”［３］（Ｐ９３９）而“近年工商皆間有進益，惟農事最疲，有退無進”［３］（Ｐ９３９），原因是“農學不講之故也”［３］（Ｐ９３９）。由于不講求農學，致使中國缺乏專門的農業科技和人才，農民的整體素質低下，當歐美和日本等國運用先進的農業科技知識、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大力發展近代農業之時，中國農業則仍停滯在傳統的經驗農業上，“大凡農家率皆謹愿愚拙，不讀書識字之人，其所種之物，種植之法，止系本鄉所見，故父老所傳，斷不能考究物產，別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積成貧困”［３］（Ｐ９３９）。因此，張之洞感慨：“愚民百萬，謂之無民。不講農工商之學，則中國地雖廣，民雖眾，終無解于土滿人滿之譏矣。”［３］（Ｐ９２８）他對講農學、育人才等的關系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今日欲圖本富，首在修農政；欲修農政，必先興農學”［３］（Ｐ９３９），而“興農學”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亟應創設農務工藝各學堂，采用西法，實力講求，以開風氣”［３］（Ｐ９２８）。從而把農業科學、農業教育、農業人才與“修農政”有機地結合起來，明確了農業科技、教育與農業的關系。張之洞多次提到“農政”，雖沒能找到其確切的含義，但從他多次談及農政的內容分析，其“農政”應是一個涉及農業各方面的廣義概念，既包括農業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機構，又包含了農業科學、教育和技術，與《農政全書》中的農政近似。

二、力倡農學教育，親創農務學堂培養農業人才

張之洞極力倡導發展農學教育、培養農業人才，并親創農務學堂，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近代農業教育的創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期間，奏準于廣東水陸師學堂內添設礦學、化學、電學、植物學、公法學五學堂，各招學生３０名，并致電出使英國大臣劉端棻，分別延請礦學、化學、電學、植物學、公法學洋教習各一員，來粵教授［４］（Ｐ４）。其中植物學教師為葛路模（Ｐｅｒｃｙ　Ｇｒｏｏｍ）。這或許是近代中國除教會學校外，在其他學校首次招收植物學類的學生，開中國植物學教育的先河。張之洞所理解的植物學，實際上是作物栽培學。張之洞在１８８９年１０月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說：“植物一學，析其物質類性質，辨其水土宜忌，勒為成書。天時之窮濟以人力，人力之窮輔以機器，于是國無棄地，地無遺力。”他在奏折中接著說：“農桑為生民之本，方今生齒日多，災珍時有，豈可不巫為經營，此植物之學宜講也。”［５］（Ｐ７３３）很明顯張之洞在水陸師學堂中附設植物學一科，目的在于改進我國農業生產。由此看來１９世紀８０年代末的張之洞已有興辦農業教育的想法。張之洞的農業教育思想不是獨立存在的，他代表了當時一批農業教育啟蒙者如羅振玉、譚嗣同、梁啟超、劉坤一、張謇等的農業教育思想，但他作為近代農業教育的典型代表，不但提出了很多農業教育見解，推動了包括農業教育在內的近代教育制度的制定，而且還親自創建了最早的農務學堂。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期間，南京、上海已成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使他得以更廣泛地接觸西方文化，從而認識到歐美各國的富強在于教育事業之先進與發達。

１８９５年他在一份奏折上說“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在于兵，而不知外洋各國之強在于學，夫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自學校，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６］（Ｐ６４８）他認為中國亟應效西洋，大力發展“專門之學”。他還劃分“專門之學”為四大類，即交涉、農政、工藝、商務。這表明，張之洞對于“西學”優點的肯定與應用方面，已超過當時的洋務派。他重視引進西方農業科學和培養掌握西方農學的人才。１８９６年，他得知國際農學會議在德國柏林召開，即電告駐德大使許景澄，請其搜集有關農業的資料和選購適宜我國的農書寄回湖北翻譯；他要求農務局將所譯農書中關于新式耕作方法、新式農具的制造和使用、優良農作物品種等內容挑選出來，編訂成冊，在全省推廣；從美、日聘請了農學教習１５人來湖北傳授農業知識，幫助中國培養農業人才；他還派遣學生去歐美和日本學習農業，以歸國推廣，并設立獎勵政策。“學生有愿赴日本農務學堂學習，學成獲有憑照者，視其學業等差，分別獎給官職。赴歐洲農務學堂者，路遠日久，給獎較優。暗資斧者，又加優焉。令其充各省農務局辦事人員”［７］（Ｐ３１－３３）。１８９８年張之洞曾上奏《設立農務工藝學堂暨勸工勸商公所折》，提出“富國之道，不外農工商三事，而農務尤為中國之根本”［２］（Ｐ１５６）。中國農業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新技術和農學人才，改變中國農民文化落后和保守急切需要創辦農業教育，他認為“化學非農夫所能解，機器非農家所能辦，宜設農務學堂。外縣士人，各考其鄉之物產，以告于學堂，堂中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縣鄉紳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試辦以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從之”［８］（Ｐ１３５）。他指出了開辦農務學堂的目的和對解決實際問題的作用，還倡導鄉紳大戶帶頭辦學。他主張將農學分為種植、水利、畜牧、農器四個子目。并建議“先于省城設農務學校，選中學校普通畢業者肄業其中，并擇地為試驗場，先行考驗實事，以備分發各縣為教習，并將各種各器發給通縣，令民間試辦。先則概不取價，有效則略取價值，務令報廉”［９］（Ｐ９４０）。通過農業科技教育勸導，提高農民的技術素質，推進農業技術近代化。１９世紀９０年代，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在各地開展，創建農學堂也作為學習西方以圖自強的新事物付諸實施，張之洞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帶動作用。

１８９６年８月，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期間，在南京設立儲才學堂，分設農政、交涉、工藝、商務四門等，將農學列為各門之首。其中農政一門包括種植、水科、畜牧、農器四項內容［１０］（Ｐ１０８１）。他還曾電請清政府出使大臣在歐洲聘請各門教師。南京儲才學堂是一所包括農業教育在內的綜合性的學校，也是中國最早的農業學堂，因此，張之洞可稱得上中國興辦近代農業教育的先驅［１１］。１８９８年他調任湖廣總督，在武昌又創建了湖北農務學堂。同年１０月，在武勝門外寶積庵購農田百畝建筑校舍，１９０２年遷入，張之洞親筆題寫“凡民優秀皆如學，天下大利必歸農”的對聯掛于校門口，另擇荒地２　０００畝為實驗場。創建之初，設置農桑兩科，招生２０人。到１８９９年，招生５０人，講授方言、算學、電化、種植、畜牧、茶務、蠶務各門，要求“有志講求農學、年在１４至２０歲以下，已習英文三至四年或未習英文而文理通順、資性聰穎、官紳士庶子弟報名考試。”首聘美國教授白雷爾為農科教師，采購西式農具良種，聘日本峰村喜藏為蠶桑教師，還聘請多位留日學生為教師。１９００年聘請曾任《農務報》總編的羅振玉為監督（即校長）。國學大師王國維于１９０１年到該校任日文譯授。１９０５年升格為湖北高等農務學堂，分設農、林兩科，四年制，前兩年預科，后兩年正科，并附設農林中學、農業中學、蠶業中學。張之洞創建的湖北農務學堂，是中國近代創建較早、影響較大的農務學堂。從學堂的學科設置、教師聘用、招生條件、學制規定來看，均具有近代性質，是張之洞近代教育思想的具體體現。張之洞的教育實踐領風氣之先，１８９８年９月，兩江總督劉坤一創辦江寧農務學堂。據統計，清政府在新政期間各地設立的農務學堂有５８所之多。這些具有近代色彩的農學堂，延聘外國人或留學生任教習，開設土壤學、園藝學、化學、植物學等與農業有關的近代自然科學課程，傳播西方近代農業科技知識，促使農業與近代教育相結合，培養了一批近代農業人才，促進了近代農業教育的發展。在辦學實踐的基礎上，張之洞親自參與了晚清學制《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的審定，該學制是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奠基，對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發生了重要影響。該學制的制定，使中國農業教育作為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歷史上首次被列入學制系統，以法規的形式進行了規范，結束了農業教育游離于學校教育之外的歷史，也解決了農業學堂的興辦無章可循的狀況，促進了近代農業教育的發展。新學制明確了農科教育的地位，對農科大學、高等農業學堂、中等農業學堂、初等農業學堂均進行了規定。張之洞在這個學制的起草和頒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在其中體現了他的農業教育的思想。

三、重視西方農業科學的引進與成果運用

張之洞反復倡導學習和引進西方農業科學，而且自己對一些具體科學也有所研究。他對西方農業化學、植物學知識和農業機械等的作用作了詳細的介紹，并提出要把自然科學應用于農業生產，以提高農業技術水平。他指出“勸農之要如何？曰講化學”。他分析說：“田谷之外，林木果實，一切種植，畜牧美魚，皆農屬也。生齒繁，百物貴，僅樹五谷，利薄不足以為養。故昔之農患惰，今之農患拙。惰則人有遺力，所遺者一二，拙則地有遺利，所遺者七八。欲盡地利，必自講化學始。……，養土膏，辨谷種，儲肥料，留水澤，引陽光，無一不需化學。”［８］（Ｐ１３５）盡管張之洞所談的農業化學今日看來是相當初淺和不嚴密的，但作為清末時期的封建官員張之洞能深入地探討當時農業之弊在于缺乏科技含量，不能盡地利，主張引進近代科學技術，提出改良土壤，選育良種、科學施肥等等，是相當可貴的。不僅如此，張之洞還積極倡導引進近代先進機器設備，采用近代農業生產方式，進行機器化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他認為發展近代農業生產“須精造農具，凡取水，殺蟲，耕耘，磨礱，或用風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則又兼機器之學。西人謂一畝之地，種植最優之利，可養三人。若中國一畝所產，能養一人，亦可謂至富矣”［８］（Ｐ１３５）。張之洞比較明確地提出農業機械化的思想，把機器運用于農業生產過程，以“省力而倍收”，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和收益。張之洞還了解植物學的具體知識，提出要以西方植物學知識應用于農田耕種，改良土壤，保持地力，他介紹“西法植物學，謂土地每年宜換種一物，則其所吸之地質不同。而其根葉壞爛入土者，其性各別，又可以補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較專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為精微。此亦簡便易行者也”［１２］（Ｐ１７９）。對作物輪作的意義理解得相當準確。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早期農學啟蒙思想家們，并沒有接受過近代西方農學的訓練，對農業科學以及農業科學與其他科學文化之間的關系，還不能系統掌握，他們從各種信息中，感覺到西方農學的先進。因此，他們所介紹的西方農學，多數是被物化了的技術和實用技術，比如農業機械和作物良種等等。然而，他們先知先覺般地提倡和身體力行，對于古老中國數千年積淀的農業技術的改革和近代農業教育的蓬勃興起，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四、重視農業教育、推廣和農務管理的協調統一，推動農政改革

中國傳統的農業，是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自然經濟，國家沒有專門的農業行政機關，農業事務由戶部派員兼理而已。為了發展近代農業，需要中央建立強有力的農業管理機構和農業制度，因此，張之洞建議采用西法設立專職官吏與專門機構管理農政，以使農業教育、農業技術推廣和農業事務得到高度重視和統一管理。為此，張之洞敦促清廷在中央專設農政衙門和農政大臣督課農事，并附設京師農務大學堂專管農業教育。１９０１年他與劉坤一聯名以《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向朝廷奏議，指出“專設一農政大臣，掌考求督課農務之事宜，立衙門，頒印信，作額缺，不宜令他官兼之”［１３］（Ｐ４７５９－４７６１）。在該折中他們提出發展近代農業的全面方案，明確提出“今日欲圖本富，首在修農政”［１３］（Ｐ４７５８－４７５９）。并擬定勸導農業四法，派留學生出國學習農業技術，鼓勵官紳推廣農業技術，對農民進行農技教育，對墾荒實行緩賦稅政策，獎勵墾荒等。并要求各省官紳在推廣先進農業技術方面起表率作用，省譯刻農學諸書頒發各地，縣設勸農局，邀集鄉紳講求，因地制宜，使種植得法。當時正值清政府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眾多有識之士也紛紛上書要求改革農政。１９０３年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農政的措施，如在中央設立了商部，商部下設平均司，由平均司掌管墾荒、蠶桑、造林等事宜。１９０６年成立農商部，下設農務司，專司農政。這些農政變革與他們的推動有重要關系。以張之洞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對農業教育的提倡與實踐，在晚清起到了農業教育的啟蒙作用，他找到了中國近代農業落后的深層次根源在于“農學之不講”，于是他們提出了興辦農業學堂、學習西方農業科技、發展農業教育等措施來促進中國農業發展，把改良中國農業與農業教育、農業科技、農業人才聯系起來，指出了一條靠科技興農的正確道路。張之洞創辦農務學堂的實踐，走在了中國農業教育的前端，帶動了湖北乃至全國農業教育的興起，在中國農業教育史上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