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盡管目前大國尤其是西方大國依然是國際體系主體力量,中等強國的崛起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國際政治的基本權力架構,但不可否認,中等強國的實力在不斷增強,隊伍在不斷擴大,其步入世界舞臺中心的趨勢已露端倪,國際社會權力結構已從冷戰時的兩極向多極發展,國際力量分布由中心向邊緣擴散。
引言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等強國群體綜合國力的增強,中等強國參與國際治理的愿望更加強烈,推動國際和地區秩序轉變的能量也日益放大,逐漸崛起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力量。
一、對“中等強國”的概念界定
中等強國一般是指實力介于大國和小國之間、具有中等力量或規模的國家。它們不具有大國 的國力條件和影響力,但在國際社會又發揮著不同于小國的作用。關于中等強國的定義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紀,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喬萬尼·波特羅(GiovanniBotero)將世界中的國家分為了三種類型:“帝國”、“中等強國”和“小國”。他認為,“帝國”或者“中等強國”,有維持生存所需的充足的力量和權威,而不用借助他國的幫助的能力。傳統意義上對“中等強國”的界定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認定國家處在于有著“等級秩序”的國際社會之中;二是國家的“等級身份”依據的是它在國際社會中相對而言的某些實力,特別是硬實力[1]。
二戰后加拿大政府明確以中等強國身份參與國際事務,中等強國的國際屬性正式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20 世紀50 年代后,德國、日本、意大利迅速發展,國力大幅提升并逐漸擺脫戰敗國地位羈絆,成功融入國際社會,開始以中等強國的身份開展外交活動。此階段中等強國的意義就不再僅限于具體功能性領域,而增添了國際身份認同和外交戰略導向等內容[2]。這些國家之所以需要“中等強國身份”,一方面是因為西歐和資本主義世界唯美國馬首是瞻,只有與美國結盟或推崇美國的領袖地位,國家在新國際體系中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另一方面,二戰后世界人民需要維護和平、致力發展,原殖民地國家和地區需要爭取民族獨立、消除殖民主義影響。冷戰后,一超多強格局使大國和中等強國的分野有了新的轉變,德國、日本獨立自主意識增強,其大國身份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同時部分發展中大國,如印度、巴西也在調整戰略,積極謀求大國地位,努力改變中等強國的身份定位。進入21 世紀,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展,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要轉變,新興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崛起為國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憑借新興國家群體戰略性作用的增強,一些新興國家(如印度)實現了從中等強國向新興大國的轉變,同時,一批發展中新興國家也擺脫依附大國的跟隨者定位,步入中等強國行列。
此外,對于中等強國的概念還有不同界定,如“中等強國主動性”組織(Middle Powers Initiative)中對“中等強國”的定義是:“在政治和經濟上非同一般的國家,并因放棄核軍備競賽而贏得重大政治信譽、受到全球范圍尊重的國家” [3];萊斯特大學和英國諾丁漢大學學術界的定義:“假定因為他們的外交政策行為,中等強國可以與從超級大國和小國區分開來。中等強國通過追求狹隘的范圍和特定類型的外交政策利益,為自己開辟一個合適的位置。”
具體來講,世界上包括從阿爾及利亞到委內瑞拉等45個國家曾被稱為是“中等強國” [4]:(1)從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來看,上述包含的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15個歐盟成員國家,作者將其排除在“中等國家”之外;(2)日本因為其強大的影響力和綜合國力也不能屈居于“中等強國”行列;(3)其余國家中,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韓國、墨西哥經常居于各國GDP排行的前20位,并且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和外交實力,至少是區域影響力;(4)擁有悠久中立國歷史傳統的瑞士積極參與國際公共外交事務并取得廣泛的國際贊譽;(5)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依靠強大的石油資源和地緣因素也擁有“中等強國”的影響力(6)其他占據重要地緣戰略位置和要沖的國家如南非、西班牙、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亞等也將視為“中等強國”。(7)還有一種資源同樣不可忽視,那就是核資源——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朗、以及利用核武器討價還價的韓國,他們都不時成為世界的焦點。
二、中等強國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
二戰后,傳統中等強國如南美的巴西、北美的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亞、非洲的南非以及二戰后崛起的日本、意大利和德國等,依托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及各類區域組織,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治理并在諸多國際事務中有效地發揮了其“斡旋、調停、維和以及人道主義援助”的國際作用。
但隨著后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安全格局的變化,帶來中等強國概念的泛化以及中等強國的數目迅速增長,中等強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路徑或模式也出現了邊際化趨勢。各國在人力、物力、資源、意愿方面的差異性,尤其是國家利益、國家目標以及國家立場和國際地位的不同,中等強國之間難以形成共同的“聲音”。縱然各中等強國的角色、利益以及行為各不相同,但它們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確不容忽視。
首先在政治領域,大國如美國、俄羅斯、中國、歐盟等,可以倚靠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以及在政府間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上的主動權,在各個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捍衛各自國家利益、否決和遏制對自身利益和世界秩序與穩定造成的挑戰與沖突。而中等國家都不具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支撐自身在這個等級格局中謀求更大的政治權力,許多國家采取了在國際事務中追隨大國立場。特別是那些與美國有著雙邊軍事同盟條約的中等強國(如美奧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等),它們不得不參與美國主導下的某類國際事務。毋庸置疑,這些雙邊或多邊條約也束縛了它們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獨立、客觀、公正的立場選擇。而另外一些國家則利用自身的特殊優勢和資源,在國際政治格局中不依附大國,企圖追求更多的權利,如伊朗、韓國等。它們在區域事務中或許不能決定一些事務的進程,卻可以推動或阻礙事務的發展、轉移其方向、協調斡旋大國之間的利益沖突甚至影響或改變大國的戰略安排。
其次是在經濟領域,中等強國可以利用已經獲取的政治資源和影響力為經濟建設服務,畢竟世界的和平和經濟的發展才是最根本的目標。它們一般都在世界GDP排名的前40名以內,2008年歐盟27國總體約占世界總GDP的23%、美國約占18%、中等強國總體也與美國所占比例相匹敵,占18%左右,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比重,與大國進行著各種形式的經濟往來,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在國際經濟社會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
盡管目前大國尤其是西方大國依然是國際體系主體力量,中等強國的崛起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國際政治的基本權力架構,但不可否認,中等強國的實力在不斷增強,隊伍在不斷擴大,其步入世界舞臺中心的趨勢已露端倪,國際社會權力結構已從冷戰時的兩極向多極發展,國際力量分布由中心向邊緣擴散。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全球性問題的不斷出現,中等強國越來越多地走到一起。它們重新定位自身外交政策,正從以前國際秩序的跟隨者、反對者或革命者轉向參與者、修正者及制定者。中等強國異軍突起、登上國際舞臺,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中等強國崛起,國際格局將走向一個更加民主而多極的政治時代,國際體系也將逐步轉化為更具整體性的全球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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