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管理權與學生權利的沖突與平衡
1沖突集中焦點分析
在此案例中,作為校方認為學生作弊違反校紀校規,事實清楚,學校有權依據校規對學生進行處分,并根據校規對學生的學位授予給予否決,這是高校自主權的體現。而作為學生,則認為在認定作弊上缺乏事實,對于不授予學位這樣一種關系到學生切身利益的行為,學校在決定時必須要有書面決定,也要給予學生申辯的權利,但是這兩者學校都沒有做到,屬于程序上的嚴重違法。法院在作出判決時,一審認為對違紀學生作出處分時,在涉及學生權利如畢業與否、學位授予與否要特別注重事實準確。同時學校在制定涉及學生權利的相關制度是否是依法制定的,有沒有與法律相抵觸。確定學校在以上兩點都有依據的情況下,作出支持學校不授予小柳學士學位的判罰。二審支持一審的兩點判罰依據,認同學校依據法律有不授予違紀、違法學生學位的明確規定,但同時也對學位授予有明確的程序規定,二者都是依照國家有關法律規定制定的,學校按照學生作弊來執行了前者,卻沒有履行后者的程序來審議學生的學位是否授予(或者說學校沒能提供相關證據),對學生來說有失公允,提出了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新觀點,認為學校明明制定有《學校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畢業生學士學位授予辦法》,并明確要經過“系(二級學院)學位評定委員會評定,報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查通過”才能決定是否授予學生學位,從而支持小柳的上訴,要求學校重新對小柳的學士學位資格進行審核。
2矛盾:高校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仍然違法
高校享有對學生的自主管理權,是根據憲法所規定的學術自由基本權。學術自由是大學區別于其它領域的根本,是其獨立的根基,也是能賦予大學自主管理的基礎。大學的學術自由除了自主管理的教學規律,為了維護教學秩序,保障教師的講學自由外,也要對學生是否符合學業條件進行管理,這里面包括學生學習的要求,如學習的成績、與學習相關的實踐能力和技能要求等等,也包括作為學生如何完成學業有關的德智體美方面,如道德的規范、紀律的遵守等。沒有這些要求是無法體現學術自由的基本權,試想一個學生達到了學業規定的條件,但他是通過不良的手段達到的,如作弊、找人替考、賄賂老師等,那么他的學業條件就不應該得到承認。因此,高校自主權體現在依照國家法律的框架下如本案件提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等結合學校的實際進行管理,如學校制定的《學校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畢業生學士學位授予辦法》和《學校二級學院學生管理規定》等。這也是本案小柳提出訴訟的理由,也是法院一審和二審都支持的觀點。無疑高校的自主權是在法律的規定下去體現,法律也應該保護高校在按照法律賦予的自主權結合實際開展自身的管理工作,但是為什么法院二審還是支持了小柳的訴訟申請,要求學校要重新審定小柳的學位授予情況呢?或者說為什么高校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還是存在與學生的矛盾?這里必須強調的是法治必須是法與治的統一,法是基礎,治是實施,就是要求在法律的基礎下、按法律的規定去執行,這種執行,是充分理解法律的精神,充分考慮法律的公平,充分展現法律的公正,充分維護法律的尊嚴,才能保證依法治國、依法治理的正義和公平。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強調法律與善治的內在必然關系:法律、良法是善治的基礎,善治必須建立在法律之上,離開基礎就沒有善治,而善治本身就是植根在法律之中,其本質體現于公民權利的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公權力的良好運行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正是這個原因,法院一審詳細核對了學校管理在法律上的規范程度,側重在法律的公正,卻遺漏了學校在執行法律的公正。而二審法院除了肯定一審的做法外,特別在公平上有所進展,就學校在執行法律的情況進行了審核,認為學校制定了《學校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畢業生學士學位授予辦法》,明確了學位授予的程序,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又沒有按照程序執行(或者說學校沒能提供相關證據),嚴重違反了法律的精神和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規定,造成了學生小柳的基本權利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
3啟示:良法與善治——高校管理的必修課
隨著我國普法教育的深入,中國的普法活動已經進行了20多年,公民對法律的認同已經趨于較高水平,不管是糾紛還是權益受侵害,訴諸法律的武器、尋求法律的援助逐漸成為多數人的選擇。從此案例來看,不管是學校還是學生運用法律的工具、提出的訴訟、提供的證據都是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既然法律的意識、法律的行為已經深入人心,為什么還要強調要制定良法,做好善治。仔細分析該案例不難看出,學生是知法不守法,學校是執法不循法。學生作弊并簽收確認處分文件且沒有提出異議,同時也通過學生手冊的學習知道作弊的后果是不授予學位,但是仍然提出作弊、不授予學士學位事實不清楚,證據不充分,學校不授予學位程序形式方面的違法的訴訟請求。學校方面認為學生作弊有較為明確的證據,也有相應的管理規定,況且不授予學位,學校采用的是符合相關管理領域公知的各高校通常和一貫的做法,沒有程序問題,根本沒有想到去核對自身制定的逐個審核畢業生學習成績和畢業鑒定等材料,逐層上報畢業生授予學士學位情況的程序性規定。從學生的角度上說,高校管理過程中的處分關乎自身的切實利益,而且是最為重要的,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比較“較勁”。該案件中學生即便知道其違反了學校的規定,仍然提出學校程序形式方面的違法,即“不授予學位的程序不合法”的訴訟理由。從學校的角度上看,高校在處置處分的過程中,除了遵循《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外,還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法律依據,并制定有相關具體規定。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法律和部門規章并沒有具體規定處分學生的具體程序,只是強調高校處分權的實施是法定職權。沒有具體的程序,各高校就按照各地上級主管部門的規定和自己的理解,根據自己的實際進行制定。同時,高校是實施處分的法定主體,既自主制定程序又擔任執行者,無怪乎該案件學校在學生處分結果執行上沒有考慮或者直接忽視自身所制定的程序性規定。因此,在法治化的背景下,高校管理既有自主制定程序的責任,又有擔任執行者的權利,良法與善治無疑成為高校管理者必修的課程。良法首先要有強烈的法律意識,無論是哪個領域、哪個對象的管理,都必須有在法律的范圍內作為的意識。其次,要嚴格在國家法律框架和按照有關部門規定,既以自身學校實踐為依據,又尊重學生的主體,妥善地確定自身的自主管理權限,這無疑是本案例中審核的重點,高校自主管理是否違反相關法律。有了良法,才能有了善治的基礎,但并不等于善治會自然產生,本案例充分說明了高校是沒有善治,高校享有擔任執行既定規則的權利,選擇了執行作弊學生自然沒有授予學位的規定,而沒有執行學位授予需經逐個審核、逐層上報的程序規定。同時,該生在2007年發生作弊,到2009年畢業授予學位時方知不能授予,兩年期間學校也沒拿出提醒學生作弊與學位之間聯系的證據,或者說學校認為學生學習了學生手冊,必然知曉兩者的關系,沒有必要再提醒。那么如何能做到善治,就本案而言筆者認為首先最為重要的在于高校要帶頭守法。如果僅將法律視為約束他人而不是約束自己,那么這種做法無疑使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性喪失,縱然法律是無可挑剔的良法也不可能在實際中實施,根本就談不上善治。高校特別要尊重學生的主體,不管是處分的學生還是遵守校規的學生,都能平等對待,在涉及他們的權利時,平等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認真的考慮可能存在的問題,建立應有的預警機制,這樣學校管理與學生之間的沖突就必然隨之減少,乃至消失。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從學生的角度上看,自身權利固然重要,需要維護,但是尊法守法的行為更應該深深植根于頭腦中。我們強調公平和公正都是相對的,即使是良法,也不可能保證它能夠在所有時候對于所有人都是合理的。如果不合理的理由成功違反了法律、不公平得到了支持,其他人就可能效仿這種做法,那么這種效應將會無限放大,導致法律權威性蕩然無存,摧毀善治的可能性。無論是良法還是善治,可能都提示我們,法治并不是要消除人的積極作用,而是鼓勵人們能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法治制度建設、公平建設和和諧建設上來,從以上針對沖突的聚焦點和原因的分析來看,對簿公堂的雙方,也是直接推進依法治校,是高校法治化的具體推動者。唯此,良法與善治才可能實現。
作者:吳仕宇 單位:廣西財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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