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異論文從喪祭禮儀看中西文化差異

　　這篇文化差異論文發表了從喪祭禮儀看中西文化差異，喪祭利益是中國的傳統禮儀形勢，與西方宗教式的喪祭儀式不同，論文分析了中國的喪祭禮儀，并解讀了西方喪祭禮儀文化，無論哪一種形勢的喪祭禮儀都是對生命意義的深刻理解和領會。

　　關鍵詞：文化差異論文,喪祭禮儀,中西方文化

　　【摘要】喪祭禮儀是一種對待臨終和死亡的儀式，也是生者對生命最直接的詮釋。中國傳統的喪祭禮儀形式上表現為遵從塵世生活規則，重肉身，輕靈魂，揚族群生命而抑個體生命;西方宗教性的喪祭儀式以肅穆、莊嚴和簡約的原則肯定了個體精神性生命的存在以及人的靈魂的救贖。

　　禮儀是人與人關系的規范，喪祭之禮也不例外，它是生者與死者之間“看不見的關系”，這種關系的不可通約性引申出這樣一個問題，喪禮為誰?帶著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看中西喪禮的不同表現形態。

　　中國喪祭禮儀分析.

　　《說文》中對“禮”的解釋是“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故“禮”的最初意義并非針對人間的社會行為規范而言，而是對神的敬畏，行禮是為了給神獻祭。“絕地天通”之后，神的位置讓位于人，一切“禮”都遵循“尊尊”和“親親”的原則，儒家的喪祭之禮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孔子非常重視喪祭中“哀”的成分，如“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①“哀”是為了盡孝道，“對‘死人’的孝，從本質意義上來說，就是重視喪葬和喪葬質量。《論語》說，“‘慎終追遠’，《中庸》則強調‘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慎終追遠”謂居父母喪要盡禮節。祭祀要盡虔誠。“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②而“孝”是因為存在一個等級關系，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實是維持社會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釋是‘無違’，那就是承認長老權力。長老代表傳統，遵守傳統也就可以無違于父之教。”③正因為長者中心制支配著一切喪葬禮儀，中國人在喪禮上表現出來的繁文縟節才顯得并不偶然，死亡儀式最終要符合的是社會的情理。報喪、哭喪、入葬的方式甚至不同的人死的稱呼都是不同的，死者沒有任何逾越世俗權威的可能，因為喪祭禮儀關系到整個社會倫理規范和政治秩序的穩定。“孝”的本質并不是精神性的，因為這里沒有自由可言。孔子所謂內心的孝道———“仁”缺乏一個基于一般人性的普適性的標準，因為孝道實際上是一種基于血緣和親屬關系的私人德行，這種常被人們稱道的“孝文化”實質并非對“人”的敬重，而是對外在規范的無條件服從。“孝”最終是要不悖于“禮”，“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④如《禮記·曲禮下》對死的稱謂，“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只有貧民百姓才是死，王公士大夫之死則要蒙一層塵世的光環，喪祭禮儀表達的是生者的榮耀;哭喪也很有講究，要求“主人嘀，兄弟哭，婦人哭踴”，哭的方式與個人身份是相吻合的，哭不是想哭就能哭的，哭喪是哭給生者看的，哭抹去了生者對死者的一切罪過。傳統儒家的孝道其實主要針對的是有血緣關系的親屬，尤其是長者，但即便是對親屬的孝也是缺乏最起碼的“人道”意義的，喪葬的禮節其實成了生者擺脫自己罪責的方式。魯迅對國民性的體察無疑是深刻的，而五四時期的胡適對中國傳統喪祭禮儀的改革其實只是在儀式上作了減法，卻絲毫也沒有觸動這種禮儀文化的根子。

　　再看“奠”，這個字很能表達我們的死亡觀念。“奠”是一個象形字，上面是“酋”即“酒”，下面象放東西的基物。本義是設酒食以祭，特指初死時的備供品敬禮。《說文》中解釋為“奠，置祭也。”把死者當生者一樣供奉，我們看重的顯然不是死者的精神生命，而是肉身，我們理解的生活也就像費爾巴哈所說的“吃、穿、住”那樣，喪祭禮儀對應于此的是酒食祭品、壽衣以及棺墓。無限地拉近死者與生者的距離，即“事死如事生”，這的確是中國喪葬文化的獨特性。《荀子·禮論》云：“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把死者當生者看待，粗看起來是一種崇高的禮遇，其實不然。中國文化中對生命的理解與西方人相反，我們是盡力把靈魂排除出去，抽象出肉身，許慎在《說文》中對“死”下的定義是“死，澌也，人所離也。從歺，從人”，指形體與靈魂相分離。李清桓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人死后有靈魂的存在，死去的親人只是靈魂脫離人身，‘他們’過度到另一世界生活，還會祝福人間。所以人應‘不死其親’，不把死去的親人當作‘亡人’，當‘視死如生’”。⑤在中國的喪葬儀式上只看得到生者對死者的權利，死者沒有尊嚴，因為“人死如燈滅”。中國人雖然相信死后靈魂的存在，可并不認同靈魂的獨特性，西方人說的“靈魂不滅”指的是人精神的永恒，中國人說到的“靈魂”則像是一個實體性的東西，或許人們更愿意稱它為“鬼魂”或“陰魂”，是會對自己的現世的禍福產生影響的。正因此，對死者獻祭就顯得必要。一般來說，除了“三年之祭”外，人們大都是在人間遇事不順時，才想著去拜一拜死者，因為死者與冥間有溝通，希望死者能顯靈，保佑他們在人間生活暢達。中國社會中的喪祭禮儀對于生命的肯定表達實則是人的肉身生活，它完全忽略了人生命的精神特性，它所理解的生命其實是相當抽象的。

　　西方喪祭禮儀的文化解讀.

　　西方的喪祭禮儀大抵很簡單，其形式基本上屬宗教式的。葬禮與葬禮彌撒一般由神父或死者親屬議定，包括祈禱詞和經文，然后是圣餐，最后為告別儀式。西方喪葬禮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基督教將每一個人的靈魂直接與上帝發生關系，不允許偶像崇拜，崇尚靈魂升華而輕視肉體，因此西方的喪葬風俗是簡喪薄葬。基督教的喪禮更多的是為死者祈禱，祝其靈魂早日升人天堂，解脫生前痛苦。基督教認為人死后靈魂需要安靜，因此喪禮非常肅穆。在基督教文化影響下，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喪葬基本從簡，即所謂在上帝面前“靈魂平等”的原則。哭喪無論是初終還是在教堂，也無論是在送葬路上或下葬時，親友都不能大聲嚎哭，只能默默流淚或嚶嚶啜泣，意為不要打擾死者靈魂安靜。⑥在西方人眼中，死者和臨終者與一切現成的社會規則脫離了。生者對死者的感情是凌駕于一切社會權威和法則之上的個體生命以及對一個個體的無限珍視。同樣，在西方，死之神圣帶來喪祭之禮的獨特表達，喪禮只有采用宗教性儀式才能真正讓死者的靈魂得到安慰，“宗教的臨終儀式能夠在其信徒心中激起感情，讓人們認識到人們在以人性的方式關心著他們，毫無疑問，這是宗教儀式的真正功能。”⑦西方人把對死者的安慰權交給上帝與人間的使者———牧師，他會說：“天父，我的上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請您饒恕我們，正如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而榮耀都是歸于您的”。西方人的喪祭儀式本著基督教的原罪和復活的概念展開。西方歷史上最意味深長的死莫過于蘇格拉底和基督之死。蘇格拉底臨死前叮囑家人和朋友不要悲傷哭泣，對他而言，死亡是擺脫肉體的最好方式，肉體死了，精神誕生了，他最后留給世人的話是“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路更好，只有神知道”;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受難以及死后復活給人同樣的啟示，生命的真正秘密在于精神從肉身中超拔出來。

　　從中西喪祭禮儀的區別看中西社會文化思想的不同從中西喪祭禮儀的區別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的喪祭場面往往宏偉而熱鬧，死者親屬的悲痛溢于言表，中國人對死亡真正痛苦的其實是族群生命力的衰弱，而非一個唯一個體的消亡;西方那種靜悄悄的喪祭禮儀其實是一種等待和傾聽，等待著至善天國的來臨，傾聽天堂的回音，在儀式中生者和死者共同領受這不同凡響的一刻，死亡事件啟示了比死亡本身更大的意義。

　　中國傳統的喪祭禮儀受制于儒家的等級秩序和長者原則，個體生命被抽象地理解為塵世的生物性活動，死后的靈魂則是一個能左右人禍福的實體。正因為如此，喪祭禮儀對中國人來說顯得是一種對死亡的直接感受，在此岸和彼岸之間，人們更著眼于現世和當下，這種根源于儒家傳統的情形正如韋伯所言，“儒教與信徒的關系，不管是巫術性質的，還是祭祀性質的，從其本義上講，都是此岸性的”;⑧西方的基督教喪葬禮儀則把人的死亡與原罪和復活相聯系，個體生命的神圣性和唯一性維系于靈魂不朽的觀念，即精神的永恒性。兩相比較，可以這樣講，西方人的喪祭之禮更多地表現出對個體生命本身的理解和尊重以及死亡之于生存的意義;而中國人的喪祭之禮無論在形式上表現得有多么精致或繁復，其所要表達的意義無非是“慎終追遠”式的無奈和茫然，它除了沉溺于“生命苦短”的悲觀意識之外就再也沒有從死亡中超拔出來的勇氣。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中國人在喪祭禮儀上也悄悄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人們開始接受西方的簡約形式，送花、追悼等，但人們在對死者以及死亡的觀念上究竟有多大本質的改變還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這種形式的變化已經是一個開端，它所孕育出來的也許就是對于生命意義的深刻理解和領會。

　　注釋

　　①②④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02、6、13頁。

　　③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10頁。

　　⑤李清桓：“《說文解字》與中國古代喪葬文化”，《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8期。

　　⑥http://www.heaven3.com/xiview.asp?id=1&ssid=1

　　⑦[德]諾貝特·埃利亞斯：《論文明、權力與知識》，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4頁。

　　⑧[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95頁。

　　推薦期刊：《北方文學(中旬)》雜志1950年創刊，至今已有60多年歷史。本刊是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黑龍江省作家協會主管主辦的全國優秀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