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伴隨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流通產業集聚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然而,各區域稟賦條件差異誘發地區經濟出現分化情況,流通產業集聚也產生了明顯的差異化投射。就此,本文著重考慮區域空間異質性原則,基于行政規模異質性、人口規模異質性以及地理區位異質性,借助空間面板杜賓模型,深入探討流通產業集聚空間異質性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結果表明,高等級行政城市流通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具有正向效應,其中西部地區城市正向效應最顯著;人口規模較大城市流通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影響存在一定差異性,而東部地區城市由于人口增加成本約束,很難形成正向促進作用;沿海城市產業集聚會對區域經濟形成抑制性,但中部地區城市所形成的規模經濟效應,消減并中和了本區域的抑制效應。
關鍵詞: 流通產業集聚; 空間異質性; 區域經濟; 促進作用; 抑制效應;
引言與文獻綜述
流通產業不僅連接生產與消費兩大生活領域,而且在推動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距方面都存在引導作用。此前,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中,大力提倡發展流通產業,自此流通產業呈現出跨越式發展態勢。2018年,我國流通產業僅零售業一項經濟總額超38萬億元,同比增長9%。而流通產業如此快速發展,主要原因在于空間多層次、動態靜態結合、產業集聚與擴散(楊水根,2018)。此三種原因進一步促使流通業呈現出產業集聚空間異質性的特性。相應的區域經濟由于流通產業不同個體間差異,難免出現波動甚至降低的情況。由此,研究流通產業集聚空間異質性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提出針對性的改進建議,有利于促進區域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
多數學者研究流通產業集聚空間異質性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時,主要從空間多層次、動態靜態結合、產業集聚與擴散方面著手。空間多層次方面,既是區域內流通產業的空間集中,也是單位更高行政地區流通產業的集中。動靜結合即是流通產業在固定地理位置空間內進行發展的一種狀態。產業集聚與擴散現象,則是指流通產業初期會形成集聚,而整體趨勢漸向穩定時,流通產業會根據自身情況向城市外擴散。相對應此三種原因促使流通產業受地理區位、人口規模、行政劃分三種因素影響。
首先就城市行政等級劃分對區域經濟造成的影響。王志峰等(2017)采用半對數線性回歸模型對流通產業資源配置與經濟發展關系進行探究,得出行政等級越高,資源分值以及人均GDP越高,流通產業的資源配置與經濟發展呈正比的結論。即是在直轄市/副省級城市,流通產業的資源配置與經濟發展呈正比。其次就人口規模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豆建明和劉葉(2016)通過建立面板數據門限回歸模型,研究人口基數與區域經濟之間關聯性。實證得出諸如上海、北京等流通產業集聚程度較高的一線城市,由于人口集聚力增強,產業集聚的數量也更多,對于區域經濟發展來說有極大促進作用。但周亮等(2019)提出針對部分三四線城市,人口規模過大象征勞動力供過于求,可能形成惡性競爭機制,導致勞動力外遷,影響當地流通產業集聚水平,導致整體經濟水平降低。最后就地理區位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焦國偉和馮嚴超(2019)采用空間計量模型中的SAR和SEM模型進行建模,研究空間異質性與地域之間的關聯,最后得出東部、西部、中部樣本空間溢出效應依次遞減,流通產業的空間異質性隨區域不同存在明顯差異。曹允春等(2017)基于空間經濟視角,通過產出系數和彈性系數進行整體波及效應分析,分析流通產業對區域經濟促進效應的投入產出,最終得出流通增加一個單位投入,對區域內國民經濟有6倍單位產出,對經濟發展有極大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雖然關于流通產業集聚空間異質性對區域經濟影響的研究較多,但多數研究局限于空間異質性的單一維度,忽視了整體空間異質性對于區域經濟的影響。由此,本文從地理區位、人口規模、行政劃分多維度出發,研究引起經濟變動的因素,以期消除流通產業空間異質性的負面影響,推進整體區域經濟增長。
研究假設
我國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并不平衡,因中央政策對東中西部各城市扶持力度的不同,再加上城市發展基礎差異,導致區域流通產業集聚條件存在極大差距。因此,就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不同區域層面、不同空間發展因素均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并且,根據前文可知,流通產業集聚空間異質性直觀體現在三個方面,即行政規模異質性、人口規模異質性以及地理區位異質性。其中,行政規模異質性存在高級與低級行政城市的區別,高行政等級城市包括直轄市、副省級城市與省會城市;人口規模異質性是指人口規模大小;地理區位異質性則表現為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的區別。
流通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影響受城市行政等級影響(任以勝,2019)。通常,高行政城市意味能夠分配到更多資源,再加上較高的資源配置效率,對資金、人口、技術等吸引也會更大。在此條件下,知識溢出與技術溢出會更加凸顯,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高行政等級城市流通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影響為正。
區域經濟情況受到人口規模大小的影響,區域人口規模越大,對于流通產業集聚促進作用越明顯,從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豆建明,2016)。然而,這樣的人口規模存在最優規模,當人口增加成本高于區域空間局限時,流通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正向影響也會越來越小,甚至出現抑制效應。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人口規模較大城市流通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性。
就地理區位影響而言,目前有學者將東中西部劃分為沿海與內陸城市,進行流通產業集聚的研究,并認為沿海地區城市相較內陸地區城市擁有更多發展空間。但沿海地區城市流通產業集聚已發展到較高的水平,受城市規劃制約開始向內陸城市轉移。然后受制于這樣的產業轉移,規模經濟效應被打破,可能出現經濟增長的抑制效應(薄文廣,2007;曹允春等,2017;焦國偉等,2019)。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沿海城市流通產業集聚對經濟影響可能出現負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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