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檔案”新業態發展動力的新挑戰

　　摘要：在“互聯網+”思維下，“互聯網+檔案”新業態的發展面臨巨大挑戰。檔案形成生態優化帶來了生產主體自由化、生產頻率無序化、生產資源多維化、生產深度社會化的挑戰，檔案用戶需求改變帶來了需求互動性、需求隱私性、需求差異性、需求精準性的挑戰，檔案價值互聯帶來了檔案價值賦權、檔案價值重組、檔案價值共享的挑戰，檔案認知升華帶來了解讀檔案內涵、剖析檔案真相、樹立檔案權威的挑戰，檔案工作思維變革帶來了以人為本與尊重人性、全面發展與開放生態、協調發展與跨界融合、可持續發展與創新驅動的挑戰。面對以上新特點和新挑戰，尋找“互聯網+檔案”新業態的新引擎迫在眉睫。

　　關鍵詞：“互聯網+檔案”價值互聯生態優化思維變革

　　《檔案》(雙月刊)創刊于1985年，由甘肅省檔案局(館);甘肅省檔案學會主辦。雜志的辦刊宗旨是“傳播知識、交流經驗、啟迪思想、指導工作”。

　　《國務院關于積極推動“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互聯網+”是把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推動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組織變革，提升實體經濟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創新要素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1]馮惠玲認為，這是檔案學更新的時代，也是檔案理論發展的時代。[2]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互聯網憑借其強大的資源整合、技術融合、信息發布與交互等功能，給檔案學與檔案職業發展和變革帶來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檔案形成生態優化的挑戰

　　在互聯網的沖擊和影響下，檔案部門利用微信公眾號、微博、門戶網站等平臺對已有的檔案資源進行升級，檔案形成生態面臨著生產者增多、生產頻率加快、生產資源多元和生產參與度加深等多層面的挑戰。

　　(一)生產主體自由化

　　傳統的檔案生產者是專業檔案工作者，是一種職業化、組織化的生產行為。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理論上講，每個人就是一個數據生產中心，任何人都可以介入檔案生產領域，通過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產生原始生活數據。檔案生產不再僅僅是一個專業組織的封閉生產形態或機制形態，而是轉變成了協調生產、共同參與的模式，檔案部門必須以共享合作、廣泛參與的方式進行檔案生產活動，檔案部門對檔案資源的整合和挖掘決定了檔案產品的真實性和優質性，也決定了檔案內容的受眾和傳播效果。

　　(二)生產頻率無序化

　　在互聯網語境下，由于數據來源的社會化和數據流通的分散化，突破了檔案周期性收集管理的時間限制，傳統的檔案周期性整理亦不復存在，24小時的檔案更新逐漸成為常態。因此，檔案部門必須在組織制度上做出相應的調整，產生新的收集生產流程和管理鑒定機制，主動打破重管輕用的思維限制，針對重要檔案數據的收集去除門檻限制和固有的時間觀念。同時，基于“互聯網+”相對平等和開放的公眾參與性原則，“互聯網+檔案”具有內在的“去中心化”能力，檔案的產生、傳播和利用是一個不斷整合加工和傳播發散的動態過程，檔案工作者的專業技能、工作壓力和工作強度也會隨之提升。

　　(三)生產資源多維化

　　傳統的檔案生產過程是封閉的，很少為公眾了解，但在互聯網時代，檔案生產需要公眾了解檔案生產過程并積極地參與生產互動，豐富檔案數據庫。由于檔案的特殊性，過去的檔案生產更多的是依賴檔案工作者日積月累的工作經驗挑選記載，檔案來源更多的是偏向體制內部信息，造成專家精英人士、政府部門官員成為主要的檔案信息生產源。“互聯網+檔案”需要從兩個層面改變傳統的檔案形成結構：一是重點解讀官方檔案，官方檔案源更具準確性和權威性，有利于推動國家和社會治理;二是敏感捕捉公眾檔案，在網絡時代，公眾檔案源具有更強的社會性和代表性，更容易被檔案部門吸收，產生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檔案信息資源，在短時間內形成爆炸式的傳播效果。

　　(四)生產深度社會化

　　在互聯網時代，公眾具有檔案生產者、開發者和利用者的多重身份，他們為構建檔案數據庫提供了動力，但公眾去“專業化”的參與會給檔案工作帶來更多的挑戰。第一，公眾廣泛地參與到檔案生產實踐中，豐富了檔案數據類別，改變了傳統檔案源的固定結構，但毫無疑問，這些檔案的分類、保管和鑒定等業務增添了檔案工作強度和難度。第二，公眾檔案的產生往往帶著自我情感色彩，可以通過公共輿論干擾檔案來源的真實性，這與檔案收集所要求的客觀性格格不入。第三，傳統的檔案生產由體制內的專業人士主導確立，但在互聯網時代，公眾開始向這種固有權利發起正面挑戰，導致了檔案工作者的自我認同感降低。第四，在改編、復制和聚合為主的網絡生產模式下，傳統檔案工作技能被邊緣化，技術變革也使得檔案工作者面臨更多的挑戰。

　　二、檔案用戶需求改變的挑戰

　　檔案事業的發展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的因素制約，這些因素構成了我國檔案事業的生存環境。由于處在表層的用戶需求本身所具有的個體多樣性、時間可變性以及文化依賴性，它所表現出來的那些紛繁變化往往令人容易迷失其中。倘若我們能抽絲剝繭，鞭辟入里，從更深層次上去把握內在的人性與動機，也許會更容易觸到用戶需求的本質。正如丁海斌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僅在檔案創價過程中起著本源性的作用，而且在價值關系層面上，亦具有決定性作用。[3]

　　(一)需求互動性

　　信息技術進步、檔案網站建設、檔案云平臺搭建等提供了海量的數字化檔案信息資源，極大地滿足了檔案用戶需求。但是互聯網發展帶來的各種檔案線上服務方式雜亂無章，提供的各種檔案資源數量有限，大多數檔案用戶對新興利用方式無所適從，使得檔案用戶需求受到嚴重的影響，他們渴望在獲取檔案的同時能夠得到檔案工作人員的專業指導，從而便捷地獲取所需檔案。

　　(二)需求隱私性

　　檔案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資源，其中包含一定量的隱私信息或有關個人隱私的內容。信息技術帶來便捷高效的同時，也伴隨著透露隱私的可能性，存在檔案信息安全隱患。檔案用戶在利用檔案時都希望自身的檔案信息是安全的，個人隱私能夠得到足夠的保障，避免檔案隱私泄露帶來工作或學習上的一系列困擾。當然，檔案隱私的泄露并非出于檔案工作者的本意，但這不能作為忽視隱私問題的借口，這不僅僅是對檔案用戶的保護，更需要引起檔案部門足夠重視，加強完善網絡數據共享、利用等安全管理和技術措施。[4]

　　(三)需求差異性

　　隨著檔案用戶的信息素質逐步提高以及信息技術的飛躍發展，越來越多的檔案用戶對檔案形式的需求不僅僅是紙質檔案，還包括圖片、音頻、電子文件等;對檔案內容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政府文件解讀和機關工作查考，而是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天氣等生活的各個方面，學術利用需求、實際利用需求和普遍利用需求的差異化逐漸明顯。但如今我國檔案數據庫建設還不夠完善，檔案形式和內容分離的檢索方式略顯復雜，因而在檔案查詢提供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四)需求精準性

　　現代生活節奏日益加快，檔案需求者查找檔案信息都希望能以最短的時間、最簡便的流程得到所需資料。但從實際來看，我國的檔案機構仍處于機構龐大、工作效率低下的狀況。一方面，各檔案機構分散保存檔案，難以達到集約化、規模化的管理要求，造成了檔案信息資源拆亂分散，影響了檔案數據的一致性和準確性;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檔案信息資源呈現來源廣泛、數量劇增、種類和內容多樣化的特點。而各檔案機構各自為政的局面，使得部分檔案信息多次采集、重復輸入，無法將分散的、獨立的檔案信息整合成一個互聯互通、業務協同、信息共享的大系統，造成了檔案用戶獲取準確信息難的問題。

　　三、檔案價值互聯的挑戰

　　連接是互聯網最基本的功能，價值是檔案最本質的屬性。以互聯網為載體，不同的檔案之間可以進行價值賦權、價值重組以及價值共享，這樣檔案價值之間能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承載著越來越多的功能。

　　(一)檔案價值賦權

　　對于每一份檔案而言，每個用戶對其利用的目的都不盡相同。而每個用戶不同的利用目的、利用需求和自身知識結構的差異，也將賦予同一份檔案不同的使用價值。例如，一個城市的文化經濟檔案，企業可以利用它來判斷投資方式，政府可以利用它來規劃城市建設。用戶需求的多樣性會與檔案客體之間構成多種多樣的檔案價值關系網，極大地提高了檔案價值和增大檔案的輻射范圍。

　　(二)檔案價值重組

　　在傳統的檔案管理中，檔案工作者都是按照檔案來源原則對檔案進行嚴格的分類整理，使得部分具有價值聯系的檔案被歸入不同的檔案卷宗中，降低了檔案的實際價值。在網絡環境中，檔案不再是實體保存，而是通過檔案平臺進行統一輸入，只要具有一點聯系的檔案都能通過網絡檢索出來，重新組合成一個檔案個體。這樣做加強了檔案之間的邏輯聯系，促使了原本無法實現的檔案潛在價值向現實價值的轉變，涌現出新的檔案功能及價值屬性。例如，針對地理檔案和天氣檔案等檔案之間的結合，可以推出地圖導航APP、環境監測報告和梳理文化脈絡等一系列優質內容產品，使檔案迸發更深層次的功能。因此，檔案部門應使用互聯網技術對所有檔案信息進行科學整理，從而找到檔案價值重組的規律，抓緊檔案未來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