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主體響應視角的碳標簽實踐機遇與挑戰

　　摘要: 碳標簽作為產品或服務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一種量化手段，可引導低碳生產與消費，對助力實現 “雙碳”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從碳標簽利益關聯主體響應的角度出發，基于文獻分析，分別從消費者購買及支付意愿、企業減排意愿和政策機制引導 3 方面對碳標簽實踐的機遇與挑戰進行綜述，以期為推動行業碳達峰、優化綠色服務供給、形成綠色生活方式提供科學參考.結果表明: 國內尚未實施碳標簽體系，僅在電器電子行業進行了試點; 碳標簽的大眾認知較低，但有較強的購買與支付意愿; 碳標簽對企業可能產生邊際成本，政策的引導也是驅動企業實施碳標簽的源動力; 碳標簽的透明性不夠，標簽的對比性有限，需要對其蘊含的方法學進行優化.通過上述分析，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擬促進碳標簽的推廣與普及，助力綠色發展.

　　關鍵詞: 碳標簽; 利益主體; 消費者; 企業; 政府

　　趙銳，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11-15

　　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全球變暖，對環境產生了潛在威脅[1].社會經濟發展對能源供給的制約，使我國能源 結 構 呈 現 高 碳 特 征，面臨巨大的減排壓力[2].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

　　2020 年 9 月 22 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我國力爭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2021 年 3 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指出，“要扎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制定碳達峰行動方案，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新能源，促進生產生活綠色轉型.”碳中和愿景全面彰顯了我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決心和信心，這不僅對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新活力，也對社會低碳轉型提出了更高要求.

　　2006 年，英國推出蘊含低碳發展理念的一項重要政策工具———碳標簽，旨在引導綠色消費[3]，即通過測算產品或服務在生命周期內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標識形式呈現.碳標簽也是一張可視化的綠色通行證，可作為一種營銷手段，幫助企業識別碳排放強度較高環節，挖掘節能減排潛力，引導企業提高產品競爭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4]. 2007 年，英國率先開展了“碳減排標志計劃”，成為開展低碳產品認證的先驅，其根本目的是減小碳排放對英國生產和服務部門的影響[5].截至 2017 年，英國加貼碳標簽的產品已超過 2 500 種，涉及食品、服裝和日用品等方面[6].隨后，發達國家( 如美國、法國、瑞士、日本和加拿大) 也相繼采取該政策，以揭示產品或服務的生命周期環境影響[3]，如歐盟的二氧化碳之星( CO2 star) 、法國的碳指數標簽 ( group casino indice carbon) 等[7].目前，碳標簽已應用在全球 43 個國家或地區，分為數值型和減排承諾型 2 類，一般采取政府主導、企業自愿參與、第三方認證的形式開展[8].

　　碳標簽制度在發達國家的相繼實施，可能導致其成為全球性的產品標識，進而成為進出口貿易中的一種新型壁壘[9].為積極應對該挑戰，中國標準化研究院于 2008 年首次將 PAS 2050 的碳足跡評價法引入 中 國，并 在 水 泥 和 PVC 制 造 業 進 行 試點[10]; 2013 年，國家發改委印發《低碳產品認證管理暫行辦法》，對低碳產品認證活動進行規范和管理，并建立統一的低碳產品認證制度[11]; 2018 年，中國電子節能技術協會、中國質量認證中心及國家低碳認證技術委員會確定了電器電子行業的碳標簽試點[12]; 2019 年，中國首張“產品碳標簽評價證書”和“產品碳足跡證書”發布.盡管出臺了多項鼓勵政策與措施，但國內終端消費品仍未引入碳標簽，可能的原因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趨利心態多于對環保觀念的認知[13].相關研究表明，碳標簽的實施要求生產者與消費者有足夠的理性，并愿意為碳減排支付一定的溢價[14]，這也反映出在碳標簽市場化進程中，各利益主體的訴求遠未達到一致.

　　本文通過文獻梳理，從利益關聯主體的角度出發，綜述碳標簽的相關研究，分析碳標簽的發展現狀，明確其機遇與挑戰，以期為推動行業碳達峰、優化綠色服務供給、助力綠色生活方式形成提供借鑒.通過啟動碳標簽認證體系的建設，完善綠色供應鏈，對高效引導可持續消費與生產，快速適應國際市場新的門檻要求，有效應對國際政治經濟復雜形勢下的低碳競爭，早日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1 碳標簽利益關聯主體響應

　　自 2007 年提出碳標簽概念以來，相關研究穩步增加，至 2019 年 共 計 發 表 175 篇 相 關 英 文 論文[8].既有研究主要關注碳標簽利益關聯主體的策略響應，如消費者的購買與支付意愿、企業戰略、政府的激勵機制設計等，以期為碳標簽的市場化提供對策建議.

　　1.1 消費者購買及支付意愿 碳標簽可賦予公眾更多的綠色知情權，促使其認知自身消費行為對氣候變化的潛在影響[15].在綠色消費的市場模式下，個體因素與外部刺激的共同作用可能使消費者偏向于環保產品[16].了解消費者對環保產品的偏好，對于制定應對環境污染或全球氣候變化等復雜問題的環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就個體因素而言，年齡、收入、性別、教育程度等人口統計特征，對消費者的購買和支付意愿產生了顯著影響[17-18].例如，Shuai 等[19]、Zhao 等[20]分別通過問卷調查和系統動力學仿真，發現受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高的人群，對碳標簽產品的購買意愿越強; Zhao 等[21]和 Peschel 等[22]也發現類似的結果，即消費者知識水平越高，越容易產生親環境的行為，對低碳產品有更強的偏好; Mostafa [23]使用參數和非參數計量經濟學模型預測埃及消費者對碳標簽產品的支付意愿，發現消費者的年齡與其支付意愿呈現負相關; Li 等[2]以江蘇某城市居民購買低碳產品的支付意愿為研究目標，發現隨消費者年齡增長，支付意愿呈現先增加后降低的趨勢; 但 Chen 等[24]的研究卻發現年齡較大的消費者支付意愿更高.Brunner 等[15]通過消費實驗發現性別并未對消費者的購買意愿產生影響; Liang 等[25] 的研究表明，相較于男性，女性消費者更傾向于購買碳標簽產品.

　　消費者也會關注產品屬性信息，如標簽信息、品牌、口碑、價格、包裝等，進而影響其購買和支付意愿.Vanclay 等[26]的研究結果表明，公眾往往對新生事物產生好奇心，致使碳標簽信息可能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 Babakhani 等[27] 和 Filimonau 等[28]以餐飲服務為例，分別通過行為觀察和眼球追蹤技術，證實了碳標簽可以有效刺激綠色環保食品的消費.但 Hartikainen 等[29]的研究卻發現碳標簽不是引起購買意愿的關鍵影響因素，只有當產品價格、產品質量得到基本滿足時，消費者才會考慮標識的基本信息; Lampert 等[30]也發現類似的結果，研究顯示消費者雖然對有機食品的碳足跡信息有所關注，但更加關注其產地和價格.

　　Roos 等[31]直接指出消費者可能因產品溢價而對碳 標 簽 購 買 意 愿 下 降; Michaud 等[32] 和 Tan 等[33]的研究表明，如果能將溢價控制在一定范圍內，消費者對碳標簽產品表現出積極的偏好; 在此基礎上，大量學者針對溢價程度展開研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消費者的溢價承受能力存在顯著差異.Feucht 等[34]結合選擇實驗、問卷調查和面對面訪談，探討了 6 個歐洲國家消費者對碳標簽產品的支付意愿，發現消費者可接受最高 20%的溢價上限.但 Zhao 等[35]以碳標簽牛奶為目標產品，發現中國消費者可接受最高 3.2%的溢價; Xu 等[36]進一步采用條件估值法探討了中國消費者對碳標簽貼附的電子產品支付意愿，指出受訪者可承受7.85%的溢價上限; 盡管質量和價格等傳統因素仍然主導著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但隨著公眾環境意識的增強，消費者更多關注環境標識信息，并將其作為產品選購的一項重要標準.Hanss 等[37]的研究顯示，消費者對環境產品標識的認知與其對標簽的熟悉程度呈顯著正相關.但既有研究認為碳標簽尚沒有向消費者傳遞有效信息以引導其開展綠色消費[38].在 Gadema 等[39]的調查中，多達 89%的消費者對碳標簽感到困惑; 這也反映出碳標簽產品的下游消費渠道尚未完全建立，一方面有必要對碳標簽本身進行改進，提升其透明性; 另一方面還需要推進環保教育，加速生活綠色轉型[40].

　　1.2 企業減排意愿 碳標簽是企業或組織的自愿行為，為企業提供了對其產品或服務生命周期環境影響進行全面評估的機會，旨在鼓勵生產者更加關注企業社會責任，開發環境友好型產品，引導可持續消費行為[41].相關研究探討了碳標簽的基準設計，以及在國際貿易中的挑戰.例如 Wu 等[42-43]對建筑業中碳標簽的設計基準進行了定義，使客戶可以比較不同建筑產品的性能，并為提升碳標簽信息透明度提出了 5 項關鍵戰略; Wang 等[44]構建了紡織品碳足跡評估方法、框架和標準，為中國紡織品碳標簽設計提供了一個基準數據庫; 隨后，Wu 等[45]建立了化工產品的碳標簽概念模型; Tsai 等[46]以臺灣高鐵為例，建立了碳標簽驅動的綠色服務體系.

　　在實施碳標簽初期，部分企業產品可能面臨排放數值相對較高的問題，部分發達國家或地區消費者出于低碳選擇，會降低對進口商品的購買意愿.例如，Edwards-Jones 等[47]探究了碳標簽對出口國家的潛在影響，發現出口產品因地理距離所產生的運輸碳排放，可能使消費者轉向本國碳足跡較低的替代品; 同時，碳標簽可能會暫時加重不發達國家的中小企業的負擔，引發企業對外貿易產生“陣痛”.Brenton 等[48]研究發現，低收入國家出口通常由相對較小的公司或農場來完成，產品品質相對低下，參與碳標簽計劃難以保證其收益.Plassmann [9]的研究也發現，由于供應鏈的國際性，測算和驗證碳足跡的相關成本可能給小規模企業帶來沉重的邊際成本，引起綠色貿易壁壘.Shi [49]的研究進一步表明，碳標簽也可能給中小企業產生經濟負擔，如東南亞地區廣泛依賴中小型企業出口，而產品制造加工等往往基于碳排放相對較高的能源結構.

　　此外，由于標識產品潛在的市場風險，企業大多不愿意嘗試碳標簽[50]，學者強調要權衡供應鏈中碳標簽產品認證成本與潛在利益間的關系[51].相關研究從博弈的角度探討了企業與市場中其他利益主體之間( 如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企業) 的相互作用關系.Liu 等[52]利用兩階段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考察了消費者低碳意識對制造商和零售商等供應鏈上關鍵利益主體的影響，結果發現消費者低碳意識的提高會給整個供應鏈提供增值機會，使各利益主體受益; Du 等[53]和 Cheng 等[4]也基于相似的 Stackelberg 模型，前者引入公眾低碳消費偏好，研究制造企業的減排和定價策略; 后者則主要研究碳標簽的實施對生產和定價的影響，兩者均反映出碳標簽可顯著降低供應鏈的整體碳排放，但易對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潤產生短期負面影響.

　　博弈均衡狀態往往受突變因素的影響易發生轉化[54].Tian 等[55]以碳足跡作為生產信號，建立了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博弈模型，發現二者只有在政府的市場政策激勵下，才可能產生穩定均衡.在此背景下，相關研究融合博弈和系統動力學探索碳標簽產品最優的市場戰略.系統動力學基于動態結構與反饋機制的特征，可更好理解博弈的復雜和動態過程[56].Zhao 等[54]運用演化博弈論結合系統動力學，對碳標簽產品市場中企業與企業的策略交互進行了模擬，結果顯示補貼和稅惠的協同激勵相較于單一的激勵措施更有助于推動企業實施碳標簽計劃; Zhao 等[57]進一步對碳標簽產品市場中企業與消費者的博弈交互進行了模擬，反映出激勵措施對市場穩定有積極作用.

　　綜上，碳標簽在實施中，企業可能會對消費者的下游需求和政策的上游激勵產生不同程度的回應，而下游消費者需求和上游政策引導可能是導致企業是否自愿實施碳標簽的關鍵，對其融入生產綠色轉型具有重要的驅動作用.

　　1.3 政策機制引導 上文中提到消費者可能會關注碳標簽信息，但要使其成為消費者購買和支付意愿的決定因素，推動綠色生產生活轉型，政策引導是重要的驅動力[28].Spaargaren 等[58]基于社會學實踐理論框架，通過研究消費者對碳標簽的反應，指出僅靠標簽本身難以發揮減排的真正效用，還必須配合有力的干預措施.政府是引導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利益主體，可通過設計合理的政策措施，推動能源結構調整，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研究認為政府直接補貼、稅收優惠、行政處罰等政策措施可引導企 業 實 踐 碳 標 簽，促 進 碳 減 排[59]. 例 如，Tian 等[56]的研究結果顯示對制造商補貼所產生的減排收益 遠 遠 大 于 對 消 費 者 補 貼; Cohen 等[60] 基 于 Stackelberg 博弈也發現補貼機制可以顯著提高企業實踐減排的積極性; Cardenas 等[61] 的研究則表明，碳稅和碳補貼均有助于促進清潔技術研發，減少碳排放; Chen 等[62]進一步發現碳稅比補貼更利于推動低碳生產和制造.相關研究表明，持續的激勵機制可能會引起政府財稅負擔，適度的行政處罰可引導制造商改變其生產模式，轉向清潔生產[63]. Zhao 等[64]基于系統動力學模擬了企業對碳標簽政策實施的反饋，即在政府補貼和行政處罰的聯合干預下，出于經濟底線的考慮，企業更傾向于選擇較低成本實現低碳技術改造.

　　此外，鑒于公眾對碳標簽的認知普遍較低，碳標簽與消費者經濟利益也往往沒有直接關聯[65]，政府可通過環境教育引導綠色消費，為碳標簽的市場推廣奠定基礎[66].例如，Hu 等[67]以臺灣地區碳標簽為例，提出廣泛傳播低碳知識，提高消費者對可持續產品的認知是促進低碳消費行為的基石.從長期實踐的角度出發，需考慮激勵與約束相容的政策機制設計，方能有效促進生產和生活綠色轉型.

　　2 討論

　　既有研究反映出公眾對碳標簽體系的認知普遍偏低，特別是因現有標簽上碳足跡信息缺失或缺乏統一的計量口徑，消費者難以對自身直接和間接產生的碳排放進行準確估計，極大降低了消費者實踐的積極性[68].大多數碳標簽是以碳足跡形式呈現的，因此碳標簽也被稱為碳足跡標簽[3].生命周期評估( LCA) 是支撐碳足跡標簽的基礎，可對產品或服務“從搖籃到墳墓”全過程，即從原材料開采到廢物處置所涉及的環境影響進行全面評估，以尋求產品環境性能改善的機會[69].

　　碳標簽的應用和推廣需要進行產品的生命周期評價[70]，盡管方法已逐步成熟，但特定產品或服務的生命周期核算邊界仍難以界定.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產地作物的碳足跡不同，這種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同一產品的碳標簽數值不一致，降低了碳標簽的公信力[71].其次，因消費者對零售渠道和運輸方式的偏好不同，同一產品在不同渠道銷售時，其產生的碳足跡也不同[72].此外，生命周期評估還要遵循單位量綱，這也限制了不同類型產品之間的可比性[43].為提高各種標簽方案的可比性，建議將碳足跡測算結果進一步標準化，以確保同類產品或服務之間的公平比較[73].同時，產品包裝上還存有其它標簽，以食品為例，如食品里程、有機食品、公平貿易、碳足跡等信息[74-75].各類標簽不僅增加了包裝設計的復雜性，也帶來了信息沖擊，導致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更加困惑.

　　鑒于此，Zhao 等[73]提出一種無量綱指標“碳排放強度比率”，引導產品碳標識的基準設計.Osman 等[76] 建議采用紅綠燈顏色來表示產品碳足 跡; Zhou 等[77]建議將碳標簽貼附在包裝右側; Carrero 等 [14]提出一種可持續標簽分類法，以區分基于價值的標簽( 如有機或公平貿易標簽) 和警告標簽 ( 如碳標簽) .但通過標簽的自身改進設計能否有效增進信息傳遞和消費溝通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3 結語與建議

　　本文通過碳標簽研究現狀的文獻綜述，闡述了碳標簽利益關聯主體的策略響應，明確了現行碳標簽制度的機遇與挑戰，為未來研究奠定了基礎.如何積極應對碳標簽可能帶來的綠色壁壘，響應“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理念，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 以碳標簽為量化載體，促進全民廣泛融入自愿減排實踐，營造人人、事事、時時崇尚生態文明的濃厚社會氛圍.

　　具體而言: 一是以公共機構作為碳標簽實踐的沃土，充分發揮先行示范的優勢，以政風帶民風，在全社會推動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面向不同公共機構類型，通過調查公共機構用能面積、人員組成、資源能源利用狀態等屬性，逐步探索建立公共機構碳標簽認證的關鍵指標體系，確定碳足跡核算結果等級劃分的基礎方法; 以“零碳”機關建設為目標，設計公共機構碳標簽認證基準線.二是基于區域異質性特點，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公眾個體差異 ( 如年齡、學歷、收入) ，選擇典型區域以及合適的效用產品( 如食品、玩具、家電等終端消費產品) ，以社區為生態細胞，進行碳標簽消費試點，積累經驗，為國內其它地區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

　　2) 注重不同標識的融合與設計，植入國內文化元素，增強綠色低碳意識.

　　具體而言: 一是鑒于公眾對碳標簽的認知普遍偏低，基于 Neuroscience( 神經科學) 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結合，建設基于 Visual Reality ( VR) 的低碳應用場景，將 VR 場景( 垃圾分類、交通出行、購物選擇) 與腦電波、眼動脈搏監測等設備構成 VR 環境感知系統，記錄人體感知狀況，考察公眾對低碳消費的行為體驗，加強公眾對碳標產品的認知，提升公眾參與感與獲得感，引導公眾踐行綠色生活方式[78].二是打造工業園區、旅游景區、會議賽事等碳中和場景，在機場、火車站等交通樞紐拓展低碳消費場景，利用旅游 App 向游客實時推送低碳旅游信息，通過旅游觀光巴士聯系各大知名景點及網紅打卡地，營造低碳旅游氛圍，引發游客興趣[79].三是鑒于碳標簽認證蘊含的基礎方法學因測算量綱和邊界不一、尚需優化等問題，考慮與高校、認證機構深度合作，開展多維度、多層次的數據分析，識別與界定低碳行為，科學評價減排貢獻，制定合適的、可推廣、復制性強的碳足跡核算方法準則，實現碳標簽的本地化設計與國際認證融合，旨在突破碳標簽信息溝通不夠、對比不強的瓶頸.此外，可在全社會廣泛征集碳標簽 Logo 的設計思路，并在學校、場館等公共機構承辦碳標簽設計及發布會等活動，在社會中形成良好的示范效應，使低碳理念深入人心，為碳標簽的全國推廣提供可參考的經驗.

　　3) 以碳標簽作為生態價值轉化的可視化載體，把握綠色價值機遇，刺激消費和產業升級，培育壯大新型動能.

　　具體而言: 一是以支持精準扶貧、鄉村振興作為碳標簽實踐的突破口與試驗田，通過建設集成積分累計、積分兌換、優惠贈券的一體化 App 共享平臺，持續拓展低碳消費場景，享受購買特色品牌農產品的優惠，逐步形成政策鼓勵、商業激勵以及減排核證結合的多向引導機制，推動節能減排與精準扶貧融合的紅利.二是繼續完善碳標識類低碳認證的激勵機制，對自主、自愿參與認證體系的企業或平臺給予一定的補貼、稅收優惠和審批支持，鼓勵企業將碳標識認證的產品投入智慧城市建設、居民日常生活，以及產品出口，實現商業與公眾低碳行為的雙贏，也促使更多的個人、組織關注低碳發展.三是以碳標簽助力城市生態價值的轉化，定量評估城市碳源與碳匯的平衡反饋關系，系統謀劃生態價值轉化路徑，深挖碳標簽驅動的綠色溢價潛力; 加速碳標簽產品和服務認證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健全第三方監督機制，提升碳標簽的透明度和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