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秩序下的人本法律觀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我國法治重在借鑒,無論從法學理論還是法律條文和司法體制,都重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法治理念與制度;在本世紀初,以“孫志剛案”為轉折點,中國的公眾開始測試法律,激活權利。民眾開始成為法治進程的主角,不再被動接受曾以為是異己的外在約束,他們主動地參與,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回應規則的設計與運行,特別是對許多個案的輿論參與,都體現了他們積極領會、體悟“重視自身價值和關懷自身生活”的人文價值融入規范的意義所在;他們廣泛地動員,讓一個個具體訴訟因深入的討論而家喻戶曉,引導諸多個案的微薄力量匯集成推動法治進步的巨大潮涌。法律因此不再高高在上、冷漠無情,而是伸手可觸的正義之所在,利益之所屬,自由之所依。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法治既是現實的又是務實的,貼近生活,反映世俗,法律觀也因此完備了人文品質。在筆者看來,對人主體性和主導性的承認和尊重,構成了人本法律觀的基本維度,也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了扎實的人文基礎。

　　一、人主體性的發揮

　　人的主體性,是人基于對自身理性能力的認識和信任,對自己控制自然、社會及身心懷有巨大信心;是擺脫一切人身束縛或附庸地位,在國家及國家利益適度隱退后個人個性的突顯;是以獨立為前提、以自主參與為條件、以平等為要旨的法律景象。而人主體性發揮的要旨就是法律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價值、尊嚴、獨立人格、個性、理想和命運的關懷,對利益的依托。以人為本的法律觀堅持法律高于權力,權力服從法律,權力的獲取與運行皆源于法。它的深層意義在于表明國家治理的法理性,既指國家的日常管理要受到法律約束,同時也意味著國家的任何干涉都可以還原為法律,并借助法律來完成,即所謂通過法理性獲得合法性。在當代中國的法律實踐中,法律對權力的規定往往原則性有余,具體化、可操作性不足,對于處在政治實踐前沿、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政職權缺乏權威法律的明細規定。而權力在規則層面上的缺席必然導致權力的無所受制,任由權力主體本身伸縮自如。當伸縮的尺度由自己掌控時,便必然圍繞著權力主體自身的利益所在:利之所在,權力無限延伸,腐敗案件就層出不窮;利之所失,權力遁形無蹤,行政監管乏力就屢見不鮮。行政監管乏力、司法腐敗不絕,在于權力的設置與運用過于集中,關涉面過于寬泛,因此分散權力、監督權力,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中平衡關鍵的利益關系是防止權力濫用、權錢交易的理性思路,而對權力警惕的態度本身也旨在使權利順暢、安全的實現。

　　二、人主導性的確立

　　法律觀人文品性的第三維度體現在法律“以人為本”的精神最終是要真正落實到人權的制度建設上,這也是影響性訴訟以個案推動法律制度進步的重要意義所在。當普通民眾利益情感超越個體的范圍,擴及對社會公眾利益的關注時,自覺擔當起立法等制度改進的責任時,民眾成為推動法治建設的主導力量。

　　在法律歷史上,總有一些典型個案,成為那個時代引導法治文明走向的中堅力量。蘇格拉底面對不公的指控,本可逃亡躲避“不正義的審判”,但他仍將毒酒一飲而盡,成全了法律的權威與審判的莊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否定了“隔離但平等”的種族歧視觀點,為民權運動的進一步展開注入強大力量;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后,“憲法至上、司法最終”的法律原則最終尋得違憲審查制度的構建契機……由此可見法治并非遙不可及的理想,并非堆砌成山的法條,她就真實地存在于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鮮活案例中,尤其那些具有影響的典型案例。在這些案例背后,我們無法忽視每個案件當事人為此作出的巨大表率,他們在主導個案進展的同時,也主導法治的進程。我們也無法忽視任何曾為之獻計獻策甚至僅僅參與討論的所有個體,是他們主宰了法治社會的輿論聲音。而在法律人眼中,與影響性個案牽動在一起的除卻當事人個人利益的損害與賠償外,更有立法、執法、司法等制度進步的契機。

　　從人主體性、主導性的展開,我們看到了人本法律觀在中國現實生活中的逐步深入和發展,它為我國的立法、執法、司法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契機,為自下而上的推進中國法治建設奠定了基礎,為和諧社會的構建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誠如馬克思所講,人是被解放出來的人,使個人真正成為社會關系的主體,使個人從壓制性的群體、社會和國家中解放出來,使人的豐富的個性得以全面的發展,以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是我們奮斗的終極目標。在此意義上說,法治的道德起點和最終歸宿就是人本身,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制度,法治的歷史便是人類對自己本身認識的歷史,是追求人類自我解放和人的價值的歷史。我們所要建設的法治國家與和諧社會,就是遵從以人的人性、自由、權力和個體為本,就是以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為利的理想社會。相信在國際和諧的大環境下,在中國人民與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的理想和目標一定會實現,全人類共同奮斗的事業一定會興旺,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也一定會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