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京津地區(qū)列強撤兵問題考察

　　辛亥革命爆發(fā)，西方列強為保護租界、鐵路等，紛紛向京津地區(qū)增兵。革命后的1913和1914年，西方列強漸次撤退辛亥年所增派的軍隊。京津地區(qū)俄國首先提議撤兵，其他列強先是反對，后來在一戰(zhàn)影響、各國的不斷較量下，列強逐漸同意撤退駐華軍隊。中國局勢漸趨穩(wěn)定和中華民國外交部的交涉是各國撤兵的推動力，但在撤與不撤之間，西方各國自身的利益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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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爆發(fā)，西方各國借口保護租界和鐵路沿線 國內和國際背景。等，陸續(xù)向京津地區(qū)增兵。此后，中國局勢漸穩(wěn)，基于相互之間的不斷博弈和出于本國利益的考量，加之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努力交涉，西方各國開始撤退辛亥年在京津 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與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地區(qū)增加的軍隊。此次列強撤退駐華軍隊是中華民國 條約，依據(jù)條約，西方各國逐漸取得在中國一些地區(qū)的建立初期較早的外交活動之一，而學界目前對此缺乏系 駐兵權。1843年，中英簽訂《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統(tǒng)研究。本文對京津地區(qū)列強駐兵、增兵的來龍去脈， 其中就有條款規(guī)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國官船一只撤兵的各方博弈及結果進行梳理，進而探討在辛亥之后 在彼灣泊，以便將各貨船上水手嚴行約束 其官船將京津撤兵這一外交事件中，中華民國外交部的作用和地 去之時，必另有一只接代，該港口之管事官或領事官必位，以及西方各國對撤兵問題的態(tài)度及形成這一態(tài)度的 先具報中國地方官，以免生疑;凡有此等接代官船到中國時，中國兵船不得攔阻。”①英國首先取得軍艦駐泊中國領海的特權，這也是近代西方在華駐軍的開端，后依據(jù)片面最惠國待遇，十幾個西方國家取得駐泊權。

　　19世紀末，西方各國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又取得軍隊駐扎中國陸地的特權。至1901年9月7日《辛丑條約》簽訂，其中第七款規(guī)定：“大清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處，并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準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第九款又規(guī)定：“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shù)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今諸國駐守之處，系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②西方各國取得在京津地區(qū)駐兵的特權。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西方各國對革命總體上采取中立態(tài)度，但為保護租界和鐵路沿線等，在京津駐有軍隊的各國調整軍事部署，陸續(xù)向京津地區(qū)增兵。10月31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發(fā)給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的電函中，稱關于革命和京津鐵路問題應“為了保持與海上的聯(lián)系，也許隨時有必要去保衛(wèi)鐵路，因為此地和天津的形勢日漸危急。我認為，我們有理由為了此目的而使用英國軍隊，而且我相信你也是會同意的。”③次日，格雷回復同意朱爾典的建議，并強調“你應同那些在華北駐有軍隊的各國同事采取一致的行動。”(躉)俄國方面認為革命是解決中俄商約的大好時機。11月1日，俄國陸軍部亦做了一些軍事部署，派兵前往京津，并做好占領的準備。⑤11月6日，“法國陸軍部應天津領事之請，增派五百名援軍到達，以增強其直隸駐軍之實力，估計法國在華炮兵、步兵合計共約一千二百名。”⑥在11月23日的各國使節(jié)會議上，一些公使“認為需要將各使館保衛(wèi)軍隊的兵力增加到1901年所保持的人數(shù)。”⑦“日本政府正在打算將其在華北的全部兵力增加到1250人。所增軍隊定于12月2日左右到達天津，共由6挺機關槍和500人組成。”⑧12月4日，德國的“膠州殖民政府已經接受命令立即派一支200人的軍隊馳往天津。”⑨英國陸軍武官韋樂沛中校在提交給駐華公使的一份說明中，稱截止12月14日，“駐直隸的所有官兵總數(shù)達到七千零二十一人的可觀數(shù)字，其中大部分駐在天津。”其中因“革命運動的爆發(fā)與英國駐華北警衛(wèi)部隊的換防幸好偶然發(fā)生在同一時間，從而有機會向該處另外增派一營部隊;目前英國駐直隸的軍隊共有官兵二千八百四十人，大大超過其他任何國家部隊的人數(shù)。”又“在駐京公使們的建議下，各國駐天津分遣部隊指揮官為保護北京至天津之間的鐵路，起草了一份計劃”，“由于冬季來臨和白河封凍停航的前景，所以必需把保護鐵路的計劃伸延到秦皇島

　　(意)部照稱即行核其議。”①24日，收駐奧代辦沈瑞膦電：“撤兵事已探詢外部，據(jù)稱奧僅水兵七十二名，關系最輕，極愿贊成。但須與各國商議方能決定。聞美國、日本兵數(shù)最多，反對此議。中國宜先商允日本，他國較易贊同。”@25日，收駐日本代辦電，稱日本“陸軍大臣方由外回東京，尚未議及。廷請其顧全兩國友誼，贊成此舉，彼謂與陸軍大臣協(xié)議后，方能答復。”③28日，外交次長曹汝霖會晤日本水野參議，水野云：“查俄國于革命后，始派兵駐8kdt京，然為數(shù)亦無多，此次撤去，即是撤去全部之兵。若日本則不然，革命前本有兩中隊駐扎北京，革命后約增添一倍。貴國所盼撤去者，是僅指革命后增加之兵而言，抑系指全部之兵而言，來文不甚明了。如指增加之兵而言，理由甚為正當，若指全部而言，本國恐難表同意。”(9西方各國對撤退京津軍隊大多未表態(tài)，采取拖延戰(zhàn)術，講求各國共同進退。

　　1914年1月初，各國公使齊集英國公使署內開會，對于俄國提議撤退京津駐兵事，“各公使態(tài)度皆頗游移，尤以朱爾典公使持論堅決。所據(jù)理由，聞因京奉鐵路，英國為借款之債權者，辛亥革命，北方篤疑，當時英國提議保護鐵路，津京賴以鎮(zhèn)定，其時英兵不敷分布，曾借美兵幫助，事為各國共和。今英國前如撤退駐兵，京奉責任其他各國是否能代擔任云。”⑤1月8日，除俄國公使外的其他各國公使在奧使署開會討論此項問題，最終擬定辦法三件：“(一)咨詢俄使確于何日撤退戍兵，(二)致電各本國請示辦法，(三)質問中國如各國撤退戍兵時須負完全保護之責。”⑥9日，“日本政府特鑒于中國之形勢，決定駐華軍隊暫不撤退。”⑦英國也持此議。13日，外交總長孫寶琦會晤法駐華公使康德，針對北方撤兵事，法公使日：“本公使不能自主，本公使以為外兵在中國實為有利之事，商務受益尤多，究撤退與中國并無大利，有之亦只心理上之問題而已。”并言“如北方之法兵撤退須有報酬，倘他國撤退北方之兵，未必肯撤駐漢口之兵，本國并未在漢口駐兵。”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