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擾亂了高等教育的正常教學秩序,各高校為保證“停課不停學”都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在線教育這一策略。國內外學者已開展了大量研究來探討家庭背景對教育公平的影響,但較少關注家庭背景對在線教育公平的影響。通過對高校大學生在線教育的實證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對在線教育公平的不同維度影響存在差異。在起點公平維度上,優勢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更可能獲得在線教育機會,在線教育擴大了教育的不公平;在過程公平維度上,僅戶籍和父親的學歷對教育過程有影響,社會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在線教育的過程公平;在結果公平維度上,家庭背景對教育結果公平影響并不是很大,但大部分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選擇未來放棄在線教育,其原因值得深思。因此,基于家庭背景對在線教育公平不同維度的影響,政府和高校須在教育的不同階段采取相應措施促進在線教育公平。
本文源自崔仕臣; 楊剛, 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4-29《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是蘇州大學主辦的綜合性教育科學學術期刊。創刊于2013年12月,卻可以溯源于中國第一份大學學報——1906年東吳大學創辦之《學桴》。承接歷史遺訓,本刊以“慎思教育歷史,創新教育理論,繁榮教育科學,助力教育實踐”為宗旨,以“開放、創新、特色”為理念,立志于將自身打造成一份高起點、高品位、高質量的教育類學術期刊,成為業界專家學者發表新理論、新思想、新成果的學術園地與高端平臺。榮獲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
關鍵詞:家庭背景;教育公平;高校在線教育;公共危機事件
一、前言
公共危機事件對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影響并推動高校的教學方式調整和改革。2003年“非典”打亂了高校的教學秩序,為不影響大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部分高校通過BBS、網絡課堂、email等多種形式進行教學。[1]這些新的教學方式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通過因特網進行學習和教學。2003年,中國教育信息化還處于1.0時代,高校的教育信息化才剛剛起步,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擁有的信息基礎差異還較大。2020年初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對“非典”對高等教育影響更大,大學生還未返校,又面臨開學后如何居家學習。教育部提出了“停課不停教,停課不停學”,要求高校要結合本校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制訂在線教學方案。在公共危機事件背景下,如何開展在線教育是各高校面臨的現實問題。但不同于“非典”時期,2020年中國教育信息化已進入2.0時代,在線教育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中國在線教育產品已經非常豐富,既有在線課程平臺如中國大學生慕課、網易公開課、精品課程、微課等課程,也有在線直播平臺如騰訊課堂、雨課堂、學習通、釘釘等平臺。同時,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對互聯網已經非常熟悉,他們的手機普及率也比較高,這是否意味著大學生可以公平地共享在線教育資源?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一些報道值得我們反思,比如河南鄧州貧困女孩因無法上網課服藥自殺[2],武漢一大學生在家上網課手機欠費近700元[3],等等。這些報道間接反映了在線教育的“數字鴻溝”困境,雖然這些個案并不能代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在線教育的總體情況,但也折射出教育公平這個經典命題。
面對公共危機事件,高校需要對傳統的面對面的知識傳授方式進行變革,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服務教育現代化。公共危機事件具有不確定性,這就要求在線教育要融入日常的高校教學活動中,以不變應萬變。在線教育具有低成本、覆蓋廣、時空限制少等優勢,很多技術專家和學者都相信在線教育的發展能夠使不同社會層級的人群受益,促進教育公平。[4]縱然在線教育具有較多的優勢,但能否讓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受益還需要實踐檢驗。因此,本研究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高校大學生在線教育的調查,考察家庭背景對高校大學生在線教育公平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家庭背景對教育公平的影響一直是教育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家庭背景是一個家庭所擁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人口結構等。許多研究發現,非能力的身份性特征對人們的受教育機會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家庭出身與教育獲得之間的聯系,幾乎跨越國界而普遍存在。[5]瑞典社會學家托爾斯頓·胡森將教育公平劃分為三個維度: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6]
科爾曼認為家庭背景之間的差異性對于教育機會的獲得具有重要影響。相比之下,富裕家庭的子女享受了比貧窮家庭的子女更多、更豐富的優質教育資源。人力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這三種家庭資源會影響到人們的教育獲得。[7]李春玲認為1978年之后,中國教育機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強,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對教育獲得的影響力不斷上升。[5]劉精明也認為,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以來,優勢階層在大學本科教育方面的機會優勢則成倍擴大。[8]徐偉琴和方芳基于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分析發現家庭背景越佳,學生在高等教育機會獲得上的優勢越明顯。[9]隨著高校的擴招,教育機會不公平是縮小還是擴大仍有爭議。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城鎮居民高等教育入學率均等化程度有提高,但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仍傾向家庭背景好的子女。[10]在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獲得方面,家庭經濟資本所起到的作用趨弱,而家庭文化資本的作用趨強。沈艷和張愷通過對2013屆高校畢業生的調查結果發現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進入“211”院校的優勢更明顯,回歸分析發現父親從事管理技術類職業、父親教育程度高、家庭人均年收入高的大學生進入“211”院校的概率更高。[11]石大千等學者認為城鄉背景和家庭背景交互作用擴大了高等教育機會的數量和質量不平等。在數量方面,家庭教育背景和家庭職業背景導致農村群體教育機會不平等;在質量方面,農民階層上重點學校機會不平等擴大。[12]總之,家庭背景無論對教育機會平等的數量還是質量層次都有影響,更多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優勢階層子女得到越來越多的學習機會,因此較多地分布在重點學校和優勢學科。
布迪厄認為社會結構是再生產的,文化資本通過影響學術成就來實現與參與社會的再生產。[13]社會再生產理論所提出的強生產模式和弱生產模式解釋了學校教育過程對原有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復制,也就是說教育過程中家庭背景因素依然會影響到教育過程公平。[14]國外學者研究發現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對其孩子的學業表現存在顯著性正影響。[15]類似研究還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孩子在學校中的學業表現就越好。[16]周麗萍把教育過程公平操作為成績排名和掛科經歷,證實了家庭教育背景越好的畢業生,其學業表現越好。[17]教育過程僅關注學業表現還過于狹隘,還有學者從是否擔任學生會干部、是否獲得獎學金、是否積極參加課外活動等方面來考察教育過程公平。朱新卓研究發現來自城市且階層地位高、家庭收入高、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大學生擔任學生會干部的比例,高于農村劣勢家庭背景的大學生。[18]沈紅把教育過程公平操作為大學生在校是否獲得獎學金,證實了優勢社會階層子女在高等教育過程中處于有利地位,社會分層擴大了高等教育過程不公平。[19]張玉婷通過質性的研究方法發現家庭背景較差的學生更容易感受到學術挑戰,遭遇學業困境。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在文化資本傳遞和習慣形成過程中積累了一定優勢,他們在課堂外有更豐富的受教育經驗。[20]
家庭背景對教育結果公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畢業后的就業職位和收入水平方面。相關研究驗證了家庭背景與就業職位和收入水平的正相關關系。岳昌君和張愷的研究發現,性別、家庭狀況等背景因素是影響求職結果和起薪的重要因素。[21]陳江生和王彩絨研究發現,較高職位的家庭能夠動員和利用更多的組織資源為其子女就業服務。[22]陳東和張郁楊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對大學生畢業去向存在明顯影響,父親有正式工作,子女更傾向于體制內就業。[23]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證實了家庭背景對子女獲得高等教育機會、教育過程、教育成就的影響。優勢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獲得高等教育機會,他們進入了大學后更有可能獲得較多的教育體驗和較好的學業成績;同時,他們畢業后的就業職位和收入水平也依舊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但現有研究沒有注意到在線教育的發展是否會對教育公平產生影響。傳統教育要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才能完成,而在線教育已經突破了時空的限制。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更多的人群有機會在網絡空間進行在線學習,也就是說在線教育具備縮小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的潛力。既然家庭背景會影響高等教育公平,那么家庭背景同樣會影響在線教育公平,但如何影響現有研究還比較缺乏。同時,在線教育能否促進教育公平還需要進一步驗證。因此,本研究通過調查大學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在線教育情況,嘗試回答以下三個問題:家庭背景會不會影響大學生的在線教育公平?家庭背景對在線教育的起點、過程、結果公平各自有什么影響?在線教育是擴大還是縮小了教育公平?
三、數據、變量與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自2020年3月對全國大學生的在線教育調查。研究的主體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全國大學生,采取多階段抽樣方法,從中國東部、中部、西部①中隨機抽取兩個省,然后在抽取的省內隨機抽取了兩個高校,根據性別(男、女)、年級(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進行分層分類抽樣。問卷發放主要通過聯系高校學生處相關人員來完成數據收集。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為了解學生的健康狀況,高校要求各學院做好學生的健康統計工作,各學院通過建立微信或QQ群等多種途徑,收集本校學生的基本情況,這為本研究提供了網上問卷調查的基礎。考慮到大學生手機普及率非常高,本調查采用問卷星平臺發放問卷,共收集到3000份問卷,有效問卷為2843份,有效率為94.76%。雖然抽樣只抽到6個高校,由于高校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因此,本調查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變量選取與描述
1.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是在線教育公平。起點公平強調學生平等的就學權利和機會,本研究更加關注高校大學生是否具備在線教育的基本條件和機會。起點公平操作化為是否安裝家庭寬帶和手機價格高低兩個變量。家庭寬帶是大學生進行在線教育的重要條件,如果家庭沒有安裝寬帶,大學生可以使用手機進行在線學習。由于現在手機安裝軟件較多,價格較低的手機因內存較小運行起來比較卡頓,價格較高的手機正好相反。過程公平關注學生在教育過程中是否受到公平的對待,也就是在教育過程中,既要公平對所有大學生分配資源,又要關注特殊群體的需要,比如貧困生能否進行在線教育,如何支持貧困生進行在線學習。過程公平可以操作為在線教育監督和社會支持。大學生接受在線教育監督表明學校對學生學習過程進行管理,督促學生完成在線課程。社會支持包括學校、政府、市場等組織提供上網流量、話費補貼、現金補貼等,以保證學生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完成在線學習。結果公平是學生在一段學習經歷以后所獲得的結果以及影響,是追求學生達到相對平等的發展水平。結果公平操作為知識接受和未來是否選擇在線教育。知識接受好壞是了解學生對教師授課知識的掌握和吸收的自我判斷;是否在將來選擇在線教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學生對在線教育的滿意度和接納情況,如果在線教育能夠滿足學生的學習要求,那么學生在將來選擇在線教育的比例會提高。
2.自變量和控制變量
家庭背景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等,因此父母的學歷、經濟收入、戶籍等都是家庭背景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研究常常用家庭人均純收入作為經濟資本的測量指標,但在實際調查中,家庭人均純收入存在嚴重的誤報。為了能準確地測量大學生家庭的經濟收入,在分析大量相關文獻后[24][25][26],本研究采用低保、房屋產權、房屋地板材質、房屋窗戶材質等指標間接測量家庭的經濟資本。家庭擁有房屋產權表明具備一定的經濟條件,如果是租房或者是經濟適用房表明經濟收入比較低。房屋地板如果采用木質地板表明經濟條件比較好,瓷磚地板次之,水泥地和土地板表明經濟條件比較差。窗戶材質以鋁合金為優,塑鋼次之,木質最差。文化資本指標采用大學生父親的學歷。同時本研究把性別、地區、年級作為控制變量。
3.數據描述
本次被調查的大學生男女比例分別為38.6%和61.4%;城鄉戶籍比例分別為22.5%和77.5%;大一、大二、大三及以上比例分別為41.3%、36.3%、22.4%;東、中、西部地區大學生比例分別為29.0%、48.3%、22.7%。被調查大學生家庭背景情況是低保占總調查對象的8.1%;家庭窗戶材質具體比例為鋁合金占54.1%,塑鋼占16.5%,木質和其他占29.4%;房屋地板材質具體比例為木地板占13.1%,瓷磚地板占54.0%,土地板和水泥地占32.9%;房屋產權具體比例為商品房占21.7%,自建房占63.5%,租房及其他占14.8%;父親學歷為專科及以上、高中和中專、初中、小學及以下的比例分別為9.4%、20.0%、47.2%、23.4%。調查數據顯示,被調查學生家庭寬帶的比例為77.8%,總體而言,家庭寬帶的普及率屬于中等以上。大學生使用的手機價格等于和高于2000元的學生比例為51.5%,表明還有一半的學生手機配置不是特別高,如果使用手機進行在線學習有可能會影響學習效果。被調查大學生得到社會支持的比例較低,僅占調查對象的20.0%。被調查大學生接受在線教育監督的比例為67.6%,大學生知識接受好的比例為65.5%,未來選擇在線教育的比例為15.9%。
4.模型設定
本研究的六個因變量為0-1二值品質型變量,故采用二項Logistic回歸模型來分析在線教育公平的影響因素,該模型中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式如下:
Ln(P/1-P)=α+β1X1+…+βkXk
其中,P為教育公平的概率,具體到起點公平維度就是安裝家庭寬帶和沒有安裝家庭寬帶概率之比,手機價格高和手機價格低概率之比。過程公平維度是接受社會支持與未接受社會支持概率之比,有在線教育監督和沒有在線教育監督概率之比。結果公平維度是知識接受好和知識接受差概率之比,未來不選擇在線教育與選擇在線教育概率之比。X為自變量,β為各自變量的待估系數,α為常數項。OR的值為exp(β),等于P/1-P,衡量教育公平的概率發生的比值。exp(β)可直接比較各自變量組間差異和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程度。
四、研究結果
(一)家庭背景與起點公平
模型1是家庭背景對家庭寬帶的影響。調查樣本中77.8%的學生家庭安裝了寬帶,表明家庭寬帶的普及還是比較高的。由表1可知,戶籍、房屋產權、房屋地板、窗戶材質、低保、父親學歷對家庭寬帶是否安裝有顯著性影響。城市戶籍的大學生家庭安裝家庭寬帶的概率是農村戶籍家庭的1.4倍。住房是商品房和自建房的大學生家庭安裝寬帶的概率分別是家庭為租房的大學生的1.9倍和1.6倍。房屋是木質地板和瓷磚地板的大學生家庭安裝寬帶的概率分別是水泥地和土地板家庭大學生的4.4倍和3倍。房屋窗戶是鋁合金材質和塑鋼材質的大學生家庭安裝寬帶的概率分別是木質窗戶家庭大學生的1.4倍和1.5倍。非低保大學生家庭安裝家庭寬帶的概率是低保大學生的1.4倍。父親學歷是小學及以下的大學生安裝寬帶的概率是專科及以上的0.4倍,父親學歷為初中和高中的大學生家庭安裝寬帶的概率與專科及以上的概率沒有差異。以上分析表明,劣勢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家庭安裝寬帶的概率低于優勢家庭背景的大學生。
模型2是家庭背景對手機價格的影響。調查樣本中48.5%的大學生手機價格低于2000元,51.5%的大學生手機高于2000元。由表1可知,戶籍、房屋產權、房屋地板、低保、父親學歷與手機價格有顯著性影響。戶籍為城市的大學生更有可能使用價格高的手機,城市戶籍的大學生使用價格高的手機概率是農村戶籍大學生的1.2倍。住房為商品房和自建房的大學生手機價格高的概率分別是租房家庭的大學生的1.9倍和1.3倍。房屋地板為木地板和瓷磚地板的大學生手機價格高的概率分別是水泥地和土地板的大學生的4.6倍和2.3倍。非低保的大學生手機價格高的概率是低保大學生的1.4倍。父親學歷是專科及以上的大學生手機價格高的概率分別是父親學歷為小學及以下和初中的大學生的2倍和1.7倍。
(二)家庭背景與過程公平
模型3是家庭背景對社會支持的影響。調查樣本中有20%的大學生接受到了社會支持。由表1可知,父親學歷和戶籍對社會支持有顯著影響。城市戶籍的大學生接受社會支持的概率是農村戶籍大學生的0.7倍,也就是說農村戶籍的大學生更有可能接受社會支持。父親學歷是初中、高中及中專的大學生得到社會支持的概率是專科及以上的0.7倍,表明父親學歷高的大學生接受社會支持的概率高。父親學歷對社會支持的影響可能原因是:一是父親的教育程度低影響其社會資本,可獲得的社會支持網絡有限;二是學校與之聯系不暢,導致學校無法精準地了解學生的家庭情況。總體而言,大學生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除戶籍和父親學歷兩個因素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對社會支持沒有顯著影響。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為了使大學生能夠進行在線教育,各高校通過發放臨時困難補貼、流量補貼、話費補貼以支持大學生居家學習,同時政府、家庭、社區等組織也提供了相應的支持。無論是由于公共危機事件造成家庭生活困難的貧困生,還是遇到臨時困難的非貧困生,學校都采取各種方式減輕大學生的經濟負擔。本次調查顯示,大學生平均一天上網課的手機流量達2.84GB,約有13%的大學生一天流量超過了3GB。38%的大學生表示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因上網課增加了手機話費負擔,個別大學生一個月手機費達到了400多元,其他部分大學生增加100元左右的手機費用。大學生接受到社會支持最多的是學校提供的幫助,其次是家庭及其親屬提供的幫助,地方政府、個別商業機構、社會組織也不同程度提供了社會支持。
模型4是家庭背景對在線教育監督的影響。調查樣本中67.6%的大學生接受到學校的監督。由表1可知,其他家庭背景因素對在線教育監督沒有顯著影響,只有父親學歷對在線教育監督有顯著影響。父親學歷是小學及以下的大學生接受學校在線教育監督的概率是專科及以上的0.5倍,父親學歷是初中、高中、中專、專科及以上的大學生在接受學校監督方面沒有差異。我們進一步分析發現,在控制家庭背景因素后,年級對在線監督有顯著影響。大一接受在線教育監督的概率是大三及以上大學生的1.4倍,大二和大三及以上的學生在線教育監督上沒有統計學差異。由此,對于父親學歷是小學及以下的大學生更有可能沒有接受監督的合理解釋有兩種可能原因。第一是這部分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客觀上存在上網困難,無法上網打卡報到,沒有辦法及時完成在線課程學習。同時,學校和教師確實存在監督不嚴的情況,家長也沒有主動去監督他們學習。第二是學校或教師下發了相關學習通知和布置了相關學習課程,這部分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不夠,忽視學校和教師的通知和提醒。大一的學生剛剛進入大學學習,學習的主動性和紀律性較強,大二和大三及以上的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紀律性相對大一學生稍差。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紀律性也可以解釋這部分差異。
(三)家庭背景與結果公平
模型5是家庭背景對知識接受好壞的影響。調查樣本中65.5%的大學生知識接受較好。由表1可知,戶籍對知識接受有顯著影響,城市戶籍的大學生知識接受好的概率是農村戶籍的1.3倍。但是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是,還有34.5%的大學生知識接受較差,也就是說還有其他因素影響到了學生在線學習的效果。
模型6是家庭背景對在線教育選擇的影響。本次問卷設計了“你將來是否愿意選擇在線教育”,調查樣本中15.9%的大學生在將來會選擇在線教育,也就是說,大部分大學生是不滿意和不愿意選擇在線教育的。由表1可知,父親學歷和低保對在線教育選擇有顯著影響。父親的學歷是小學及以下和初中的大學生選擇在線教育的概率是專科及以上的0.7倍,低保背景的大學生選擇在線教育的概率是非低保大學生的0.6倍。這就是說,劣勢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更不愿意選擇在線教育,說明家庭背景中父親學歷劣勢和低保會擴大在線教育的不公平。
五、結論和建議
(一)在線教育產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在線教育起點公平維度中家庭背景對是否安裝家庭寬帶和手機價格的高低有顯著影響。家庭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多的大學生擁有寬帶和高價格手機的概率高于劣勢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劣勢家庭背景的大學生不具備在線教育條件的概率更高,無法公平與其他大學生參與在線教育學習。在線教育需要依托互聯網和移動終端,但現有的在線教育還有相當一部分基于電腦終端設計,比如國家精品課程、省級或校級精品課程,學習者必須借助連接了互聯網的計算機才能進行學習。由于并不是所有大學生家庭都安裝寬帶,那些沒有計算機或有計算機卻沒能連通網絡的學習者,是沒有辦法接受在線學習的。[27]雖然移動終端的在線教育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但限于移動終端的在線教育產品還不夠豐富,同時手機配置也會影響到在線學習的效果。我們在調查中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部分學生反饋自己沒有電腦,有些在線課程無法學習。還有些學生反饋由于手機質量不是很好,使用手機進行在線學習時經常卡頓。因此,在線學習需要依托一定的媒介,同時也要配備一定的設備才能夠實現,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在線學習的條件存在差異,受家庭背景的影響,在線教育產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對教育機會平等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層次都有影響,更多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優勢階層子女得到越來越多的學習機會。[5][7][10][12]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家庭背景影響到在線教育的起點公平,在線教育會擴大教育的不公平,這與既有研究的結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家庭背景的差異客觀存在,也很難使所有大學生都擁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也就是說,即使公共危機事件結束,家庭背景的差異也將長期存在。由于家庭背景差異的客觀存在,不同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家庭會使大學生獲得教育資源存在差異。社會層次高、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可以為其子女提供更好的學習條件,如為其購買電腦、書籍和報紙等。[28]因此,要減小在線教育的不公平,需要創新在線教育產品,推動移動端在線教育的發展。網絡端的在線教育受限較大,移動端的在線教育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在線教育產品的創新,開發移動端的輕量視頻,可以使在線學習者觀看和學習更加流暢。因此,在家庭背景差異難以消除的情況下,國家可以通過支持在線教育產品的創新,通過網絡技術的發展來減少家庭背景的不利影響。
(二)高校的補償作用會縮小在線教育的過程不公平
在線教育的過程公平維度中僅戶籍和父親學歷對在線教育過程公平有影響,高校的補償作用會縮小在線教育的過程不公平。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農村戶籍的大學生比城市戶籍的大學生接受了更多的社會支持。同時,政府、學校、社會其他部門把更多資源分配給處境不利的大學生,這在一定程度有利于教育的過程公平。除了戶籍因素外,研究發現父親學歷層次低其家庭社會資本有限,家庭文化資本少的大學生獲得社會支持的渠道會受到限制。在在線教育監督方面,家庭文化資本少的大學生接受在線教育監督的概率小于家庭文化資本多的大學生,可能原因既有大學生上網困難、學校監督不力,家長主動監督不夠的客觀原因,也有學生學習主動性不夠造成監督缺位的主觀因素。
前期研究表明,階層地位、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會影響到教育的過程公平。[14][18][19]本次研究也證實了之前的部分結論,本次研究發現僅戶籍和父親學歷對在線教育過程公平有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研究發現高校的補償作用會縮小在線教育的過程不公平。換言之,社會支持對農村戶籍的大學生更有利。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高校合理分配教育資源和加強在線教育的監督和管理,促進了在線教育的過程公平。雖然家庭背景依然會影響在線教育的過程公平,但高校的補償作用可以降低家庭背景的不利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文化資本少的大學生,其獲得社會支持和接受在線教育監督相對較少,需要對這類大學生加強社會支持和在線教育監督。因此,在線教育過程公平既要強調平等原則,也要強調差異原則和補償原則。平等原則就是使所有大學生都平等地接受教育;差異原則就是要根據大學生的稟賦、興趣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補償原則就是要關注大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差距,并對社會經濟地位處境不利的大學生在教育資源配置上予以補償。[29]在線教育過程是師生互動的過程,教師的反饋速度和程度會影響到學生的參與與學習效果。[30]教育過程中,不僅要強調在線教育資源的共享共建,更要強調在線教育資源的可用性。同時,高校也要轉變評價觀念,課程開發評價和學習效果評價并舉,保證在線學習質量。利用智能化評價手段對學習過程給予及時的反饋,督促學生及時地調整學習現狀,讓評價變成促進學生學習、提高學習效果的手段。[31]
(三)劣勢家庭背景對在線教育結果公平產生不利影響
戶籍、父親學歷、低保對在線教育結果公平有影響。在知識接受方面,城市戶籍的大學生在線教育知識接受好的概率高于農村戶籍的大學生。而在未來在線教育的選擇方面,父親的學歷和低保兩個因素會影響到大學生在線教育的選擇,但84.1%的大學生拒絕了未來選擇在線教育,這表明家庭背景不是影響未來在線教育的重要因素。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公共危機事件期間,在線教育作為一種替代傳統課堂學習的手段,還存在諸多不足。一是從“學”的角度來看,學生體驗并不是很好,大學生學習主動性不夠。大規模的在線教育往往引起網絡擁堵,特別是對劣勢家庭的大學生更加不利,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對在線教育的整體體驗都不好。在線教育強調主動學習,但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大學生還是被動學習,被動學習的結果就是在線教育枯燥無味。二是從“教”的角度來看,大學教師與學生互動不足。如果是在線視頻課程,由于視頻是前期錄制的,教師與學生不存在互動;如果是在線直播課程,教師對著PPT講授本身就無法激起講課的興趣,加之與學生互動不足,教師也不知道移動端或電腦端的學生學習狀況如何,在線直播的效果會打折扣。因此,教與學脫節,教學效果不良,學生并不能從在線教育中受益而選擇“用腳投票”。
以往研究表明,戶籍、家庭收入、父親職位會擴大教育結果的不公平。[21][22][23]本次實證研究發現,戶籍、父親學歷、低保對在線教育結果公平有影響,但更為重要的發現是84.1%的大學生拒絕了未來選擇在線教育。在線教育學習不同于傳統教育學習,更加強調彈性教育和自主學習。所謂彈性教學,就是教學時間可以靈活安排,教學內容可以整合各種優質教學資源。所謂自主學習,就是要求學生從之前的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本次研究結果發現,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大學生總體對在線教育并不滿意,家庭背景對在線教育結果公平的解釋力度也不夠。原因在于,在公共危機事件期間,在線教育還是延續教師講、學生聽,沒有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學生還是被動學習。加之不同大學生自然稟賦的不同,大學生的網絡自律也影響到學習效果。因此,高校需要加強大學生的學習支持,形成在線教育參與式學習文化,優化在線教育課程設計,創新教學方法,提高大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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