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及作用路徑

　　摘要：國內外大量實踐表明金融扶貧是貧困農戶實現脫貧增收的有效路徑，厘清以政府為主導的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就收入結構而言，正規借貸對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有顯著正向作用，而對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沒有影響;農戶發生正規借貸，一方面通過增加本地非農勞動力資源配置來提升本地務工收入，進而促進工資性收入的增收，另一方面通過緩解流動性約束，改變農戶“生產投資—消費”決策行為，即增加生產要素投入來提升農業經營性收入。與此同時，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提升還存在“精英俘獲”效應，包含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在內的資本稟賦水平是導致借貸戶增收差異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在堅持高舉金融扶貧旗幟的同時，應加強農民職業培訓和鄉村特色產業建設力度，實施差別化的精準信貸制度安排，嚴防正規借貸進一步拉大農戶內部收入差距的風險。

　　本文源自江漢論壇 2020年12期《江漢論壇》(月刊)創刊于1958年，是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學術理論月刊，系首批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RCCSE中國學術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首屆湖北省出版政府獎獲獎期刊。內容側重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史學、文學，兼及法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等。

　　關鍵詞：精準扶貧;正規借貸;農戶收入;作用路徑;收入差距

　　一、引言

　　長期以來，中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得金融資源配置在追逐效率的過程中時常無法聚焦農村等貧困地區。政府如何解決農戶融資難，緩解“金融排斥”難題，已成為橫亙在中國脫貧攻堅道路上的攔路虎。自2013年黨中央首次提出大力發展普惠金融以來，此后歷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強調普惠金融發展的重點在農村，要推動實施精準化放貸管理，更加注重金融在扶貧中的重要支撐作用。中國人民銀行有關數據顯示，截至 2019年6月，我國扶貧貸款余額為2287.57億元，累計支持建檔立卡貧困戶960.14萬戶次，帶動貧困戶805萬人次擺脫貧困束縛。西部貧困地區因自然條件差、產業發展滯后、貧困發生率高且程度深，成為我們脫貧攻堅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政府大力推進普惠金融發展和金融扶貧工程的大背景下，金融供給的持續增加是否會對西部貧困地區農戶的收入產生影響?若有影響，通過什么樣的路徑作用于其收入的提升?此外，立足于已分化農戶群體的現實，以政府為主導的正規借貸對農戶群體內部影響是否存在一致性?若有差異，哪些因素導致了該情況的發生，其影響程度如何?回答以上問題有助于我們厘清正規借貸與農戶收入之間的關聯，對政府找準農村金融扶貧切入點，完善相關制度安排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縱觀當前的研究現狀，本文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對已有文獻做出補充完善：一是研究方法。現有文獻使用OLS、Logit和QR等參數估計方法，或者使用PSM等非參數估計方法，雖然方法上各有優劣，但依然可能存在因遺漏變量而導致因果識別不夠干凈的問題。因此，在控制住時間效應和個體效應的情況下，本文使用固定效應等模型檢驗了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并使用不同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以確保結論精準。二是研究內容。已有文獻雖涉及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微觀影響機制探討，但缺乏對不同來源收入作用路徑的剖析。鑒于此，本文使用中介效應模型對正規借貸是如何具體作用于農戶內部收入結構的機制進行深入挖掘，力圖廓清正規借貸影響農戶收入的全貌，為政府再檢視金融扶貧工程績效提供有力的證據支撐。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識別了不同資本稟賦和收入水平下農戶使用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差異，為政府實施差異化制度安排，促進以政府為主導的金融助農發展提供政策參考。三是樣本的代表性和數據。事實上，經過了三輪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工程，現階段我國脫貧工作的重心聚焦在西部貧困地區，把握好了該地區正規借貸與農戶收入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就很可能抓住了如何利用金融來實現農民增收的“牛鼻子”。然而，由于調研成本高昂、數據搜集難度大等因素制約，現有文獻對西部貧困地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單個縣域或某個省份內部，且以截面數據為主，樣本的代表性和動態性欠缺。本研究樣本以云、貴、陜、甘4省7個西部國家級貧困縣710戶(2130個樣本)農戶構成，樣本監測時間橫跨2012年、2015年和2018年，有效地彌補了當前研究的不足。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說

　　(一)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分析：群體平均效應

　　正規借貸與農戶收入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熱議話題，早期學者Galor和Zeira(1993)主要使用國別宏觀數據探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提出兩者是線性關系，即金融發展程度越高，經濟增長越快，并將經濟增長間接等同于農戶收入的增長①。之后，有學者對此結論提出質疑，認為宏觀數據大多無法與微觀證據相互印證，即由于微觀數據異質性較強，不能直接將經濟增長等同于收入增長，開始將目光聚焦在微觀主體農戶發生正規借貸與其收入之間的關系研究范疇上來，形成了以下三種論斷：第一種論斷認為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褚保金等(2009)基于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角度認為正規借貸能否對農戶產生增收效應的關鍵在于信貸資金的可獲性，與受到信貸配給的農戶相比，未受到信貸配給的借貸戶增收效應更大②。黃祖輝等(2007)從農戶真實需求出發，認為信貸可獲得性不是決定農戶使用正規借貸增收效應的主要原因，培育與金融發展相適應的生態圈是影響農戶愿意參與正規借貸，并形成增收效應的關鍵③。第二種論斷認為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有顯著的負向影響。Arestis和Cancer(2004)以欠發達地區為研究對象，發現正規借貸增收效應具有明顯的門檻效應，該地區農戶普遍受制于人力資本水平低、生產技術(或管理手段)落后和物質資本匱乏，不利于提升信貸資金在配置過程中的使用效率④，甚至部分農戶因無力償還貸款而發生“舉新債還舊債”現象，使其陷入“貧困陷阱”的惡性循環中⑤。溫濤等(2016)則從中國農村社會治理結構出發，強調農村長期被精英階層治理的現狀決定了以政府為主導的惠農信貸資源易被“精英俘獲”，難以瞄準貧困農戶而出現目標偏移等問題。與此同時，正規金融機構出于運行效率等綜合因素考慮，更“青睞”鄉村精英階層⑥。最后一種論斷認為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沒有影響。葉靜怡和劉逸(2011)以西部貧困地區云南彝良縣為樣本，研究發現該地區農戶長期面臨生產經營機會稀少和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雙重制約，從而造成了農戶信貸消費化特征明顯，進而使得正規借貸對其收入的影響不顯著⑦。

　　現有研究成果為本文理論分析奠定了堅實基礎，正規借貸具有剛性的還本付息約束，西部貧困地區農戶大多屬于風險厭惡型，其迫于生產發展與規避潛在信貸違約風險的雙重壓力，必將全力投入生產經營發展，以期使得信貸投資回報高于本息償還支出⑧。根據生產函數理論一般情形，假定農戶勞動力短期內不變，正規借貸的注入會引致資本要素量增加，最終形成增收效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1：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結構的影響分析：群體平均效應

　　已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當前研究未參照國家統計部門標準來對收入結構進行劃分，大部分研究要么將收入簡單劃分為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兩大類，要么研究者自主劃分收入類型⑨，已有結論對政策參考價值相對有限;二是已有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把資金用途作為探究信貸影響收入結構的來源機制，而未能從理論上分析正規借貸是如何通過影響農戶資源配置決策，進而影響不同來源收入的結果，對政府把握好信貸助農內在規律的作用有限。鑒于此，本文以國家統計部門現行標準來對收入結構進行劃分，同時結合筆者實際調研情況，進一步細化收入結構以增強結論的政策適用性。

　　從經濟學基本假設來看，農戶是理性的，農戶家庭作為生產和消費的集合體，總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過程中根據自身家庭內外部資源約束來作出借貸行為決策，當農戶發生借貸的凈收益大于未發生借貸的凈收益時，農戶才會選擇從外部融資。

　　具體來看，正規借貸主要是通過以下兩個方面對農戶收入水平提升產生影響。其一，正規借貸通過資源配置效應優化農戶家庭勞動力結構，從而影響農戶收入水平。農戶家庭追求的目標是最有效率地使用勞動力資源，以實現家庭收入最大化⑩。農戶更多將正規借貸資金用于農業生產發展，金融資源的注入使得農戶有機會購置化肥、種子或生產工具(設備)，促使其生產技術水平由較低狀態向較高狀態移動，進而提升了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假設農戶勞動力資源充足且外部勞動力市場容量無限大，農戶生產技術水平的提升使得其生產函數向外擴張，意味著相同產出節約了勞動投入。因此，農戶通常會將“剩余”勞動力“就近”配置于當地外部市場，以謀求勞動的邊際產出最大化，進而實現農戶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最優{11}。其二，正規借貸通過調整“生產投資—消費”決策行為來達到兩者結構最優化，即改變了生產要素資源配置，從而影響農業生產經營性收入水平。大量研究表明，中國貧困地區農戶信貸需求以生活消費為主。事實上，作為風險厭惡型的小農之所以產生信貸需求，在正規借貸還本付息的剛性約束下，其融資需求還是主要用于發展生產經營或人力資本投資，以期獲得持續的增收效果。鑒于此，在家庭預算約束限制下，理性農戶總是可以將信貸資金合理地配置在生產投資和消費中，即農戶在滿足了家庭日常消費需求的前提下，根據生產函數理論一般情形，假定農戶勞動力短期內不變，信貸投入所引致的生產投資增加，通過生產性要素的提升來促進農業經營性收入的增加，并能還本付息以規避違約風險，最終實現農戶家庭總體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2-1：正規借貸調整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即通過增加本地非農勞動力配置來提升工資性收入，進而對其工資性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2：正規借貸調整“生產投資—消費”決策行為，即通過增加生產性要素投入比例來提升農業經營性收入，進而對其農業經營性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三)正規借貸對已分化農戶收入的影響分析：群體內部差異

　　在現實中，農戶群體內部存在異質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已分化農戶群體內部發生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也必然會出現差異。本文圍繞“資本稟賦”和“收入水平”兩個角度就農戶內部使用正規借貸增收效應差異進行機理分析。

　　首先，資本稟賦作為異質性的重要范疇，是導致農戶使用正規借貸收入效應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農戶群體內部資源稟賦存在差異，也注定了農戶受益于正規信貸的效果不會是等量同質的，進而會拉大農戶群體內部的收入差距{12}。本文用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三個維度來衡量農戶資本稟賦。

　　1. 人力資本是農戶身體素質、文化程度和職業素養等綜合表征。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是導致農戶收入增長和內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影響因素{13}。教育投資是形成人力資本，且改善人力資源質量的關鍵。一般來說，農戶受教育程度越高，附著在其身上的知識和技術越豐富，使得其學習運用新農業技術和現代經營管理的能力也越強，從而能有效提升其生產經營效率。Levine(1999)認為，農戶使用信貸投資于教育形成人力資本的提升，進而獲得遞增的勞動邊際產出;信貸的注入改變了原有生產要素組合，只有高教育水平下的勞動力要素才能較好地匹配新生產要素組合，進而帶來生產力水平的提升{14}。

　　2. 物質資本是農戶資本稟賦中的基礎性資源。已有文獻指出，土地面積、固定資產等物質資本是拉開農戶內部收入差距的重要間接性因素{15}。物質資本依據是否會在未來產生現金流劃分為生產性物質資本和生活性物質資本兩個基本形態。一般而言，不同物質資本形態對借貸戶增收效應的影響路徑也存在差異。就生產性物質資本而言，其對農戶使用正規信貸的增收效應有直接作用，即農戶擁有較為豐厚的物質資本，諸如規模化耕地、生產性工具(設施)等，有利于提升其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率;就生活性物質資本而言，其對農戶使用正規信貸的增效效應有間接作用，即農戶擁有房屋情況、交通工具等生活設施(備)資本存量越大，因其具備抵押物屬性，被金融排斥的概率越小，農戶有機會參與正規借貸來緩解資金約束，通過發展生產以獲取更高的收入水平。

　　3. 社會資本是一種非制度化的社會結構資源。大量研究表明，社會資本通常嵌入社會關系或組織結構中而存在，其為組織內部成員實現特定目標而提供便利。本文將農戶參與合作社等作為社會資本的衡量指標，農戶參與合作社組織既能增進社員間彼此感情而建立信任，又能促使其規避信息不對稱而導致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因此，農戶加入合作社組織，可以協同他人來共同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從而降低不確定性對生產經營的風險沖擊{16}。

　　其次，收入水平差異亦是農戶異質性的重要體現。王文成等(2012)研究發現農戶收入水平與借貸的增收效應之間呈現出“倒U”型關系，即收入處于高低兩端的借貸戶增收效應不顯著，而中等收入水平借貸戶增收效應最大且為正{17};而王漢杰等(2019)則發現僅“精英階層”的借貸有顯著的增收效應，而貧困戶等弱勢群體的借貸不僅未形成增收效應，反而抑制了農戶的收入增長{18}。

　　基于上文的理論分析，即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顯著為正，且農戶收入水平是其資本稟賦的充分非必要條件{19}，本文認為農戶收入水平越高，資本稟賦就越豐富，其使用正規借貸后的增收效應越大，并提出如下假說：

　　H3-1：農戶人力資本擁有量越大，其發生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越大;

　　H3-2：農戶物質資本擁有量越大，其發生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越大;

　　H3-3：農戶社會資本擁有量越大，其發生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越大;

　　H3-4：農戶收入水平越高，其發生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越大;

　　H3-5：由于農戶群體內部異質性的存在，使得發生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出現差異，進而拉大了農戶內部的收入差距。

　　三、數據來源、變量選取及統計性描述

　　(一)數據來源及樣本基本情況

　　國家扶貧開發辦公室圈定的592個貧困縣中約三分之一來自于云南(73個貧困縣)、貴州(50個貧困縣)、陜西(50個貧困縣)和甘肅(43個貧困縣)等西部地區。本文使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課題組于2012年、2015年和2018年對中國西部地區云南、貴州、甘肅和陜西4省7個國家級貧困縣710戶農戶開展的三輪追蹤調查數據。調研區域選定采用多階段抽樣法選取樣本，第一階段采用專家判別法在西部貧困地區選取樣本省和樣本縣，即為云南省武定縣和會澤縣、陜西省鎮安縣和洛南縣、貴州省的盤縣和正安縣、甘肅省的清水縣;第二階段，采用PPS抽樣法，按照貧困人口規模比例選取樣本村，每個縣選取19個村，共計114個村;第三階段采用隨機抽樣法，每個村大致選取12個農戶進行調研。通過對貧困地區調查區域和對象的科學抽樣，保證了樣本的隨機性和代表性，所選樣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西部貧困地區農戶總體特征。為了最大限度保留樣本，剔除答題項缺填率大于10%的樣本，組成了一個包括710戶農戶家庭，共2130個樣本的完全平衡面板數據(Balanced Panel Data)。

　　從收入水平來看，西部貧困地區農戶總收入從2012年均值的42065.76元到2018年均值的68652.02元，提升了63.2%;從收入結構來看，2018年農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其占總收入的比例分別為62.53%和26.02%，合計占比88.55%，且逐年遞增;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分別占比是9.76%和1.69%，其中轉移性收入呈現遞增趨勢也反映出不斷加大的扶貧力度;從借貸情況來看，農戶發生正規借貸從2012年7564.45元上升到2018年18302.82元，提升了141.958%。(見圖1)

　　從趨勢圖大體可以看出：農戶獲得正規借貸額越大，農戶收入及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也隨之增大。但我們仍然需要使用模型來進一步識別其中的因果關系。

　　(二)變量選擇及描述性統計

　　1. 被解釋變量：農戶總收入指的是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總和。農戶凈收入則是扣除了相關費用后的凈收入{20}。

　　2. 核心解釋變量：本文所使用的核心解釋變量是農戶在過去一年從正規金融機構借取的貸款余額。

　　3. 控制變量：參考明瑟收入決定方程{21}，結合已有經驗研究，從以下三個方面綜合考量：一是戶主基本特征，諸如其年齡、教育程度等，戶主作為家庭主要決策者，對家庭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二是農戶內部資源特征，具體包括家庭人口特征(包含人力資本)、經濟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等指標，其綜合反映了農戶家庭資本稟賦狀況，資源稟賦高的農戶家庭運用資金的效率較高，增收效果顯著{22};三是外部環境情況，諸如當地金融發展程度、農業產業發展情況、總體經濟發展水平和當地自然災害等風險沖擊，都對借貸戶增收效果構成了潛在的影響{23}。

　　(三)模型選擇與說明

　　為了度量農戶發生正規借貸對其收入水平的影響，并克服以往研究中因遺漏變量等原因產生的內生性問題，本文構建如下固定效應模型：

　　Yit=α0+αXit+βZit+θi+φi+εi(1)

　　(1)式中，i表示不同的農戶;Yit表示農戶個體i的收入水平;Xit是農戶年度獲得正規金融機構貸款金額;Zit是其他控制變量;θ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φi為時間固定效應;εi是隨機干擾項，α表示農戶使用正規貸款的收入效應系數。為了控制諸如不同地域性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在(1)的基礎上同時考慮了村級地區固定效應σv，模型如下：

　　Yit=α0+αXit+βZit+θi+φi+σv+εi (2)

　　(2)式中，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在方程中同時控制了農戶個體效應、時間效應和村級地區效應，同時作為對比本文也估計了隨機效應回歸結果。

　　本文借鑒張建華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24}，以鄉鎮為單位衡量農戶內部收入差距，進而檢驗正規借貸是否導致農戶內部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其計算方法如下：

　　(3)式中，G表示基尼系數，n表示以樣本中涉及的鎮為分組數量，Wi表示第i組的鎮總人口占全部人口總收入的比重，按照不同年份計算出各鎮的基尼系數。本文以模型(1)和(2)為基礎，將基尼系數替換農戶收入來重新估計正規借貸對基尼系數的影響程度。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影響的實證分析

　　本文利用固定效應(FE)和隨機效應(RE)分別對模型(1)和模型(2)進行了參數估計，同時使用豪斯曼檢驗，對兩種模型回歸參數進行取舍。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總體而言，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得到結果大體一致，且與樣本特征描述情況基本吻合。回歸(1—2)結果顯示，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高度顯著，且估計系數為正。回歸(3—4)的結果表明，在考慮了區域差異性所帶來的金融扶貧政策執行力度和產業發展基礎等差異影響后，正規借貸依然對農戶收入有顯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假說H1得以驗證。此外，回歸(5—6)的結果表明，在控制住時間效應和區域效應后，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不存在滯后性，即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尚未形成持續增收效果。從豪斯曼檢驗結果來看，回歸(1—2)和回歸(3—4)均無法拒絕原假設，表明隨機效應模型估計結果更為準確，而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可能會高估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促進作用。

　　此外，是否為貧困戶、家庭人口數、務工人數、土地塊數、固定資產原值、不健康人數、是否租入土地等農戶家庭特征在所有的估計模型中均呈現較好的顯著性，這表明以上因素也是影響農戶收入的重要因素。此外，農戶是否遭受過自然災害沖擊、縣域第一產業增加值、縣域GDP值等控制變量也呈現出較好的顯著性，表明這些控制變量也是潛在影響農戶收入的外部因素。

　　上文在控制住了農戶個體特征和區域特征的基礎上通過固定效應模型等方法檢驗了正規借貸與農戶收入之間的關系，研究結論與理論分析預期相一致。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本文結合替換變量、剔除特殊樣本和使用工具變量等三種方法對正規借貸與收入二者間關系做進一步驗證。其中，被解釋變量替換采用農戶純收入來替代其總收入，剔除特殊樣本則是排除非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干擾，工具變量法是采用上期正規借貸作為正規借貸的工具變量。三種方法得出的結論均與上文保持一致，說明結論穩健，假說H1得到進一步驗證{25}。

　　(二)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結構的影響及作用路徑

　　正規借貸是如何影響農戶收入的呢?通過探究農戶不同收入來源響應正規借貸的情況，可以進一步厘清其中的作用路徑。表3中模型(1)、(5)、(6)、(7)分別展示了正規借貸對農戶的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與經營性收入影響的估計，結果顯示正規借貸對農戶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進一步地，模型(2—4)檢驗了正規借貸影響工資性收入的來源渠道，結果顯示，正規借貸通過提升本地務工收入進而促進工資性收入的增長，而對外出務工和固定工資性收入沒有影響。模型(8—9)將農戶經營性收入進一步細分為農業經營性收入和非農業經營性收入，結果顯示正規借貸對農業經營性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對其非農經營性收入沒有影響。綜上，結合表2和表3結果表明，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大小順次為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而對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沒有影響，其中，對本地務工收入與農業經營性收入影響尤為明顯。檢驗結果與表1中描述性統計趨勢基本一致。

　　出現以上結果可能的原因是：首先，西部貧困地區小農主要以務農作為生計主要來源，而惠農信貸一般都明確限定資金用于生產經營。因此，金融市場的供需兩方面都促使農戶傾向于將信貸資金用于農業生產經營發展，進而最終出現正規借貸對農業經營性收入的增收效果最大。其次，金融資源的注入可能會提升農業生產技術，改變了農戶生產經營效率，進而會釋放家庭“剩余”勞動力，出于務工成本和照顧家庭的雙重考慮，農戶傾向于選擇“就近”打工，以獲得額外的工資性收入。再次，資金用途情況影響增收效果。筆者基于第一手調查資料分析發現，資金用于非農經營性和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的分別僅占15.87%和5.82%，現西部貧困地區中間服務市場等第三產業發展較為滯后，農戶面對非農生產經營機會稀缺和生產性工具等租賃市場發展不成熟因素制約，往往不傾向于借助信貸資金來置身于其中。此外，農戶將信貸資金用于人情往來消費的僅占3.01%。除此之外，信貸資金與政府性轉移收入之間并無直接關系。

　　就正規借貸對農民收入影響的作用路徑而言，根據表4結果可得，正規借貸對農戶本地務工收入和農業經營性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對于正規借貸如何發揮作用，還有待進一步檢驗。本文采用溫忠麟等(2014)總結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26}，驗證了正規借貸具體作用于本地務工收入和農業經營性收入的中介機制，具體檢驗過程如下：

　　第一，農戶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結構調整路徑的中介效應檢驗。回歸(1)的估計結果顯示，正規借貸對農戶本地務工收入有正向影響，其系數為0.174。回歸(2)的估計結果表明正規借貸能夠顯著促使農戶增加本地務工勞動力資源配置。回歸(3)表明在控制了正規借貸的影響后，中介變量本地務工人數對本地務工收入的影響依然顯著。由于各變量參數估計結果均顯著，存在本地務工人數這條中介路徑，但僅為部分中介效應，該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重為1.463%，H2-1假說得以驗證。

　　第二，農戶家庭“生產投資—消費”決策行為改變路徑的中介效應檢驗。從回歸(4)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正規借貸對農戶的農業經營性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其系數為0.737。從回歸(5)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正規借貸能夠顯著改變農戶家庭“生產投資—消費”決策行為，即借貸資金緩解了流動性約束，使得農戶家庭實現更高層級的“生產投資—消費”理性決策。回歸(6)表明在控制了正規借貸變量的作用后，農戶理性決定生產投資與消費配比結構，即借貸引致了新增生產要素投入來提升農業經營性收入。由于各回歸中相關參數估計量均顯著，依據中介效應檢驗方法可以判斷出農戶家庭“生產投資—消費”決策行為的改變存在中介效應，但并非完全的中介效應。經過計算可知，該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12.444%，H2-2假說得以驗證。

　　(三)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影響的異質性

　　我們采用面板分位數回歸方法，檢驗了不同收入分位數下農戶發生正規借貸收入效應的差異。由表5模型(1—5)所示：首先，正規借貸對不同收入分位點下的農戶收入均有正向影響，且分位數點位越高其對收入的正向影響作用越大。特別是正規借貸對90%分位點農戶的增收效應(1.465)要遠遠大于對50%分位點(0.122)和25%分位點(0.087)農戶的影響。因此，收入水平越高的農戶群體，其使用信貸的增收效應越大，且“精英階層”的信貸增收效應更是收入中位數增收平均效應的12倍，結論與H3-4假說相一致。其次，模型(5—6)檢驗了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基尼系數的影響，根據豪斯曼檢驗結果，固定效應模型(6)估計更為準確，回歸結果顯示正規借貸顯著提升了農戶的基尼系數(8.94e-08)，即正規借貸拉大了農戶內部的收入差距。綜上，西部貧困地區農戶發生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也存在“精英俘獲”的現象，以政府為主導的正規借貸拉大了農戶內部的收入差距。因此，必須實施精準信貸差異化政策，嚴防金融發展帶來的收入差距拉大風險蔓延。

　　表6匯報了不同資本屬性特征與正規借貸交互模型估計的結果。模型(1)表明，教育處于均值以上的農戶發生正規借貸后的增收效應要比均值以下農戶的增收效應高出1.314，假說H3-1得以驗證;模型(2—4)表明，農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和生活性固定資產原值處于均值以上的正規借貸增收效應要比均值以下農戶的增收效應分別高出1.479、0.336和0.879，農戶結論與假說H3-2一致;模型(5)說明，相較于未參加合作社的農戶而言，參加合作社農戶的正規借貸增收效應要高出0.979，假說H3-3得以驗證。

　　表6的實證結果表明，教育水平和土地面積對借貸戶內部增收差異的影響較大，其余從大到小依次為參加合作社、生活性固定資產和生產性固定資產。隨著政府不斷加大對西部貧困地區的金融扶貧政策傾斜，部分農戶已分享了金融發展的紅利，但與此同時，農戶因資本稟賦匱乏所造成的內生發展動力不足在部分地區已經替代了早期信貸配給，成為阻礙農戶利用金融杠桿脫貧致富的攔路虎{27}。鑒于此，政府在大力推進金融扶貧和普惠金融發展的同時，應注重加大對貧困地區人力資本的投資和生產經營外部環境的營造力度，努力形成農戶資本稟賦與金融發展協同并進的良好局面。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結合中國西部貧困地區貴州、云南、甘肅和陜西4省7個國家級貧困縣710戶農戶家庭跟蹤調查數據，在考慮了內生性和農戶異質性的基礎上，使用固定效應等模型，探究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及其作用路徑。主要結論如下：第一，從總體來看，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尚未形成持續增收效果。第二，從結構來看，正規借貸對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影響不顯著，其中對經營性收入的提升作用要強于工資性收入。進一步地，本文基于中介效應模型分析表明，正規借貸分別通過增加外出務工人數與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來提升本地務工收入和農業經營性收入，兩種路徑的中介效應分別占總效應的1.463%與12.444%。第三，從異質性來看，一方面，農戶教育水平、土地面積、生產性固定資產、生活性固定資產和參與合作社等資本稟賦處于均值水平以上的使用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更大;另一方面，隨著農戶收入水平的增加，正規借貸的增收效應加大，特別是對精英階層的收入提升影響最為明顯。因此，正規借貸進一步拉大了農戶內部的收入差距。

　　上述研究結論，對進一步完善金融助農發展具有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正規借貸為農戶創造了撬動生產發展的機會，同時以政府為主導的金融資源注入也成為農戶實現脫貧增收的有效路徑。因此，政府應繼續貫徹落實好金融扶貧和普惠金融發展等各項政策，不斷加大對農戶信貸資金可獲得性的支持力度。此外，政府要出臺鼓勵農戶使用惠農信貸來加大對農業生產技術(或設備)升級改造投資的配套政策，著力形成農戶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發展的良好局面，以期實現農戶借助金融力量獲得持續增收。

　　第二，基于正規借貸對農戶收入影響的具體作用路徑，政府應加強對農民的職業培訓力度，以增強其就業能力;加大對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力度，以有效吸納“剩余”涉農勞動力，確保農戶平穩就業;大力推進貧困地區農村特色產業的發展，著力打造一批高水平現代農業產業園，形成技術“示范—擴散”體系，進而壯大當地特色產業集群，為農戶投身于農業生產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并營造農戶熱衷于使用信貸來投資農業發展，形成依靠產業發展而獲得可持續脫貧增收的路徑依賴。

　　第三，立足于已分化農戶使用正規借貸增收效應差異的現實，一方面，由于正規借貸增收效果存在“精英俘獲”效應，政府務必圍繞如何提升貧困農戶金融使用能力上做文章，通過使用“農村電商”等信息技術和構建“核心企業+金融企業+合作社+農戶”等組織聯結模式來賦能于貧困農戶，以助力其跨越金融使用門檻，提升農戶資金使用效率，激發貧困戶的信貸需求潛能，從而實現金融助力貧困戶脫貧;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大貧困地區的教育投入力度，完善土地制度，加強合作社興農服務水平等建設力度，多措并舉激發農戶購置汽車等消費升級和涉農生產經營投資欲望，助力農戶加速資產效應的形成。與此同時，政府應下大力氣補齊資本稟賦處于劣勢的農戶群體短板，努力縮小農戶內部的收入差距。

　　注釋：

　　① O. Galor， J.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 60(1)，pp.35-52.

　　② 褚保金、盧亞娟、張龍耀：《信貸配給下農戶借貸的福利效果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9年第6期。

　　③ 黃祖輝、劉西川、程恩江：《中國農戶的信貸需求：生產性抑或消費性——方法比較與實證分析》，《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④ P. Arestis， A. Cancer，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Channels of Influence，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Archive， 2004， 4(11)， pp.10-22.

　　⑤ 陳治國、李成友、李紅、辛沖沖：《新疆地區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供需影響因素研究》，《統計與信息論壇》2017年第1期。

　　⑥ 溫濤、朱炯、王小華：《中國農貸的“精英俘獲”機制：貧困縣與非貧困縣的分層比較》，《經濟研究》2016年第2期。

　　⑦ 葉靜怡、劉逸：《欠發達地區農戶借貸行為及福利效果分析——來自云南省彝良縣的調查數據》，《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⑧ M. Barslund， F. Tarp， Formal and Informal Rural Credit in Four Provincess of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8， 44(4)， pp.485-503.

　　⑨ 武麗娟、徐璋勇：《支農貸款影響農戶收入增長的路徑分析——基于2126戶調研的微觀數據》，《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⑩ W. P. Falcon， T. W.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8， 70(1)， pp.198-201.

　　{11} 董志勇、黃邁：《信貸約束與農戶消費結構》，《經濟科學》2010年第5期。

　　{12} P.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6， pp.280-291.

　　{13} 楊默：《中國農村收入、收入差距和健康》，《人口與經濟》2011年第1期。

　　{14} R. Levine，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999， 8(1-2)， pp.8-35.

　　{15} 馮振東、惠寧：《農戶家庭收入的著力點與方式選擇：陜西證據》，《改革》2010年第8期。

　　{16} 周小剛、陳熹：《關系強度、融資渠道與農戶借貸福利效應——基于信任視角的實證研究》，《中國農村經濟》2017年第1期。

　　{17} 王文成、周津宇：《農村不同收入群體借貸的收入效應分析——基于農村東北地區的農戶調查數據》，《中國農村經濟》2012年第5期。

　　{18} 王漢杰、溫濤、韓佳麗：《貧困地區政府主導的農貸資源注入能夠有效減貧嗎?——基于連片特困地區微觀農戶調查》，《經濟科學》2019年第1期。

　　{19} 程名望、史清華、Jin Yanhong：《農戶收入水平、結構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年第5期。

　　{20} 王慧玲、孔榮：《正規借貸促進農村居民家庭消費了嗎?——基于PSM方法的實證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8期。

　　{21} J. A. Mincer，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76， 29(3)， pp.21-40.

　　{22} 高夢滔、姚洋：《農戶收入差距的微觀基礎：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經濟研究》2006年第12期。

　　{23} 張龍耀、徐曼曼、劉俊杰：《自然災害沖擊與農戶信貸獲得水平——基于CFPS數據的實證研究》，《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3期。

　　{24} 張建華：《經濟學：入門與創新》，中國農業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頁。

　　{25} 由于篇幅限制，并未匯報三種穩健性檢驗結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26}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心理科學進展》2014年第5期。

　　{27} L. Li，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Poverty： The Role of Relative Incom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 52(4)， pp.165-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