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及互補性研究

　　摘要：“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沿線國家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研究發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和增速發展水平呈現分層化，總體來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程度中等偏下。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金融服務貿易上存在較強的貿易互補性，與烏茲別克斯坦、柬埔寨、埃及等國家存在雙向互補關系。沿線國家彼此之間要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的“東風”發展金融服務貿易，我國也要逐漸通過“放管服”幫助金融機構 “走出去”。

　　李虹; 陳文娟， 金融理論與實踐 發表時間：2021-08-09

　　關鍵詞：“一帶一路”;金融服務貿易;對稱性貿易互補指數

　　一、引言

　　在我國的積極推動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朋友圈”不斷擴大。截至 2021年 1月 30日，中國已經同 140個國家和 31個國際組織簽署 205份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經過近 8年的發展，“一帶一路”項目合作取得了相對顯著的成績，在貿易往來、投資合作、自貿區建設、機制平臺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共建“一帶一路”，不僅是為了拉動沿線國家的傳統貨物貿易發展，還是為了順應時代開展服務貿易，更是為了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和融合。金融服務貿易作為新時代服務經濟和金融領域相結合的重要產物，在 “一帶一路”倡議中占據重要地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發展形勢的影響下，2020年我國與沿線國家服務貿易進出口額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其中我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同比下降 1.05%，進口額同比下降 24%。但不樂觀的國際環境并沒有阻礙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勢頭，作為服務貿易的一大分支，其進出口額不降反增，出口額為 39.04億美元，同比增長 12.12%;進口額為 24.66 億美元，同比增長 16.21%。金融服務貿易作為“資金融通”的保障，為 “一帶一路”項目合作提供了資金支持。此外，它也是“貿易暢通”的重要組成部分[1]。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組成部分，各個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需要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找準定位、謀求發展，不僅要提高本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力，也要發展本國與沿線國家的互補性，達成共贏。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廣泛探索“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通過數據揭示各國真正的發展水平和實力，找準我國在其中的定位，再分別測算并分析我國與沿線國家之間金融服務貿易的互補性強弱，總結得出我國在與沿線國家發展金融服務貿易過程中尚需努力的地方。與盧森堡、美國等金融服務貿易強國相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群體，沿線各國國內 GDP主要靠第一、二產業拉動，金融業發展滯后且并非為支柱產業。在這樣的背景下，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能否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力?我國與沿線各國之間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潛力如何、是否具有一定的互補性?本文的研究意義就在于借助國際貿易發展情況和經驗解決以上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能夠協助我國找準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市場中的位置，明確我國的發展及改進方向;另一方面也能夠加深世界各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真實發展情況的認識，弱化刻板印象對沿線各國貿易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我國于 1990 年在學術領域開始了對金融服務貿易的研究，至今已有30余年的時間。以楊培新和姜永凱(1990)[2] 、張虹(2000)[3] 等為代表，最初對金融服務貿易的研究集中于以“入關”“入世”為背景探析我國金融業及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走向。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金融業的發展和國際交流的深入，學者們對金融服務貿易的研究進入了“百家爭鳴”的階段。

　　在研究范圍上，一些學者從學習和借鑒的角度出發，對發達國家及地區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歷程進行研究和總結，通過對比分析提出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路徑。王靜(2008)[4] 以中美兩國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比分析中美兩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提出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路徑為宏觀上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微觀上提升國際貿易競爭力。李中堯等(2013)[5] 通過比較中日兩國在金融服務貿易規模和結構上的差異，計算并分析兩國競爭力，進而得出中國金融服務貿易“大而不強”的結論。一些學者從自我研究的角度出發，對現階段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情況進行梳理，重點測算其國際競爭力。江暮紅(2017)[6] 通過類別對比(金融服務貿易與其他服務貿易)和國別對比(中國與美、英、德、日、韓以及金磚國家)總結出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提出要優化金融資產質量的建議。田川(2020)[7] 以 2000—2018 年數據為支撐，梳理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情況，從金融結構、金融人才、金融創新、金融開放四個方面分析問題并提出解決措施。還有一些學者投身于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因素研究中，通過計量經濟學方法探索數據間的聯系，找出關鍵影響因素。黃滿盈和鄧曉虹(2011)[8] 使用波特的鉆石模型分析出影響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的因素并使用回歸分析等實證方法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在眾多影響因素中政府的作用最大。劉東強(2019)[9] 的研究結果為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與貨幣供應量、GDP、FDI 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此外，一些學者單獨列出一個或幾個因素，研究其對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賈憲軍(2019)[10] 研究認為金融開放對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規模、速度以及對總產出產生正向影響從而提高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李剛和張琦(2019)[11] 得出金融科技在金融服務貿易發展和競爭力提升兩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結論。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學者們對不同的研究細分方向和研究問題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在對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學者們大多使用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研究。康增奎(2017)[12] 使用因子分析和回歸分析研究了 12 個經濟變量對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在對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研究中，學者們將服務貿易競爭力指標細化到金融服務貿易領域，選擇了代表競爭力的指標對研究對象的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測度。王也(2015)[13] 使用服務貿易競爭指數、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金融服務貿易技術含量指數三個指標對我國銀行業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現狀進行分析。陳楊(2016)[14] 使用金融貿易開放度、貿易競爭力指數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三個指標對我國 1998—2014 年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測量。

　　在研究背景上，學者們結合時代特征和關鍵事件從不同的角度對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進行研究。黃琳琳(2019)[15] 以 USMCA(美墨加協定)為背景，研究其對跨境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和發展啟示。隨著 “一帶一路”項目合作的開展，一些學者開始聚焦于 “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肖德和李坤(2016)[16]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分析比較中國和世界上主要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差距，研究其影響因素并找出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肖瑤(2019)[17] 以“一帶一路”為背景分析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潛在風險及發展戰略。

　　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目前對金融服務貿易的研究多集中于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因素等方面，研究對象的選擇多以中國為單一對象或者是選擇金融服務貿易強國作對比。盡管一些學者以“一帶一路” 倡議為研究背景，但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只是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時代背景，并沒有真正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一帶一路”是互利共贏之路，是共商、共享、共建之路。對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的研究，不僅要關注其國際競爭力，更要關注其互補性。基于此，本文以“一帶一路”沿線 66 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分析其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就發展水平的差異進行分析，研究其金融服務貿易互補性，最后得出本文的結論及建議。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邊際貢獻。(1)以 “一帶一路”倡議為研究背景，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將沿線國家納入研究對象當中，深入了解和分析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有利于加強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水平真實情況的了解。(2)在進行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分析后，研究并測度沿線國家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以 2013 年至今的數據科學地說明目前我國與沿線國家之間金融服務貿易的互補情況及其發展趨勢，為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金融服務貿易提供數據支撐。(3)優化金融服務貿易互補性指標，將貿易互補指數指標進行修正，生成對稱性貿易互補指數。(4)在科學分析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發展情況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金融服務貿易的建議。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①

　　(一)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發展規模分析

　　1.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發展規模分層化

　　金融服務貿易已經成長為服務貿易的一大分支，成為服務貿易中不可或缺的發展力量。以 2019 年為例，世界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為5204.41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 8.38%。“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聚集著世界上 60% 以上的人口。但因為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基礎薄弱，故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量有限。

　　從出口規模看，2019 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為 508.65 億美元，占世界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 9.77%。總體看來，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偏低，不足10億美元的國家占據多數。如表 1 所示，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表現出明顯的分層化。新加坡憑借其全球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的金融中心地位在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中排名第一，出口額接近300億美元。盡管其在沿線國家中名列前茅，但在世界市場中，與美國、盧森堡等金融強國相比差距較大，在成為金融服務貿易強國方面仍需采取一定的政策和戰略安排;印度、中國、塞浦路斯、俄羅斯、波蘭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均超過 10 億美元，在沿線國家中表現較好;泰國、土耳其等 22 個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在1億美元之上，具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哈薩克斯坦等余下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均不足 1 億美元，有的國家甚至不足 0.1億美元，金融服務貿易還處于初始起步階段。我國在其中排名第三，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達到了 39.04 億美元。雖然我國在沿線國家中表現相對良好，但要發展成為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強國，仍然需要進一步發展國內金融業，夯實金融基礎。

　　從進口規模看，如表2所示，2019年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其出口額水平大致持平，進口額依舊表現出分層化的特點。新加坡以 76.26 億美元的金融服務貿易進口額位列第一;中國、俄羅斯、印度、土耳其、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孟加拉國、泰國進口額均超過 10 億美元，位于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水平的中上等位置;波蘭、印度尼西亞等 22 個國家的出口額位于 1 億美元至 10 億美元之間;愛沙尼亞等其余國家的出口額均不足1億美元，利用外資發展國內經濟的能力較差。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進口總額自2013年以來呈現波動下降，2019年在沿線國家中排名第二，我國國內金融業發展已初具發展規模。近年來，我國不斷放寬外商投資在金融領域的限制。在政策的支持和引導下，金融業外資進入我國市場更加便利。在《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0 年版)》中，已將金融業準入的負面清單正式清零。但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國內金融業的崛起，國內金融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外資進入對金融發展水平要求更高。2020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有觀點表明，在服務好國內經濟的同時，中國金融業、中國金融服務業也不斷追求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2.金融服務貿易逆差國居多

　　一個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能力和市場潛力，而進口額則代表其國內金融業的發展程度和對外資的接納程度。按照國際貿易的規定和習慣，貿易出口額與進口額的差額為正代表貿易順差、為負代表貿易逆差。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逆差國多于貿易順差國，沿線各國以進口金融服務貿易為主。根據表 3 可知，新加坡作為金融強國保持著較大的貿易順差，2019 年出口多于進口 217.54億美元，展現了其較好的金融對外輸出能力;印度、塞浦路斯、中國表現出較好的貿易順差，能夠達到14億美元以上;孟加拉國、俄羅斯、伊拉克表現出較強的貿易逆差，進口多于出口達到10億美元以上，相比于沿線其他國家，這些國家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對外資具有強烈的依賴性;巴基斯坦等14個國家的貿易逆差處于 1億美元至 10億美元之間，也表現出了較強的外資依賴性;羅馬尼亞等余下國家在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額上沒有較大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持貿易平衡。2019 年我國金融服務貿易表現出貿易順差，出口額多于進口額14.38億美元。自2016年以來，我國已連續四年保持11億美元以上的金融服務貿易順差，2017年甚至達到了20.77 億美元，金融服務貿易發展水平逐步提升，在沿線國家中表現較好。

　　(二)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增長速度分析

　　1.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增速總體穩定、個別激變

　　一個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增速反映了其發展趨勢。從總體上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增速較為穩定。盡管存在少數幾個國家例如阿爾巴尼亞、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家存在劇烈增長或下降的情況，使得增長率區間分布在負增長 100% 到正增長 800% 之間，但其余國家出口增速多集中于負增長 50% 至正增長 50% 之間，增速較為穩定，總體以正增長1.38%為中位數。

　　(1)由圖 1 可知，自 2014 年以來，新加坡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增速基本保持為正，金融服務貿易保持正向發展，但每年與上年相比會存在5%—10%左右的波動。雖然這一波動幅度并不大，但由于新加坡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總量大，因此這一波動在增長額或減少額上表現明顯，從出口總量上看存在一定變動幅度，發展不夠穩定，也沒有保持逐年遞增的增長率。

　　(2)印度、中國、塞浦路斯、俄羅斯、波蘭這 5 個國家的出口額在沿線國家中表現相對良好，2019年均大于10億美元，但出口穩定性較差。與新加坡相比，這5個國家的增長率穩定性較差，在正增長率和負增長率之間頻繁變動，且 5 個國家表現出不同的變動趨勢。中國和塞浦路斯在 2016 年之前增長率變動幅度較大，2016年之后趨于穩定;印度、俄羅斯和波蘭則是2017年之前較為穩定，2017年之后變動幅度較大。2015年這5個國家的出口額都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有所下降，其中中國的下降幅度最大，負增長率達到了 50% 左右，這也體現出我國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對國際環境存在一定的依賴性。

　　(3)泰國、土耳其等 22 個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增長率變動集中在負增長 45% 至正增長 45% 之間，總體來看較為穩定。這一水平的國家占據沿線國家數量的三分之一，代表了大多數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增速的發展現狀，即總量不大、增速較穩，在小幅波動下穩定發展。這些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總量并不大，多集中于 1億美元至 10億美元之間，絕大多數國家在“一帶一路”項目合作開展以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正增長。但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菲律賓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存在突增或突降的情況。其中，科威特 2018 年增長率近 200%，沙特阿拉伯2019年增長率為106%。

　　(4)哈薩克斯坦等余下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都不足1億美元，金融服務貿易發展非常不足，增長率的變動因為總量小的原因表現非常明顯。一些國家因為政局動蕩、國家政策等特定原因，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增長率甚至達到了800%，穩定性差。

　　2.金融服務貿易進口額增速以正增長為主

　　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進口的增長速度既可以反映國內金融業的發展情況，也可以反映對外資的依賴程度。從總體上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進口額以正增長為主，增長率區間分布在負增長 95.74% 到正增長 450% 之間，多集中于負增長 50% 至正增長 50% 之間，存在較多突增、突降現象，總體發展缺乏穩定性。

　　(1)由圖 2 可知，自 2004 年以來，新加坡金融服務貿易的進口均為正增長，除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在2015—2016年增長率低于5%以外，其余年份的增長率達到了 15% 以上，金融服務貿易進口增速占有較強優勢。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得其一方面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提供充足的供給量，另一方面其國內市場存在較大需求空間，內外聯動推進新加坡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行業。

　　(2)中國、俄羅斯、印度、土耳其、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孟加拉國、泰國這 9 個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進口額在2019年均超10億美元，總量處于沿線國家中上等水平，但其進口額增速沒有相似的趨勢，大多在正負交替中發展，其金融服務貿易并未形成規模效應進而達到穩定狀態。但其變動限制于-40% 至 80% 之間，沒有極端突增或突降的情況，這與其國內金融業起步后發展水平相對平穩有關。

　　(3)波蘭、印度尼西亞等 22 個國家 2019 年金融服務貿易進口額位于 1億美元至 10億美元之間，在沿線國家屬于進口力度較弱的水平。其中大多數國家進口增長平穩，波動區間位于-50% 至 50% 之間。但蒙古國、科威特和哈薩克斯坦三個國家的進口增速非常不穩定，存在突增或突降的情況，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在總量上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2016年，這三個國家的增長率分別為 272.88%、218.98%、 177.54%。進口增速的不穩定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這些國家位于金融服務貿易的探索和發展階段。

　　(4)愛沙尼亞等余下國家進口增速變動非常大，且以突增為主。一方面是因為總量都不超過1億美元，相對較小的總量在面對進口額的增長變動時會反映出較大的波動率。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都處于起步階段，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引進其他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以激活本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

　　(三)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分析

　　在對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測度上，本文借鑒王嘉玲(2018)[18] 、張靖佳和劉晨陽(2019)[19] 等學者的做法，采用國際市場占有率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對其在金融服務貿易領域的使用進行概念的界定和測算。

　　1.金融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總體偏弱

　　金融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是從出口額的角度衡量一個經濟體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占世界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它可以用來評價一個經濟體的金融服務貿易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強弱或競爭地位的變化，比重越高就表示該國金融服務貿易所具有的國際競爭力越強，反之則越弱[20] 。為客觀反映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的現狀，本文測算 2017—2019年金融服務貿易平均國際市場占有率代表各國金融服務貿易在國際市場上占據的份額和競爭能力的現狀。

　　由表 4 的測算結果可知，新加坡金融服務貿易在沿線國家處于領先地位，占據國際市場 5.46% 的份額，但這一比例與同期的盧森堡、美國相比相差較遠。除新加坡外其他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在國際市場上均表現相對一般，占比不足1%。印度、中國、塞浦路斯、俄羅斯、波蘭、泰國、土耳其、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亞 10個國家雖然沒有達到 1%，但達到了0.1%，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的份額。這10個國家中印度、中國、塞浦路斯的國際競爭力相對較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沿線國家起到拉動作用。余下占比不足0.1%的國家占據大多數，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較小，但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際市場占有率偏弱，在國際市場上處于相對弱勢。但并非所有國家都表現平平，除新加坡憑借自身金融水平外，印度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業起步較晚，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但仍然占據了接近 1% 的市場份額。沿線國家雖然目前發展水平和能力有限，但其發展潛力不容忽視。

　　2.金融服務貿易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偏低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是衡量一個經濟體的產品或產業國際市場競爭力方面較具說服力的指標。為了定量地描述一個經濟體在金融服務貿易上的相對出口表現，本文將RCA指數運用于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力評價中。通過 RCA 指數可以判定一個經濟體的金融服務貿易是否具有出口競爭力，從而揭示該經濟體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用公式表示： RCAEaF =(EaF/EatF)÷(EWF/EW) (1)

　　其中，EaF表示經濟體a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值， EatF表示 a 的服務貿易總出口值，EWF表示世界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值，EW表示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值， RCAEaF表示用出口來衡量的經濟體a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顯示性比較優勢。

　　一般來說，RCA 值以 1 作為評價標準。RCA 值大于 1，表示金融服務貿易在該經濟體的出口比重大于在世界的出口比重，則該經濟體的金融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市場上具有相對優勢和一定的競爭力;RCA值小于1，則表示在國際貿易市場上具有相對劣勢，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21] 。為了展現現階段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力，選擇 2017—2019年作為研究期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的測算結果如表 5所示。

　　從結果來看，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欠佳。塞浦路斯、新加坡兩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相對較強的競爭力，其余國家的競爭力都較弱，甚至半數以上國家不存在競爭力。在RCA指數的結果表現中發現，塞浦路斯盡管金融服務貿易的進出口額總量不大，但其以金融業作為主業發展，金融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的份額較大，國際競爭力相對較高。這為我國及沿線其他進出口總量相對較少的國家發展金融服務貿易、提升競爭力提供了啟示。

　　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的互補性分析

　　關于服務貿易互補性，學術界較為統一的觀點是，如果兩個經濟體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構差異性越大，則表明有著較強的互補性，兩者之間在服務貿易方面就存在較大的發展可能，反之，則兩者之間的服務貿易發展會受到一定約束[22] 。本文將服務貿易互補性研究細化到金融服務貿易領域進行測算和分析。通過計算中國與沿線國家在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上的差異性，研究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貿易結合情況，并以測算結果為導向分析原因。

　　Peter Drysdale 于 1967 年提出并經學者們不斷改進的貿易互補性指數是從顯示性比較優勢角度來衡量兩個經濟體之間貿易互補程度的常用方法[23] 。同時，該指數也是在衡量一個經濟體的出口結構與其他貿易伙伴進口結構的匹配程度時由國際貿易中心(由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大會和世界貿易組織聯合設置)推薦使用的。在該指數的基礎上，本文引入金融服務貿易互補性指數的概念，即：

　　TCIabF =RCAEaF×RCAIbF (2) RCAEaF =(EaF/EatF)÷(EWF/EW) (3) RCAIbF =(IbF/IbtF)÷(IWF/IW) (4)

　　其中，EaF表示經濟體a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值， EatF表示 a 的服務貿易總出口值，EWF表示世界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值，EW表示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值; IbF表示b進口金融服務的進口值,IbtF表示b的服務貿易總進口值，IWF表示世界進口金融服務的進口值， IW 表示世界服務貿易總進口值;RCAEaF表示用出口來衡量的經濟體 a 在金融服務上的顯示性比較優勢，RCAIbF表示用進口來衡量的經濟體 b 在金融服務上的顯示性比較優勢;TCIabF表示進口經濟體 a和出口經濟體b之間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貿易互補性指數。TCIabF的值越高，則表明兩者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互補性越強(以1為標準)。

　　研究發現，由于 TCIabF的結果位于[0,+∞)，其中， [0,1]是不具有貿易互補性的區間，而(1,+∞)是具有貿易互補性的區間。顯然，TCIabF的兩個結果子區間是不對稱的。為了克服該指標非對稱性的缺陷，我們借鑒張海峰(2018)對 RCA指數進行變形的觀念，提出了對稱性貿易互補指數(STCI)，其計算公式分別為： STCIabF =RSCAEaF×RSCAIbF (5) RSCAEaF =(RCAEaF-1)÷(RCAEaF+1) (6) RSCAIbF =(RCAIbF-1)÷(RCAIbF+1) (7)

　　此時，STCIabF的取值范圍在[-1,1]之間，若指數大于0，則表示具有貿易互補性;若指數小于0，則表示不具有貿易互補性。調整后的 STCIabF結果具有對稱性，更能科學、便利地對沿線國家的貿易互補性做出評價。

　　如圖3、圖4所示，以中國為出口國、沿線各個國家為進口國對 2017—2019 年間的 STCI 指數進行測算發現，與中國具有貿易互補性的國家數量達到 80%，且互補性也比較強，一些國家達到了 0.7。這一指數結果表明，在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走向和沿線國家進口結構能夠達到很大程度的匹配，相互之間互補性較強。其中，阿富汗、柬埔寨、埃及、老撾、緬甸、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與中國的互補性在沿線國家中相對較強。這些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程度都稍弱于中國，且從份額來看，金融服務貿易并非其支柱產業。而白俄羅斯、波黑、克羅地亞、拉脫維亞、黎巴嫩、孟加拉國、塞浦路斯、斯里蘭卡、伊拉克等國家與中國常年不存在互補性。這些國家當中黎巴嫩、塞浦路斯的金融服務貿易發展較好，其進口主要來源于發展程度更高的國家，因此與中國不存在互補性，余下國家則是因為發展程度與中國存在差異或進口偏好問題。

　　如圖5、圖6所示，以中國為進口國、沿線各個國家為出口國對 2017—2019 年間的 STCI 指數進行測算發現，金融服務貿易發展較好的新加坡、塞浦路斯、黎巴嫩三個國家與中國不存在貿易互補性，其余沿線國家則都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存在互補性，其中塔吉克斯坦、文萊、伊拉克、老撾等國家與中國的互補性相對較高。

　　在分別以中國為進(出)口國、沿線國家為出(進)口國對金融服務貿易互補性測算后發現，阿富汗、老撾、緬甸、塔吉克斯坦、文萊、伊拉克等國家與中國存在單項互補性關系，而烏茲別克斯坦、柬埔寨、埃及與中國存在雙向互補性關系。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互補性研究中可以看出，雖然沿線國家在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規模和增速以及競爭力方面表現總體偏弱，但其相互之間的互補性程度相對較高，不存在互補性的只是少數國家。我國應借助與沿線各國較強的互補性大力發展與沿線各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較強的互補性使得沿線國家相互之間發展金融服務貿易成為可行之路。

　　我國在改革開放、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以較高的速度推進國內金融業發展并取得一定成就，這是值得肯定的。根據前文的現狀分析，相比于沿線其他國家，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相對存在競爭性優勢。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金融服務貿易過程中，我國與其已經存在較強的互補性，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互補，這是我國的優勢。研究發現，2019 年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規模和增速以及競爭力在沿線國家處于中上等水平，在沿線國家可以憑借相對優勢水平發展金融服務貿易。但相比于新加坡、塞浦路斯、黎巴嫩等國家，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起步晚且并非國內支柱產業，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并不是沿線國家的“領頭羊”。放眼國際市場，與盧森堡、美國等金融強國相比，我國金融服務貿易水平有限。縱觀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在與沿線國家的互補性方面表現良好，但發展規模和增速都需進一步的提升。我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正在逐步轉變產業結構，從最初的農業大國邁向工業大國、服務業大國。在向服務業大國、強國靠近的過程中，仍需長期發展規劃和政策的指引協助我國金融服務貿易自我發展、自我革新。

　　五、結論與建議

　　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一方面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自己的優勢帶動沿線國家積極開展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人文交流，另一方面也要同時開闊自己的市場，在援助沿線國家的同時發展本國的經濟。從前文對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現狀的梳理以及互補性的測算中可以看出，盡管我國并不是沿線國家中金融服務貿易的“領頭羊”，存在發展依舊不充分、國際競爭力水平一般等問題，但在 “一帶一路”“朋友圈”中我國與沿線國家金融服務貿易互補性情況可觀，與大多數國家都存在貿易互補性。因此，今后我國在發展金融服務貿易的過程中，應積極利用與沿線國家貿易互補性的關系大力發展對外金融服務貿易，找尋沿線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市場，向新加坡、塞浦路斯、黎巴嫩等金融業發展較好的沿線國家學習和借鑒。為推動我國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深化“放管服”，為金融服務貿易“走出去”提供便利

　　金融服務貿易作為“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的推動 “一帶一路”高質量合作中的一部分，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幫助。要重視金融服務貿易在服務業中的地位，通過政策指引發展國內金融業，內外聯動推進金融服務貿易。現階段金融服務貿易發展需要政府深化“放管服”，由“嚴加管理者” 轉變為“提供服務者”。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開展主體有限，其中以五大行為主，其他金融機構為輔。國內金融業屬于嚴加監管的范疇。2020 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實施金融控股公司準入管理的決定》，對國內金融控股公司實施更加嚴格的準入管理。同時，在金融服務貿易的開展過程中，國家外匯管理局各地分局及其他部門正在逐步優化審批及支付流程，這一趨勢和程度需要長期持續并加深。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服務“六穩”“六保”進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關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21〕10 號)的相關要求，各地政府要提高審批效率，為金融服務貿易助力。“放管服”并不意味著放任不管，而是在保證有效監管的前提下提升效率和速度，避免不必要的流程和審批耗時，為金融機構服務。

　　2.建設金融服務貿易獨立交易平臺

　　以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為代表的、以服務貿易為主題的交流交易平臺對金融服務的重視程度仍然有限，從 2020 年專題展中的數量上看，金融服務只有33家參展企業，而旅游服務126家、文化服務534 家。金融服務貿易作為服務貿易的一大分支，應該擁有獨立的專業交易平臺，匯聚世界范圍內的金融機構，促進國內外金融和服務貿易的發展。該平臺的構建應由相關監管部門牽頭、銀保監會協助，在將國內具有開展金融服務貿易資質的金融機構匯集一處的基礎上廣泛邀請世界范圍內的金融機構加入其中，成立金融服務貿易管理委員會，制定平臺交易規則，鼓勵成員之間信息共享、加深合作。

　　3.促進“金融+科技”的發展，提升金融業的競爭力和創新力

　　首先，應發揮科技對金融機構及其產品起到的創新作用。將科技的強滲透力注入金融機構的發展模式、服務方式、營業形式，同時，將科技與金融產品結合，使得金融產品能夠更好地刻畫收益與風險，進而為廣大投資者服務，促進“金融+科技”產生質變效應。

　　其次，應推動科技在金融業合規和監管中發揮作用。加速推動科技協助金融機構識別和阻斷可疑交易、運用區塊鏈評估客戶信用水平以及協助監管部門實時監測企業風險、推送風險預警等進程落到實處。科技已經逐漸成為推動金融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這一進程中，相關部門應提供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鼓勵新科技、新模式、新發展方式在金融中的創新應用，同時也要防范科技帶來的網絡安全、隱私安全、數據安全等問題，使科技在金融中的應用更加安全、合規、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