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聞生產的社會化和政治化解讀

（一）媒體：權利的幻像

“水門事件”征服了現代美國新聞界，但是不要簡單的認為“水門事件”尼克松下臺，僅僅是媒體的功勞，其實更多的是政界斗爭的功勞。“水門事件”中至始至終的一個重要神秘人物的“深喉”舉動，更是飽受世人的詬病和猜測，直到他在2005接受美國著名雜志《名利場》的采訪中才首次承認，他就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原副局長，已年過九旬的馬克•費爾特。新聞工作者在追求新聞傳播的自由和自身的獨立性方面承受著極大的壓力與挑戰，類似“水門事件”之事也許永遠不會再發生，美國是如此，其他國家也亦如此。稱媒體為無冕之王，這只是一種權利幻化。

（二）媒體“公共性”建設

從以上描述的媒體和社會、政治之間的關系，傳媒業在社會功能中應該要符合社會整體結構規律。我們可以知道在社會學視角下，社會的每一部分都是圍繞著平衡穩定的社會結構而建立的。媒體在受到政治、市場和文化的影響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政治化媒體、市場化媒體以及大眾媚俗化媒體類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常常會引起報道的偏頗。但是媒體即是作為廣大民眾的代言人，保護公共利益，是具備高度公共性的。因此，媒體在市場權利和政治權利庇護下，如何平衡報道，建構穩定社會場景，是傳媒業的主要落腳點。

二、社會機制下媒體角色定位

李普曼和舒德森都對新聞與民主進行研究。他們都認為，媒介有能夠制造“擬態環境”的功能，媒介建構的不是環境中的真實事件，而是被建構和創造出來的一種社會虛擬情況，展示出的不是一個真實的社會。區別在于李普曼對民主持有消極態度，舒德森則對媒體與民主抱有積極的態度。他認為媒體在社會的這種“潛網”影響下，新聞業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也是可觀的。

（一）新聞趨于記錄現實

很多新近發生的新聞事件和流行的社會問題，已成為電視欄目的重要題材。這里我們不難理解，目前在新媒體發展環境下，時新性和瞬時性已經成為衡量新聞價值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項。關于新媒體的輿論影響力也在輿論構建方面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媒體報道的轉向更加貼近民生，更加趨于記錄新近發生的輿論熱點。

（二）“公民新聞”的到來

隨著社交媒體等網絡媒體的盛行，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新聞生產中，相對于傳統媒體，公民通過互聯網能夠自由地公開發表信息、意見和進行討論。傳統的新聞生產中，公眾很少能夠參與到公共事件的輿論監督中去，僅僅是以記者充當著大眾的代言人，代表著公眾利益。網絡媒體的公民生產解構了這一瓶頸，人人生產的環境下，公民能夠最貼近生活事件，更加真實反映出最真實的社會動態，也更加能夠引起輿論。這就是所謂的“公民新聞”。公民新聞不僅能夠使個人更加積極活躍地參與到公共空間信息生產和社會問題探討中，而且公民新聞也能夠使得專業記者和輿論領袖，以及各個行業專家通過該渠道獲得信息。因此，公民新聞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雖然目前太過分散的公民新聞難以操縱，但它在促進公共領域建構方面都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公共領域構建更加積極

參與政治公共領域的標準有兩個：參與政治的公民所占的比例多少和政治參與在多大程度上是通過理性批判性的話語來實現的。書中通過調查研究顯示，在19世紀，當政治參與大幅上升時，政治討論并沒有變得更理性批判，反而是更加的不如以前。因此，我們應該思考“潛網”導致報道偏頗情況下，媒體應如何做？作者提出需要抱著積極的態度，來對媒體角色定位。我們知道，媒體對社會的兩種認知模式：古典主義模式和現實主義模式。古典主義模式認為：民主是由“理性而積極的公民”組成；現實主義模式即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認為媒體公眾并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生活在一個他看不見、理解不了、控制不住的世界，而且，沒有解決之道。所以媒體要在知道現實主義的前提下，最終走向古典主義民主模式，進而為理性公民提供更優信息。但遺憾的是：該書是基于美國社會對媒體進行研究，并沒有涉及到所有制體制下的新聞。

三、新媒體時代下的新聞生產反思

（一）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反思

網絡新聞時代，我們是否還需要專業媒體，是否還需要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新媒體有其獨特的新聞生態系統，采編和傳播新聞變得更加分散。新聞收集現在不僅包括編輯部，還包括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很多人認為自媒體的盛行、輿論領袖的崛起，意味著專業媒體的衰落，其實目前，盡管社交網絡媒體高速發展，并且在事物討論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輿論引導、保護公共利益和促進公民理性方面還有所欠缺。舒德森通過《新聞的力量》這本書，闡述職業新聞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未來的新聞不再只是單純的新鮮信息，而是“公共知識”，為公眾提供全面的事實和思考的框架。他覺得單純的信息獲取并非只是知情權的滿足，而應是全面理解事實，亦即從“感知”到“知曉”。人們希望有辦法對可獲得的無限信息進行分門別類，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相關的？什么是最有趣的？人們需要有人來幫忙說明和解釋這些事情。

（二）傳統媒體要致力于引導“公民新聞”

舒德森提出“公共領域”對美國歷史來說，更多是美好愿景。他也為我們指出一個現狀：隨著公共領域參與人數的增加，公民的理性思考能力并沒有增加。在自媒體時代，我們擁有更好的平臺進行參與，這為構建良好“公共領域”提供良好基礎，但是公民和網絡媒體的理性思考能力是否提高了？這也是我們要反思的。自媒體如何更準確的表達出底層民眾的聲音和利益，如何更好成為普通民眾參與政治、文化等的良好渠道？這都是值得新聞業進行思考的問題。我們知道在網絡新聞洪流中，網絡炒作、網絡暴力等新聞時有發生，這還需要我們提升新聞的公信力，提升個人的新聞甄別加工能力，以及認知社會的能力，當然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傳統媒體的參與、引導、優化“公民新聞”生產。

（三）傳統媒體要致力于重視報道的框架

受眾在參與議程過程中，有著積極的作用。在公眾崛起的時代，人人生產，在這種情況下，目前微博微信新聞中，許多的新聞事件都是公眾傳播的，然后才引起媒體的關注。受眾的能動性的反映，也會和媒體形成互動議程建構的動態過程。從我們上面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這方面的問題，在新聞事件發生后，很多時候是受眾更容易獲取信息，然后通過公眾議程再引起媒體的關注報道。因此，作為專業新聞機構的媒體，在議程設置和社會真實建構方面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傳統媒體在新聞報道中，受到各個方面的影響，議程設置方面存在著偏頗。在公民議程積極建構的同時，媒體人依據的標準，最終還是社會現實反映的，平衡報道。因此，不僅如此媒體在新聞生產中，更加應該引導受眾思維，而不是人云亦云，被公眾議程牽著鼻子走。

作者：張美娟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