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刊發簡析當下我國稅收管理的模式

　　論文摘要：只在管理層面的修修補補,顯然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稅務執司法滯后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和稅案頻發的現狀。筆者認為,必須從制度改革出發,在根本上改變當前的各自為政局面,才能建立一個完善、統一和高效的稅收執司法體系。

　　關鍵字：稅收執法,稅收司法,檢查權,稅務稽查局,稅務法庭

　　引言

　　當前我國稅案頻發,而打擊乏力。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稅收執法體系特別是狹義上的稅案行政執法和稅收司法體系在銜接上存在脫節。必須從制度改革出發,在根本上改變當前各自為政的局面,建立一個完善、統一和高效的稅收執司法體系。

　　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 , 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對立 , 越來越多地反映為稅收上的矛盾。從近幾年來看 , 我國涉稅犯罪在總量上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 在手段上日趨復雜化、隱蔽化 ; 在規模上向著集團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但與此同時 , 我國現行的涉稅案件執、司法制度難以滿足震懾犯罪、保障國家稅收的需要。

　　一、當前稅收執司法存在的問題

　　( 一 ) 稅務檢查權設計不科學 , 造成涉稅案件檢查的先天不足 , 直接影響到后續的稅收司法效力。

　　1. 國地稅兩套稽查機構的存在 , 造成稅案檢查的口徑不一 , 使稅案檢查缺乏嚴肅性。根據《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九條 , 我國的狹義稅收執法主體可界定為稽查局 , 由于稅收征管體系的特點 , 稽查局相應地劃分為國稅稽查局、地稅稽查局 , 這兩套機構各自獨立 , 行使對應稅種的執法權。在實踐中 , 雙方很少相互合作、資源共享 , 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如由于雙方人員的知識構成、地方利益的掣肘、掌握的資料等原因 , 可能對同一納稅人的同一事實做出不同認定 , 甚至相互矛盾 , 從而使后續的稅收司法活動陷于兩難地步。且雙方各查各稅 , 而在司法上要求所有稅種合并計算 , 往往出現部分構成犯罪的稅案在執法中認定過輕 , 未能及時追究刑事責任 , 降低了法律的剛性。

　　此外 ,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 , 偷稅案中的偷稅比例計算為納稅年度的偷稅總額除以應納稅總額 , 但如果一項偷稅行為涉及多個稅種 , 在應納稅總額的認定上是相當困難的。如納稅人采用賬外銷售的手段偷稅 , 至少涉及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兩個稅種 , 而這兩個稅種分屬國地稅 , 如果各查各賬 , 可能會出現分子過小、比例偏低的情況。且如果賬外銷售年度虧損 , 其所偷稅款可能是下一盈利年度的企業所得稅 , 即同一偷稅行為 , 其所偷稅款卻分屬兩個納稅年度 , 如何認定其偷稅總額和應納稅總額便成為一個難題。另外 , 國地稅全部查處完畢 , 移送公安機關后才能合并進入司法程序 , 在時間上則會造成稅案查處的遲滯。

　　2. 稅務檢查權過窄 , 層次過低。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 新情況不斷出現 , 致使《征管法》第 54 條稅務檢查權的列舉過窄、層次過低 , 已無法適應新形式下打擊涉稅犯罪的需要。如電子商務、網絡購銷申請交易或網上提供有償服務業務日益普及 , 而這種電子商務、電子郵件或經營軟件是否可以檢查在 54 條里卻沒有列舉。此外 , 當前的大量檢查歸結為找賬和找人兩大關鍵 :(1) 對企業賬外經營或設內外兩本賬的案件 , 關鍵在于找賬 , 即找到賬外的相關資料和暗設真賬的內容。有時 , 舉報人指明了這些資料的所在位置或大致范圍 , 但在檢查中 , 如遇到納稅人不予配合 , 將藏有內賬的柜子或房間上鎖 , 檢查人員則只能望洋興嘆。因為《征管法》只賦予稅務檢查人員“經營場所檢查權”和“責令提供資料權” , 而未賦予經營場所搜查權。即稅務人員在納稅人的經營場所只能檢查納稅人提供的事項 , 對于納稅人拒絕檢查或加以隱匿的經營資料或賬冊 , 稅務人員無權強行取得。雖然征管法也規定了拒絕檢查的處罰事宜 , 但與可能被查出幾百萬元賬外經營的大案或涉嫌犯罪相比 , 納稅人寧可被以拒絕檢查的名義處以數萬元的行政處罰。這就使上述兩項檢查權形同虛設。 (2) 對于大量的假發票案件關鍵在于找人 , 若不能獲取相關知情人員的配合和及時羈押犯罪嫌疑人 , 案件線索一斷就成了懸案、死案。但現實的情況是除了公安部門協查的發票案件和事先提請公安部門介入 , 對于突發的假發票案件 , 稅務人員只能眼巴巴地看著相關嫌疑人從容逃脫。

　　3. 稅務檢查隨意性過強 , 無統一科學的賬務檢查程序和工作底稿留檔備查。這主要是指在檢查過程中 , 究竟查些什么內容 , 往往由檢查人員的主觀經驗判斷 , 無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稅務檢查隨意性過強 , 不僅使稅務人員執法權有了尋租的空間 , 造成一些應查處的涉稅違法行為得不到及時查處 , 或在查處過程中避重就輕 , 改變涉稅違法行為的性質 , 直接影響到涉稅案件的查處。

　　( 二 ) 涉稅犯罪日趨普遍和地方利益的掣肘 , 造成稅務司法力度相對不足。

　　從最近 3 年的國家稅務總局統計數據來看 , 每年被查納稅人中的 56% 左右存在各種涉稅違法行為 , 其中 40% 以上立案查處 , 每年百萬元以上的大案在 3000 宗左右。涉稅違法行為的主體涉及各地區各行業。

　　按照《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 , 對于涉稅案件的檢查由省以下各級稅務局的稽查局負責查處 , 構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 1997 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撤銷稅務檢察機構有關問題的通知》及公安部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嚴厲打擊涉稅犯罪的通知》 , 規定涉稅犯罪案件應由稅務部門移送公安機關 , 由公安機關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行使偵查權。公安機關不向稅務機關派駐辦案機構 , 不建立聯合辦案隊伍 , 不以各種形式介入或干預稅務機關的活動。上述決定在保持了稅務機關獨立行使稅收執法權的同時 , 也造成了其與司法環節的脫節。

　　公安機關將稅案檢查歸入經濟案件偵查部門。由于公安經偵部門同時涉及對稅務、金融、假冒、詐騙等各種經濟案件的偵查 , 往往缺乏相應的專業化稅案檢查人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 稅案檢查在專業上往往涉及企業管理、會計、商貿、法律、計算機和稅收等多方面相關知識。而目前公安機關的人員構成則基本上為公安專業或轉業軍人 , 極少有經濟、法律背景的人員 , 其直接結果就是公安機關難以獨立行使稅收偵查權 , 對涉稅犯罪予以有效打擊。為彌補此缺陷 , 公安機關往往邀請稅務機關檢查人員配合 , 共同辦案。但這種配合是臨時性的 , 雙方各有所屬 , 意見難以統一 , 效率不高 ; 或干脆只當“二傳手” , 將稅務稽查局查處完畢后移送的案件進行整理 , 移送檢察院 ,根本無法發揮稅務偵查權的作用。

　　另外,部分金額較大,如偷稅額在百萬元以上的大案往往發生在當地的龍頭企業中,這些企業與各級政府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公安機關的設置對應于各級政府,分別接受同級人民政府和上級公安機關的領導。因此,在對上述大案的查處上,往往受地方利益掣肘,造成應查不查,或無限制拖延。甚至還出現被檢查人在稅務機關向公安機關移送案卷完畢后,邀請公安機關重新取證,提供與原案卷相矛盾的證人證言,而公安機關予以全部認可,以案件出現新證據為由,將案件退回稅務機關的現象。

　　(三)涉稅違法犯罪的隱蔽化、團伙化、高智能化、高科技化和產業化發展,進一步凸現了稅務司法專業人員的缺乏。

　　從當前查處的涉稅案件來看,行為人已不限于單純的隱匿銷售,而是通過復雜的業務流程設計,規避稅務部門的檢查,采用少列收入、多計支出、轉移定價、虛造單據、轉變業務交易性質等多種方式實現偷稅行為的隱蔽化。甚至在一些會計、稅收、法律等專業人員的幫助下,仔細分析當前稅法的空白點,結合高科技的手段進行。這就決定了涉稅案件的大量爭論集中在收入、成本的確認,業務流程的合法合理性等方面。尤其是在涉及判斷納稅人是否存在主觀惡意的案件中,庭辯的焦點往往是納稅人在設計相關業務流程時,是一時疏忽還是故意為之。對于這些問題,只有通過對相關證據進行推導,區分正常業務和非常業務,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這就要求檢察人員、法官具備相當的企業管理、生產經營、會計方面的專業知識,但現今檢察院、法院的人員往往偏重于法學專業,缺乏相應的經濟專業素養,在具體案件的處理上難以把握準確的尺度。

　　二、構建完善的稅收執司法體系

　　只在管理層面的修修補補,顯然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稅務執司法滯后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和稅案頻發的現狀。筆者認為,必須從制度改革出發,在根本上改變當前的各自為政局面,才能建立一個完善、統一和高效的稅收執司法體系。

　　(一)合并國地稅稽查局,成立稅務稽查局,獨立于稅務局的征收、管理之外,實施對涉稅案件的執法工作。

　　國地稅分家的最初設想在于分清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征管,在劃分收入財權的基礎上,進一步規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但作為涉稅案件的執法來說,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收入,而在于維護國家稅法的嚴肅性,維護正常的稅收征管秩序。將稽查局分為國、地稅不僅無助于稅收執法工作,反而產生前文所述的種種弊端。因此,要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應該合并國地稅稽查局,成立稅務稽查局。且稅務稽查局的設置不必一一對應于同級稅務局。可根據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效法中國人民銀行的做法,在國家稅務總局之下設置若干大區稅務稽查局,在大區稅務稽查局下設二至三級稅務稽查局,全面負責對應區域內的涉稅案件執法工作。

　　(二)在稅務稽查局下設稅偵處,賦予偵查權,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歸并、銜接稅收執司法程序。

　　目前我國稅警設立的最大障礙在于管理上雙重領導制的脫節和對濫用警察權的顧慮。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日本的稅警設立形式,即將有限的偵查權賦于稅務稽查局的特定部門。該部門在管理上從屬于稅務稽查局,在行使檢查權時比普通的稽查人員額外擁有營業場所搜查權、傳訊權、逮捕權、移送檢察權(上述權力的行使程序同公安機關)等,但沒有使用暴力工具(警械、槍支等)的權力。同時,借鑒以往稅務機關和檢察機關合署辦公的稅檢室經驗,將有經濟學(會計、稅務)背景的人才充實到稅案的公訴環節。將稅務稽查局執法完畢的稅案直接移送稅檢室,進行審查,提起公訴。在條件成熟時,可以將稅收執司法程序進行一定程度的歸并,即稅務稽查局在普通檢查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的,直接在內部移交稅偵處;偵查完畢后,確認涉嫌犯罪的,直接移送檢察院稅檢室,進入公訴程序。

　　(三)加強稅收司法人員的專業素質,必要時按大區成立稅務法庭。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稅收司法人員的業務素質的培養大致分為三種情況:對稅務專業人員進行司法培訓、對法律專業人員進行稅務培訓或由稅務、法律人員分工合作、組成團隊。鑒于稅案的特殊性,可以成立由注冊會計師、法官組成的稅務法庭合議庭。稅務法庭的設立不應對應于行政規劃,以免地方的掣肘和機構的渙散、臃腫。而應根據地域、經濟特征,設立綜合性的法庭,一個法庭可以對應于多個稅務稽查局所移送的案件。這不僅有助于對稅務案件審判的把握,而且可以避免出現濫用自由裁量權,使相似性質的案件判決結果懸殊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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