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自殺案適用逮捕與否

　　犯罪嫌疑人劉某某(男，18歲)與被害人陳某(女，19歲)同在天津市寶坻區牛口道鎮一服裝廠上班，期間二人相識并發展成為戀愛關系，但遭到陳某母親的強烈反對。2011年9月22日下午，劉某某、陳某在村里高速公路跨線橋洞南側樹林里談論此事，二人遂產生自殺的念頭，并相約同時自殺。劉某某先電話聯系朋友甲，謊稱身體不適，托甲買來3盒“頭孢克肟片”消炎藥，二人分服后自殺未果;劉某某又電話聯系朋友乙，謊稱種菜使用農藥，讓乙買來1瓶農藥“賽丹”。陳某先服用約半瓶“賽丹”，隨后劉某某服用剩下半瓶“賽丹”。十幾分鐘后陳某出現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的痛苦狀態，劉某某見狀立即打電話求救，二人被送至醫院搶救。陳某經搶救無效于2011年9月27日死亡，劉某某經搶救后脫離生命危險，于2011年10月2日康復出院。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出具的《毒物分析報告單》證實：陳某血液中有機氯殺蟲劑成分為2.8μmol/L，劉某某血液中有機氯殺蟲劑成分為2.3μmol/L。公安機關以劉某某涉嫌故意殺人罪立案偵查并采取拘留強制措施，后提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劉某某到案后對本案的事實能夠如實供述，并承認自己存在過錯，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殺人犯罪。在本案的審查期間，劉某某的家人及辯護律師為劉某某申請取保候審，表示愿意給予被害人家屬一定的賠償。

　　一、問題的提出：相約自殺行為是否適用逮捕措施

　　本案在審查批捕階段對犯罪嫌疑人劉某某是否應當予以批準逮捕，出現了三種分歧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農藥“賽丹”雖然是劉某某托朋友購買，但陳某系自愿服用農藥，劉某某沒有強迫、誘騙之行為，故劉某某之行為不能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應當以無犯罪事實為由做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第二種意見認為，劉某某在明知陳某欲自殺的情況下，為陳某自殺提供農藥，系幫助陳某自殺，屬于共同犯罪的幫助犯，應當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且本案尚需獲取定罪的其他證據，為防止發生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的社會危險性，應當予以批準逮捕。第三種意見認為，劉某某的行為涉嫌故意殺人罪，理由同第二種意見，但本案系相約自殺，考慮到劉某某主觀惡性小、犯罪情節輕、社會危害性不大且有取保候審的條件，不逮捕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應當以無逮捕必要為由不批準逮捕。

　　判定對犯罪嫌疑人是否適用逮捕，主要從兩個方面考量：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這是前提條件;二是結合犯罪行為本身和犯罪嫌疑人的實際情況判定是否具有逮捕必要性。在司法實踐中，是否構成犯罪歷來是檢察機關辦案人員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有無逮捕的必要條件常常被忽視。就本案而言，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贊成對犯罪嫌疑人劉某某涉嫌故意殺人罪但無逮捕必要的意見。

　　司法實踐中存在這樣一類案件，犯罪情節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后果不大，例如親屬、鄰里之間因為瑣事發生的傷害類案件，認罪悔罪且取得被害人諒解的侵財類案件，已經賠償被害人損失或者具有法定從輕情節的過失犯罪案件，這類案件不予逮捕亦能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有些案件還能取得化解社會矛盾的良好效果。在辦案中重視對逮捕必要性的審查，改變以往夠罪即捕的做法，對這類案件依法做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既切實降低了羈押率，又維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二、判定適用逮捕之前提條件：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犯罪

　　相約自殺是指相互約定自愿共同自殺的行為。相約自殺行為自古有之，現實社會中偶有發生，對于相約自殺行為如何處理在理論界和實務界爭議較大。有的觀點認為是犯罪，有的觀點認為不是犯罪，相約自殺情況多樣，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種情況是雙方約定共同自殺，且約定一方殺死另一方后自殺，但殺死他人者未實施自殺行為或者自殺未成。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成立故意殺人罪。理由在于，在主觀方面行為人具有殺死他人的犯罪故意，在客觀上實施了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所不同的是在經受害人同意的前提下進行。生命權是一項基本人權，系刑法保護的主要客體，法律不容許任何人實施結束他人生命的行為，因此受害人同意不能成為犯罪阻卻事由。與此類似的還有受危重病人之托結束病人生命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也認為成立故意殺人罪。

　　第二種情況是雙方約定共同自殺，各自實施自殺行為，雙方都沒有教唆、幫助、誘騙行為，一方自殺身亡，另一方自殺未成。這種情況下，自殺未成者不認為是犯罪。原因在于，在主觀上雙方都沒有用自己的行為剝奪對方生命的故意，在客觀上也沒有實施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只是約定各自同時實施自殺行為，沒有侵害故意殺人罪所保護的法益，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需要分析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自殺未成者是否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在相約自殺的行為中，一方對另一方是否負有救助義務，關系到能否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首先要求行為人有作為的法定義務，且這種義務需要刑法予以認可。本案中劉某某和陳某系戀人關系，一方面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強制作為戀人的劉某某具有救助義務，另一方面劉某某在二人服用農藥后也積極打電話求救，可見劉某某沒有阻止陳某自殺的法定義務，且履行了救助的義務，故從不作為犯罪的角度不能認定其涉嫌故意殺人罪。如果劉某某與陳某系夫妻關系，陳某自殺而劉某某未予阻止，則會涉嫌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

　　第三種情況是雙方約定共同自殺，各自實施自殺行為，一方自殺身亡，另一方自殺未成，自殺未成者有教唆、幫助或者誘騙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自殺未成者應當認為是故意殺人罪。在教唆、誘騙的情況下，自殺未成者具有剝奪他人生命的主觀故意，與一般的故意殺人行為所不同的是并非親自實施，而是借自殺者的手實施殺人行為，自殺者是行為人實施殺人行為的工具，在刑法理論上這種情況屬于間接正犯，與普通殺人行為并無實質區別，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刑事責任。在幫助自殺的情況下，行為人對他人實施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起到幫助作用，例如提供毒藥、繩索等工具，屬于共同犯罪的幫助行為，亦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刑事責任。至于自殺未成者本人也實施自殺行為，不影響其故意殺害他人犯罪的成立。

　　筆者認為本案屬于上述第三種情況，劉某某為陳某的自殺提供農藥“賽丹”，構成故意殺人罪的幫助犯。幫助他人自殺并不是排除犯罪性的正當行為，法律不允許任何人幫助他人剝奪其生命。因此，幫助自殺實質上是幫助殺人，應構成故意殺人罪。自殺行為雖然是不值得提倡的，甚至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在刑法上并不是犯罪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在明知他人要自殺的情況下仍然提供相應的條件，其在主觀上對剝奪他人生命是積極追求的，在客觀上幫助他人完成自殺，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和可譴責性，在刑法上應當予以否定性的評價。這種幫助行為與共同犯罪的幫助犯有一定的差別。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既要求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又要求有共同犯罪的行為。如果認定相約自殺過程中提供工具的行為系共同犯罪的幫助犯，即意味著承認自殺行為是犯罪行為，這顯然是難以解釋的。筆者認為本案視為共同犯罪的幫助犯雖然有難以解釋的地方，但在司法實踐中可以參照適用，根據相約自殺行為的特殊性對犯罪嫌疑人予以從輕處罰。

　　三、判定適用逮捕之實質條件：對犯罪嫌疑人有逮捕的必要

　　在劉某某成立故意殺人罪的前提下，是否符合逮捕條件，需要考慮劉某某有無逮捕的必要。綜合本案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和后果，我們認為對劉某某無逮捕必要，最終做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判斷有無逮捕的必要性應從五個方面考慮：一是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是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是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四是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五是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

　　具體到本案，劉某某與陳某自發展成戀愛關系后，感情較好，但遭到陳某母親的反對，且陳某母親態度堅決，陳某感到生活很不順心，情緒較為低落。事發當日，劉某某與陳某來到小樹林，并且在小樹林里發生關系，其后陳某提議“不想活了，死了算了”，劉某某表示同意，先電話聯系同學甲送來了3盒“頭孢克肟片”消炎藥，二人分服后沒有出現異常，其后在劉某某再次聯系同學乙，送來了農藥“賽丹”，二人分服。根據案發后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出具的毒物分析報告單，陳某血液中有機氯殺蟲劑成分為2.8μmol/L，劉某某血液中有機氯殺蟲劑成分為2.3μmol/L，可見劉某某同樣服下了數量不低的農藥。因此，從劉某某的供述、兩人的毒物檢驗報告、證人甲和乙的證言、以及證實二人以往感情的證據，劉某某與陳某確屬相約自殺，不存在劉某某引誘、欺騙的行為，只能證實劉某某為陳某自殺提供了農藥“賽丹”的事實。

　　綜上，認為犯罪嫌疑人劉某某無逮捕必要的理由是：第一，從主觀惡性來看，犯罪嫌疑人劉某某在與被害人陳某戀愛過程中，由于遭到陳某母親的反對，兩人遂產生相約自殺的意圖，最終導致了極端行為的發生，因此本案事出有因，劉某某不存在誘騙、強迫、唆使陳某自殺的主觀故意，故劉某某犯罪的主觀惡性不大。第二，從犯罪情節來看，劉某某并沒有親自實施殺人行為，而是為陳某自殺聯系購買毒藥、提供條件，陳某自己喝藥自殺，劉某某在事后發現陳某痛苦的狀況，打電話救人，可見劉某某自殺的意圖不是堅定不移，而是處于矛盾的心理，并在服藥后深感后悔，劉某某的上述行為說明其犯罪情節較輕。第三，從社會危害性來看，劉某某系幫助陳某自殺，這種幫助自殺行為與事前預謀、精心準備，殺人手段惡劣的普通殺人行為存在顯著的區別，其本身社會危害性較小，雖然劉某某的幫助行為導致陳某自殺成功，結束了一個正在花季的少女的生命，但劉某某只是提供了犯罪的工具，故認為本案的社會危害性較小。第四，從逮捕的必要性角度來分析，劉某某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認罪悔罪。劉某某系本地人，有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條件，本案已獲得較為充足的證據，基本排除了偽造、毀滅證據或者串供的可能，不采取逮捕措施不致發生社會危險。因此，綜合考慮劉某某主觀惡性、犯罪情節、社會危險性，判處緩刑可能性較大，故認為劉某某無逮捕的必要。此外，從社會效果來看，對劉某某做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修復犯罪行為造成的傷害，避免新的社會矛盾的產生。劉某某與陳某曾是戀人關系，感情基礎牢固，陳某死亡的結果是雙方家長都不愿意看到的，案發后劉某某及其家屬也同意支付一定的賠償金，辦案人員向被害人陳某家屬耐心細致地釋法說理，論證為何劉某某涉嫌故意殺人罪但無逮捕必要，積極促成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化解了劉某某與陳某家人的矛盾，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四、小結

　　相約自殺行為在刑法理論上歷來是疑難問題，在司法實踐中也并不鮮見，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是否符合逮捕條件都應當認真予以審查分析。對前文所列的三種情形歸納如下：第一種情形下受托殺人者應當成立故意殺人罪，可結合具體案情(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后果，有無妨害訴訟進行的社會危險)考慮是否予以逮捕;第二種情況即雙方各自實施自殺行為，無誘騙、教唆、幫助等行為，應當認定為無罪;第三種情況對誘騙、教唆、幫助殺人者應當區別對待，對于誘騙、教唆他人自殺的犯罪嫌疑人，其主觀惡性深，社會危害后果大，一般應當予以逮捕;對幫助他人自殺者，亦可結合具體案情考慮有無逮捕必要。刑事訴訟法對逮捕必要性進行了細化，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難以判斷的地方，對于一些非關鍵性證據沒有調取的，不應認定為存在妨害訴訟的社會危險。

　　閱讀期刊：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是山東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法律方法論研究中心”主辦，2002年由陳金釗、謝暉教授創辦的法律方法專業研究集刊。本刊迄今已經出版了11卷，在學界法律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重要影響，本刊論文已經在人大復印資料轉載近10篇，2007年入選CSSCI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