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中的法律變遷

　　人類從產生以來一直在和風險作斗爭，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人類控制和消除風險的歷史。“安全”始終是人類有制度設計以來首選的基本價值，但現代社會的風險和歷史上的風險之間的區別在哪里?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給出了答案：當代社會與工業化社會初期不同，當代社會的本質性特征是“風險性”。按照當今社會理論的論述，現代社會是一個大型的復雜社會，它在根本上超越了固有的國界與群體區隔，將人類裹挾進一個同質的“世界社會”。由此，可以說，過去的風險是自然力量制造的，當代社會的風險卻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人們在社會交往所面臨的“行為期待的雙重偶然性”，一是現代科技的應用，而且，承受風險的不再是個人或某個地域，而是整個地球，這種風險是結構性的，它甚至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的生存。

　　如果做一個比較的話，現代社會的風險與工業化早期及其以前的風險有著四方面的區別。工業化早期及其以前的社會風險基本來自自然，而現代社會的風險，自然的部分已不那么重要，現代風險主要來自人類的自覺活動本身，它是由我們自己制造的。現代風險的特征是內生性的，不是外加的;是人為的，是我們自己在作決策的時候，在行為選擇的時候，尤其是我們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進程當中，自己給自己制造的。

　　第一個區別是：過去的風險是針對個人的，或者是面向特定地域的。現在我們面臨的風險則是整體性的，是超地域、超時間的，在一個地方發生的風險，可能會延及整個世界，在一個時間內發生的風險，也可能會禍及子孫。這就是現代風險的無限延展性。冰島火山爆發，導致航班取消對世界各國均造成了影響。而誰也想不到，在生活方面受影響最大的竟然是東方的日本。因為從四月份以后，日本餐桌上幾乎見不到三文魚了，這個民族的生活習慣受到了重大影響，而不得不作出改變!火山復燃看上去是自然現象，但受其影響的卻是超國度的整個人類社會。“9·11”發生在美國，但全世界都受到了恐怖主義的威脅。

　　現代社會風險的第三個特點是：它與科技有關。人類在不斷追求自己的進步，而核心動力是科學與技術。例如，化學這門學科產生以后，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但人類也受到化學之害，它帶來的風險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種風險。如此以來，現代社會風險就出現了一個引人深思的特征，即風險本身就反映了某種悖論，一方面科技使我們社會進步，提高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我們對科技所帶來的副作用，幾乎都無可奈何，我們依賴科技，卻又不得不承受科技帶來的巨大風險。“原子彈邏輯”是典型的科技悖論案例。承受原子武器之害的不是在戰場上沖殺的軍人，而是無辜的平民百姓，而其中，不分婦女和兒童。如同許多學者所言，現代科技使得戰爭獲得了一種新形式，變成了一種整體性戰爭。這意味著，戰爭的結果不再是勝利和失敗，而是存在與毀滅。

　　第四個區別是：人類為了防范風險、減少風險、分散風險和消除風險，創制了大量的法律制度，當人們依賴這些制度試圖獲得安全時卻發現，有些制度是失靈的，無效的，由此，人類不得不面對由制度缺漏和被破壞而導致的另一類風險，即制度風險，金融風險是典型的制度失靈而出現的社會風險。

　　風險社會的來臨，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況，也勢必改變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制度。前工業時代，法律以身份等級為特點，它適應了各國隔離封閉的社會環境，此時，糾紛是地方性的，政治是地緣性的，文化是民族性的，法律制度也是地方性的。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法律差別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分為十幾個法系。人類步入全球化時代以后，資本超越了國界，文化間的交流與沖突大大加深，陌生社會取代了熟人社會，平等觀念取代了身份觀念;個人主義興起，團體觀念衰落;理性時代來臨，傳統權威逐漸隱退。

　　因此，法律的發展方向也必然會發生一系列變化：“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觀念日益興盛。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法律治理，日益不能適應全球化時代“風險的全球化”。超國家機構和組織，將越來越發揮巨大的作用;與此同時，主權觀念將趨于式微。現代國際法的發展、國際組織的發展、人道主義和普適人權觀念的發展，都昭示了這一方向。現代法的個人主義精神，將為社會利益本位所取代;以對抗民族國家公共權力為己任的個人主義政治觀念，將隨著民主政治的普及、民族國家的改造、社會權力的興起而發生變化。這些變化也體現在民事法律中，私法自治、契約自由、財產權神圣這三大原則已經開始松動。

　　最為重要的，或許是公共決策的范圍將觸及科學技術領域。全球金融危機后，公共權力的干預界限正被重劃，商業和金融都會成為民主的對象。在過去，科學技術一直特立獨行，理直氣壯地游離于公民政治控制之外，社會只能消極承受技術的后果。今后，通過對科學技術進行政治控制，或許可以防止其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無疑，這將對傳統的公法和政治理論帶來深刻影響。

　　中國進入風險社會

　　中國現在面臨哪些風險?從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所感受到的第一次風險，是從1997年開始的金融風險。這個風險爆發于新加坡，隨后蔓延到整個亞洲，再后影響到整個世界。現在，我們正經受從華爾街開始的本世紀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還沒有結束，歐洲現在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可能是新一輪風險的開始。從事金融業務的人，用別人的錢讓自己發財，但他又不受他人和政府的控制，因為金融風險管理被認為是商業行為，世界發生這么大的危機，華爾街高管的工資還在增加。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法律對金融的控制幾乎是無能為力的。

　　第二次感受到的危機是中國加入WTO以后的糧食危機。中國人餐桌上的所有食品都可以從國際市場上獲得，有人說中國已經不需要農民了。社會學學者稱這種現象為“城鄉斷裂”。如果公共政策不關照這種斷裂，中國的農民就不會再種糧食了，一旦不種糧食，糧食危機就會產生。2008年，美國用2800萬噸玉米制造乙醇，世界糧食價格開始上漲，2009年美國為了獲得更多的生物能源，又用9000萬噸玉米制造乙醇，世界糧食價格再次上漲，如果照這個趨勢漲下去，中國一旦因自然災害出現大規模的糧食需求，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國際糧食市場不由中國控制。

　　第三次危機是能源危機。中國能源主要是石炭能源，一類是煤炭，一類是石油。政府領導人在2000年曾說：中國對煤炭的需求在任何時候都不會超過10億噸，但是2003年就達到了20億噸。有專家測算，按照那時的開采速度，中國的煤炭以現有的儲量，至多還能再開采40年。煤炭用完之后，我們依賴什么來支撐發展?有人說依靠石油，而現在我們對石油的自產供給能力已經不足20%，并且中國的石油通道是單一的。如果出現石油方面的危機，我們的生活就會是一片黑暗，我們的交通也將陷入癱瘓。

　　第四次是環境危機。在此可以舉四個例子，東南西北各一個。東北的黑土地用了1億年的時間形成了1米的厚度。這三十年我們對它的疲勞使用，再加上農藥、化肥等的侵害，黑土地正在變成黃土地，厚度減少了三十多公分。土壤專家稱，要把黃土地再變成黑土地需要3億年的時間。西北的青海湖，1964年的水深是28米，現在是14米，水深28米的時候可以進行潛艇水下實驗，但現在已不具備這種能力，按照現在的水位下降速度，50年之后青海湖將變成一片沙漠。西南的滇池，宋代是500里，明代成了300里，現在已不足180里，因為圍湖造田及整體污染，滇池的自凈能力完全喪失。東南的珠三角一帶，土壤中重金屬的含量，比其他地方要高十幾倍。

　　第五次是信息安全上的風險。我國目前尚不能自主進行計算機機芯的生產。計算機上的信息都處于可復制和被攻控狀態，而且隨著網絡化時代的到來，對人的表達自由、隱私權等都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沖擊，人們在共享信息的同時，也在承受著信息所帶來的風險。

　　以上這些危機，我們都可以叫做社會風險。此外，還有三類狹義的社會風險，一類來自于政治。對我國來講，這取決于大家對社會腐敗和社會公正容忍與接受的程度，如果超過了民眾容忍和可接受的程度，政治安全和政治風險就會出現。還有一類狹義的社會風險，可稱為“生存風險”，三鹿奶粉事件不僅僅影響到了河北，對所有中國人的心靈都產生了影響。南平事件使人們不得不反思人類最古老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第三類狹義上的社會風險，可以稱為司法風險。倘若司法的公正性越來越低，不具備“可接受性”品格，司法的權威性越來越不被認可，那么司法風險問題就會產生。

　　風險社會中的法律

　　危機如何與法律制度發生關系?人類每遇到一次危機，總會伴有科技和制度的創新。要控制、克減風險，人類首先想到的是制度創新。以環境監管為例，目前中國的環境監管體制是以公權力控制為主，這個體制如果不改變，環境污染就難以遏制。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西方的環境觀念在哲學上首先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也表現在宗教上。同樣還是圣經上的話，但現代的解讀完全變了，人還是萬靈之長，上帝讓人到人間來不是讓其統治其他萬物的，而是來保護萬物的。這就涉及到社會哲學的轉變，從過去的人類中心主義，到現在的生態平衡主義，人類不再是中心，一切生態都是有生命的。德國最早在2002年制定了《動物權利保護法》，英國現在正在起草《植物尊嚴法》，動物是有權利的，植物也是有權利的，這就是社會哲學的一個轉變。

　　第二個轉變是人們的權利觀。現在，人們所擁有的一切是來自于哪里?過去的回答是，一切皆是從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現在要完成一個轉變：一切不是從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而是從子孫那里借來的。當你是繼承人時，你同時也是權利人，你有權利破壞生態，現在你是借人東西的人，你就是債務人，即義務人，債務人的第一義務是保持被借物的完好，當子孫即權利人需要的時候要完好無損地交給他們。

　　第三個變化涉及制度，過去的公權力控制為主應當轉向以私權利的保護為主。國家已提高了環保部門的權威地位。因為，在一個以公權力為主的環保體制下，污染的后果只能由民眾承擔，因之就出現癌癥村、艾滋村，要消除環境風險，就要進行制度創新，而只有賦予公民以基本的環境權，用環境權來改革現行的以公權力控制為主的制度設計，環境保護才可能是有效的，生態風險才可降至最低。

　　如前所示，風險并不只是產生于工業技術領域，而且也來自于社會管理制度的不足、缺位、失靈。在這方面，中國所要進行的制度建設任務尤為艱巨。一方面，中國仍然處在從工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軌的過程中，法律精神的現代化洗禮尚未完成。在我看來，越是在一個風險社會，越需要捍衛那些基本的法治原則———保障人權、有限政府、人民主權等。在面對一個風險社會時，既要承認我們尚未作好進入現代社會的文化與制度準備，又要有充分的理性，而不是以手忙腳亂的臨時性舉措來代替一個長治久安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一部分，無法對風險社會置之不理，因此就需要同其他國家一樣思考如何回應風險社會帶來的難題。我們正邁向一個全新的社會，而一個全新的社會，必定需要全新的法律理論。公法將呈現“社會法化”，“軟法”將大行其道;憲政民主體制將更加關心對科技和商業的控制;刑法將變得更加寬和;法治將與治理觀念相結合，普遍主義的法治將包容文化的地方性等。

　　風險社會的確是一個充滿危機的社會，不過，“危機”也預示著機會。每次危機過后，人類都會有重大的科技創新與重大的制度創新。同樣，中國也面臨著機會。去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就大大提前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時間表。這不但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改善了國家的內部治理方式。中國的法律正發生著價值選擇、理念更新和制度創新三方面的變化。法律的天性是保守的，而今后將變得富有包容性、開放性和靈活性。法律活動與那些對我們的生活構成巨大影響的科學技術問題之間，將產生更為密切的聯系。所有這些，都將對中國法律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