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數字貨幣對商業銀行的影響與回應

　　[摘 要] 回望歷史，貨幣的發展從個人信用(如商品貨幣)到企業信用(如銀行貨幣)，再到國家信用(法定貨幣)，并進一步演進至基于社會共識的央行數字貨幣(CBDC)，這個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從運行框架上看，我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定位于 M0的數字化現金，采取“一幣兩庫三中心”的運行框架，遵循“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雙層運營體系。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將會對商業銀行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DC/EP 會對商業銀行帶來積極影響，它有利于商業銀行防止金融脫媒、降低運營成本以及提升金融風險防范水平;另一方面，DC/EP 亦會對商業銀行帶來消極影響，它可能會導致商業銀行的傳統經營業務收入減少、金融基礎設施承壓與雙向治理風險。對此，央行數字貨幣浪潮下商業銀行需要采取積極的回應進路：推動商業銀行的綜合業務發展，強化商業銀行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有序推進商業銀行的雙向治理。

　　[關鍵詞] 區塊鏈技術;央行數字貨幣;DC/EP;商業銀行;金融影響;回應進路

　　程雪軍 當代經濟管理 2022-01-13

　　一、引言

　　中國古代自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使用海貝作為交易貨幣。其中，夏代對海貝的使用陸續增多，商朝步入海貝使用的興盛期，兩周時期達到海貝使用的高峰期[1]。根據我國四川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分析，當時便存在大量用于交易的貝殼，目前已挖掘的海貝超過 4600 枚，由此可知當時的貨幣主要為商品貨幣(如貝殼)[2]，甚至是以物易物，此乃為個人信用。在封建王朝初期，眾多國家出現了金屬貨幣(銅幣、銀幣甚至金幣等);在封建王朝中期，我國北宋時期出現了非全國范圍內的紙幣(交子)，元朝時期也短暫出現過法定紙幣(至元通行寶鈔)，但由于嚴重的通貨膨脹致使人們對其失去信任便退回金屬貨幣，并間接地導致元朝的覆滅;到封建王朝末期，社會上出現一些商業銀行雛形(如山西日升昌票號、意大利威尼斯銀行)，這個時候出現的是基于企業信用的“銀行貨幣”。隨著國家與技術的發展，全球范圍開始盛行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的法定貨幣。然而，法定貨幣也有可能出現量化寬松下的通貨膨脹問題，間接收取一種“鑄幣稅”，導致人們因質疑法定貨幣價值而通過買入各類資產(如數字貨幣)以對抗法定貨幣的貶值。隨著區塊鏈技術的迅速發展，它促進了數字金融以及資產交易的應用，其中其應用的關鍵環節便是貨幣的數字化。不難預料的是，從貨幣的發展演化角度來看，貨幣有可能形成一種基于“社會共識(Consensus)”的數字貨幣[3]。

　　關于央行數字貨幣的理論內涵，目前尚無定論。中本聰(2008)基于區塊鏈技術提出了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Bitcoin)的構想[4]。謝平、石午光(2015)從基本原理、貨幣特征與爭議、發展演變、支付創新與合法監管等角度深入剖析加密數字貨幣[5]。此后，各國開始加強對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研發，其中國外學者本·布勞德本特(2016)從英格蘭銀行視角研究了中央銀行與數字貨幣之關系，提出了央行數字貨幣的概念[6];國際清算銀行(BIS)在 2020 年對全球 60 多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進行調研，超過 80%的中央銀行正在從事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工作[7]，其中加拿大央行啟動的 Jasper 項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啟動的 Ubin 項目以及歐洲中央銀行與日本中央銀行研發的 Stella 等項目[8]，目前在全球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國內學者王永利(2016)首次談及了央行數字貨幣的意義與價值，他認為這將對貨幣體系帶來重大變革[9];范一飛(2016)提出央行數字貨幣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現金(M0)的范疇[10];周小川(2016)將央行數字貨幣分為基于賬戶以及不基于賬戶兩種類型[11] ;姚前(2018)基于央行數字貨幣的工作經驗，提出了“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元體系，并將央行數字貨幣界定為法定數字貨幣的組成部分，它本質上是一種信用、加密、算法以及智能貨幣[12]。由此可見，央行數字貨幣作為國家與社會共識之間的信用“耦合”，正在逐步成為各國學術界與實務屆關于貨幣發展的“社會共識”。

　　在區塊鏈技術背景下，為加強本國貨幣主權、響應貨幣市場的內在需求，我國加快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從 2014 年起，中國人民銀行組織市場機構對央行數字貨幣進行研發，并將其命名為數字貨幣和支付工具(DC/EP)。雖然眾多學者從不同視角對央行數字貨幣開展研究，有些學者從央行數字貨幣的系統架構以及整體影響機制角度探究治理路徑[13];有些學者從央行數字貨幣體系對金融系統的影響展開研究[14];還有些學者基于貨幣職能角度對 DC/EP 的本質進行論析[15]。但是，央行數字貨幣究竟會對商業銀行帶來哪些影響，商業銀行如何在央行數字貨幣背景下積極回應?目前對于這個問題，學術界研究甚少。對此，本文基于我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的運行框架，分析 DC/EP 對商業銀行的積極與消極影響，從而探求央行數字貨幣(DC/EP)浪潮下的商業銀行回應進路。

　　二、央行數字貨幣的理論基礎

　　回望歷史，貨幣的發展從個人信用(如商品貨幣)到企業信用(如銀行貨幣)，再到國家信用(法定紙幣)，未來演進至基于社會共識信用的數字貨幣，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一)數字貨幣的理論內涵

　　數字貨幣是區塊鏈技術驅動下的產物。與第三方支付應用平臺(微信、支付寶等)基于中心化的數據庫賬本技術基礎不同，區塊鏈技術基于去中心化的數據庫采取全網各節點協作記賬與核賬，每次記賬形成一個新的區塊(Block);每個區塊只能有一個節點進行打包，經哈希算法(Hash Algorithm)判定信息合法后向全網廣播，添加至上一區塊的尾部并被其他節點記錄，按照時間順序由此形成的賬本鏈條即為區塊鏈。為激勵區塊鏈系統上的記賬者，該系統將會給記賬者一定的數字貨幣獎勵，該過程即為挖礦(Mining)[16]。不過，由于某些數字貨幣的供給總數有限，比如萊特幣(Litecoin)的數量上限為 8400 萬枚，故而隨著各位 “礦工”對數字貨幣挖礦的深入，數字貨幣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而且獎勵將會日益減少。在有限的供給背景下，數字貨幣的需求巨大，這便形成了數字貨幣具有價值的共識基礎。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業界，目前對于數字貨幣的定義，還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不過，普遍可以接受的是，數字貨幣是指一種以數字化形式呈現的貨幣，而不是以實體化形式呈現出的傳統貨幣(紙幣、硬幣等)，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實體貨幣的職能，并可以支持無地域限制、無時間限制的貨幣所有權轉移，具有較大程度的價值屬性。正因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數字貨幣界定為“價值的數字表達”[17]。

　　(二)央行數字貨幣的分類與特征

　　自從區塊鏈技術于 2008 年興起至今，它便深度應用于各類社會場景，其中數字貨幣是當前最重要的應用場景[18]。從數字貨幣的范疇來看(見圖 1)，根據是否由法律確定，它可以分為非法定數字貨幣以及法定數字貨幣兩類，其中非法定數字貨幣又可分為普通加密數字貨幣與穩定數字幣，前者包括比特幣(BTC)、以太幣(ETH)與 EOS 幣等，后者則包括泰達幣(USDT)與天秤幣(Libra)等;法定數字貨幣的主要包括央行數字貨幣(CBDC)與央行數字賬戶(CBDA)，其中央行數字貨幣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表現形式。具體來說，央行數字貨幣是基于國家信用，由該國中央銀行直接發行的數字貨幣。從技術層面來說，央行數字貨幣秉承著技術中性原則，它既可以基于傳統中央銀行中心式數據庫賬本技術也可以基于去中心化區塊鏈技術發行，并非必然采取區塊鏈技術發行。而且，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央行數字貨幣根據應用場景不同可分為批發型與零售型，前者包括加拿大(Jasper)、新加坡(Ubin)、日本(Stella)、歐盟(Digital Euro)等，后者包括烏拉圭(E-peso)與中國(DC/EP) [19]。其中，中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非常具有代表性，它是指由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中心式數據庫賬本技術發行的數字化法定貨幣，它以代表具體金額的加密數字串為具體表現形式，采取零售型應用場景的模式，能夠用于數字化貨幣的儲存、轉賬、支付以及投資。

　　首先，央行數字貨幣是法定貨幣，不是約定貨幣。約定貨幣是指一定范圍內的交易主體，通過商品交易習慣逐漸形成的能夠被該范圍內的各主體共同承認的貨幣，它的貨幣地位并沒有得到法律的承認，不具有法律強制力，故而又被稱之為非法定貨幣。例如，比特幣(BTC)并未被法律承認其貨幣地位，屬于約定貨幣。與此相對應，法定貨幣是指由國家或區域法律特別規定的貨幣，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效力。比如，在我國區域范圍內，無論是實體形式的人民幣，還是數字形式的法定 DC/EP，都應該屬于法定貨幣，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效力。其次，央行數字貨幣是數字貨幣，不是現鈔貨幣。現鈔貨幣是指紙質或類似形式(硬幣等)存在的貨幣，在貨幣存在方式上同數字貨幣相對應。數字貨幣是以電磁符號形式存在于電子設備中的貨幣。央行數字貨幣與現鈔貨幣的主要區別只在于二者的存在形式不同，一個以實物形態代表中央銀行背后的國家信用，一個以電子形態代表中央銀行背后的國家信用。從貨幣的歷史演化來看，它歷經“商品貨幣—青銅貨幣—金銀貨幣—紙質貨幣—數字貨幣” 形式，央行數字貨幣的推出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人類必然會走入“無現金社會(Cashless Society)”。當然，以當前數字技術的水平，貨幣形式處于一種中間地帶，央行數字貨幣還不太可能完全替代現鈔[20]，社會經濟將呈現出央行數字貨幣與現鈔貨幣在相當長時間內“孿生共存”的關系。再次，央行數字貨幣是法定電子貨幣，不是存款電子貨幣。法定電子貨幣是指以電子貨幣形式存在于中央銀行客戶賬戶內的電子貨幣;存款電子貨幣是指以電子貨幣形式存在的存款貨幣，如存放于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存款貨幣。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的規定：“我國法定貨幣是人民幣”。絕大多數法定貨幣會轉化為存款，存款電子貨幣(如支付寶)雖然是法定貨幣的轉化形式，但二者在法律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雖然兩者外在形式類似，都需要通過手機等設備完成支付，但是央行數字貨幣代表中央銀行背后的國家信用，存款電子貨幣代表商業銀行的信用。但是，兩者同樣具有較多不同之處：其一，央行數字貨幣是賬戶松耦合，存款電子貨幣是賬戶緊耦合，其資金轉移必須通過賬戶完成。其二，賬戶中的存款電子貨幣，性質是商業銀行的存款貨幣，是法定貨幣的轉化形式，代表商業銀行的信用，如果商業銀行破產，這些貨幣資金會成為破產財產，同時存款人有獲得利息的權利;而賬戶中的央行數字貨幣，代表中央銀行背后的國家信用，如果商業銀行破產，這些貨幣資金不會成為破產財產，只有在中央銀行破產后它才會成為破產財產，同時持幣人并沒有獲得利息收益的權利[21]，法定貨幣不具有價值增值屬性。其三，在存款電子貨幣背景下，商業銀行有權利用存款人的賬戶資金對外投資，獲取投資收益，向存款人支付利息，且商業銀行會收取保管費用和支付結算費用;而央行數字貨幣下，商業銀行無權動用央行數字貨幣對外投資，對其的保管和支付結算也是免費的[22]。

　　最后，央行數字貨幣是無限法償貨幣，不是非法償貨幣。中央銀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一種新型法定貨幣，是對流通中現金(M0)的替代，與人民幣一樣具有同樣的法律性質，它具有無限法償性，任何人不得拒絕接受，否則便視為非法行為;與之相對應的是非法償貨幣，它指的是不具有法定償付效力的貨幣，該種類型的貨幣不具有絕對的支付效力，倘若以非法償貨幣清結債權債務時，對方有權基于非法償性而拒絕承擔給付義務。

　　三、我國央行數字貨幣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機制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此前發布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原型系統實驗研究》，該報告對我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的運行框架進行了深刻剖析(見圖 2)：一方面，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核心要素在于“一幣兩庫三中心”：一幣指央行數字貨幣(CBDC)，即由人民銀行擔保并簽名發行的代表具體金額的加密數字串;兩庫指人民銀行發行庫和商業銀行的銀行庫;三中心指認證中心、登記中心以及大數據分析中心[23]。另一方面，我國央行數字貨幣采取“雙層運營體系”：第一層是中央銀行對運營機構(主要是商業銀行)，第二層就是運營機構對接用戶，這就使得作為 DC/EP 雙層運營體系下重要組成部分的商業銀行在央行數字貨幣“交付”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在區塊鏈技術與數字經濟協同共進的背景下，我國 DC/EP 的發行與流通，將會對商業銀行帶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既包括建設性層面的積極影響，也包括沖擊性層面的消極影響。

　　(一)我國央行數字貨幣對商業銀行的積極影響

　　在區塊鏈技術驅動下，數字金融已成為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其中數字貨幣便是數字金融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對此，我國中央銀行積極擁抱數字貨幣，通過發行 DC/EP 積極應對區塊鏈技術的沖擊，它會給商業銀行帶來積極的影響，即 DC/EP 有利于防止商業銀行金融脫媒，有助于商業銀行降低運營成本，并助力商業銀行提升金融風險防范的水平。

　　1.DC/EP 有助于商業銀行降低運營成本

　　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定位是流通中現金(M0)的數字化，它是以加密算法為技術基礎的央行數字貨幣，有效滿足了用戶的便攜與匿名的客觀需求。在我國，DC/EP 將最終應用于小額、高頻的零售場景而非批發場景，因此將是替代 M0的最好金融工具，而不會對 M1和 M2的貨幣乘數與派生存款產生直接影響，DC/EP 也將遵循所有法定貨幣有關反洗錢等法律規范。 DC/EP 相當于流通中的現金(M0)，是指銀行體系外各個單位和個人手里掌握的現金總數。現階段，商業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存貸，因此銀行的現金業務就非常的繁雜。為了保障資金的安全，對現金的清點檢查、大小面額兌換和收支環節等都會耗費大量的精力。對于銀行現金上繳環節，還需要工作人員利用專業的機器進行捆扎和封裝，在商業銀行和人民銀行發行庫、中心庫和各營業網點之間還需要付出對調運車輛維護和人員培訓的現金成本等等。傳統的貨幣因其物理屬性，為保障儲戶的資產安全，銀行需要大量的精力去保障自己的安全。

　　然而，一旦我國央行數字貨幣順利推行，那么我國就可以很好地減少銀行在這方面的運營成本。屆時，DC/EP 只出現在商業銀行的數字錢包之中，只是借助大數據的加密手段，它是一種貨幣，但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技術符號。一旦 DC/EP 進入到流通階段，它就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現金保管、運輸以及清點環節，這將會有助于減少商業銀行的日常經營負擔。換言之，DC/EP 的順利發行，將會助力商業銀行的現金業務更多地向電子化、數字化轉向，商業銀行的現金管理成本將會大大地減少。

　　2.DC/EP 有利于防止商業銀行金融脫媒

　　當前，大多數國家與地區(如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愿意主動開展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與開發工作，有些國家甚至正式發行央行數字貨幣，一方面是為了維護本國與地區的貨幣主權，提高貨幣支付的使用率;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金融脫媒現象的加劇，尤其是防止商業銀行的金融脫媒。所謂金融脫媒，它是指在金融管制的情況下，市場參與主體繞開金融機構(主要是商業銀行)進行資金交易的一種資金流動狀態，資金供給方通過繞開商業銀行體系，直接輸送給資金需求方，完成資金的體外循環，給商業銀行的發展帶來了重大的挑戰。對于我國而言，不同于海洋法系下的英美發達國家，它們的直接融資市場更為發達，我國作為大陸法系下的代表性國家，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間接融資市場更為發達[24]，更為看重商業銀行的金融中介作用，所以倘若任由數字貨幣對商業銀行造成直接沖擊，很有可能會給我國的商業銀行體系甚至金融體系帶來不利影響。

　　隨著社會經濟的技術化、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商業銀行作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在相對降低。在金融工具與產品持續創新的環境下，金融深化程度持續加強，也會導致金融脫媒現象。目前，中國的非現金(數字)支付歷經四個階段：其一，傳統銀行卡支付階段(2005 年以前)，此階段以中國銀聯成立為標志，當時數字支付與交易主要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導，金融脫媒現象并不明顯;其二，傳統互聯網支付階段(2005—2012 年)，該階段以支付寶獨立運營為開始標志，它的出現開啟了中國傳統互聯網尤其是電子商務的發展大門，同時也動搖了商業銀行作為系統性金融中介的地位;其三，移動互聯網支付階段(2012—2020 年)，該階段以條碼支付為標志，形成了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移動互聯網支付的平臺型企業，這些大型平臺型企業進一步加劇了商業銀行的金融脫媒;其四，央行數字貨幣階段(2020 年以后)，我國加速 DC/EP 的落地與發展，數字支付行業正在重新迎來發展轉向，從過去十五年互聯網主導重新回歸商業銀行主導的新時代。因為在央行數字貨幣新階段，我國 DC/EP 采取 “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雙重運營體系(見圖 3)，商業銀行作為 DC/EP 流通環節中的重要運營機構，向上連接 DC/EP 的發行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向下有效連接 DC/EP 的用戶群體，這就使得居于 DC/EP 雙層運營體系下中間位置的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而言，它在 DC/EP“交付”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此時，在 DC/EP 的發行背景下，商業銀行將重新發揮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有效防止金融脫媒的加劇問題。

　　3.DC/EP 提升商業銀行的金融風險防范水平

　　商業銀行在反洗錢(Anti-Money Laundering，AML)工作中起基礎性的作用，然而目前反洗錢業務對于人工操作的依賴程度較高，系統的處理能力較弱。基于商業銀行卡等賬戶體系的實際控制人難以認定，犯罪分子會選擇通過購買他人身份的銀行賬戶作為洗錢的工具，通過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第三方支付等工具進行跨行、跨省反復轉賬匯款的方式洗錢，商業銀行只能對在本行內部的交易信息進行審查，無法獲取跨行的交易流水信息，難以審查資金最終流向的金融機構以及交易對手，這給反洗錢的交易測和調查帶來障礙。然而，央行數字貨幣一旦推出，商業銀行就可以依托中央銀行“一庫兩幣三中心”的運行框架與數據處理能力強化反洗錢工作與防范金融風險。其一，登記中心、認證中心和大數據中心可以和商業銀行形成信用往來機制，增加數據來源渠道，這就降低了反洗錢的工作難度;其二，認證中心可以將交易對象數字錢包變動信息存儲到系統中，對權屬信息進行及時更新，大數據中心和認證中心的結合可以極大地增強中央對貨幣流通的管理能力。一旦發現某一賬戶的央行數字貨幣數額變動超出了儲戶的正常使用范圍，那么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就可以采取相應措施，從而有效提升對潛在洗錢活動的風險防范與管控能力。

　　(二)我國央行數字貨幣對商業銀行的消極影響

　　不可否認，央行數字貨幣的創新發展，勢必會給以商業銀行為首的金融機構帶來積極影響。但是，任何創新都有其雙面性，在央行數字貨幣試點推廣如火如荼的情形下，央行數字貨幣同樣會給商業銀行帶來某些消極影響。

　　1.DC/EP 導致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收入減少

　　從技術設計上看，央行數字貨幣具有無交易成本、支付即清算、以及離線使用等內在特點。隨著 DC/EP 在我國深圳、蘇州、雄安、成都等地試點推行，并在不久的時刻有望全國落地，這勢必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主營業務，致使傳統經營業務收入銳減。

　　首先，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可能對商業銀行的支付結算產品構成挑戰。傳統的商業銀行卡消費、支付、第三方賬戶綁定、銀行卡專用賬戶等產品，這可能與央行數字貨幣產生替代效應。然而，央行數字貨幣具有法律強制力，并通過統一應用錢包方式支付，具有便捷性、安全性、統一性等優勢，這將會相當大程度地替代傳統商業銀行的支付結算業務。

　　其次，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可能減少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規模，增加商業銀行的負債成本。鑒于商業銀行日常支付的便利性，雖然商業銀行的定期存款、理財產品的提取、贖回面臨一定的成本和手續限制，但是居民始終愿意持有一部分高流動性的活期存款以備支付需要。然而，一旦央行數字貨幣發行之后，即便它并不支付利息(目前 DC/EP 設計上不支付利息)，但由于央行數字貨幣支付具有便捷迅速、平臺兼容性高等優勢，普通用戶在未來可能更傾向于將商業銀行中部分活期存款兌換成央行數字貨幣存放在數字錢包中，以備隨時支付需要。或則，隨著央行數字貨幣的廣泛應用，未來企業單位的員工工資可能通過央行數字貨幣形式發放，近期已經有不少互聯網平臺型企業(比如京東、滴滴等)嘗試通過央行數字貨幣形式向員工發放工資。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商業銀行的活期實現部分替代，可能會減少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規模，影響商業銀行負債端的資金來源。商業銀行為了維持活期存款的穩定性與規模性，可能會通過提高存款利率來吸引儲戶，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業銀行的負債成本。最終，商業銀行活期存款規模增加或是減小，則取決于央行數字貨幣是否付息、居民日常支付習慣以及對數字貨幣與現金電子化的偏好等。

　　2.DC/EP 給商業銀行的金融基礎設施帶來壓力

　　在區塊鏈技術尤其是央行數字貨幣的深度應用背景下，DC/EP 將會對傳統金融基礎設施帶來重大影響，這將會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業務運行。當前，我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秉承著技術中性原則，堅持采取中心化的數據庫賬本技術，充分借鑒了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理念，決定了要克服其技術漏洞，必須在其發行、交易以及使用的各環節上加強技術建設，特別是支付終端上，可借鑒現有的第三方支付的成熟經驗，確保存儲和支付的安全穩定性。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以及各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對接方面也要求有完善的數據傳輸基礎設施，實現央行數字貨幣流通各環節的系統兼容性[25]。不過，面對央行數字貨幣的快速發展，商業銀行在對接央行數字貨幣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依然乏善可陳。

　　從技術設計理念上看，我國央行數字貨幣采取“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雙層運營體系，主要側重于對流通中現金的替代，但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將依然會保留現鈔法定貨幣(紙幣與硬幣等)，出現現鈔法定貨幣與央行數字貨幣并行流通的局面。因此，面對這樣的并行流通局面，商業銀行需要對現行的基礎信息系統和貨幣數據庫重構或者更新，不斷拓展商業銀行的數字貨幣的服務鏈條，以滿足現鈔法定貨幣和央行數字貨幣流通的需要。而且，各商業銀行需要搭建自己的數字貨幣業務庫，用于接收和存儲中央銀行發行的央行數字貨幣。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商業銀行增加在央行數字貨幣安全存儲、保密性以及高效結算等方面的研發投入。從短期來看，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這會增加商業銀行與央行數字貨幣業務相關的投入及運營維護的成本;不過，從長期來看，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商業銀行通過代理發行與托管央行數字貨幣，這將可以有效拓展商業銀行在區塊鏈金融尤其是數字貨幣方面的服務鏈條，不斷豐富商業銀行的業務種類，提高商業銀行的業務附加值。

　　3.DC/EP 可能給商業銀行帶來雙向治理風險

　　央行數字貨幣的推行，將會對商業銀行的治理產生重大影響，因為法定貨幣的“物質” 基礎發生了實質變化，它不再是傳統范疇上的現鈔貨幣，而是采取數字化形式的貨幣。誠然，相對于傳統法定貨幣(紙幣、硬幣)的金融治理“盲區”問題，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確實具有內在優勢，它可以降低傳統法定貨幣的發行與流通成本，提升經濟活動的便利性與透明度。通過利用央行數字貨幣的數字化特性，有助于實現貨幣的精準投放與逆周期調控，解決“負利率”的流動性陷阱困境[26]。因此，央行數字貨幣將扭轉甚至終結私人數字貨幣(比特幣、萊特幣等)對于傳統法定貨幣的競爭優勢。然而，央行數字貨幣畢竟是一種創新型金融產物，采用雙層運營體系，可以不綁定商業銀行的賬戶，直接對接使用人的身份識別，故而它也擺脫了對于傳統商業銀行賬戶體系的依賴，有可能帶來治理層面的風險[27]。而且，對于此類新型的金融產物，其一，央行數字貨幣給商業銀行帶來外部法律與監管治理風險。我國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立法幾乎呈現出空白狀態，無論是《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基本法律，還是《支付結算辦法》與《大額支付系統業務處理辦法》等其他規范，都沒有明確央行數字貨幣的法定發行權。中國人民銀行發行 DC/EP 是否有法可依?公民使用央行數字貨幣時相關權利比如隱私權能否得到保障?公民使用央行數字貨幣時面對損失是否有相應法律救濟?以上種種問題都是亟待立法者進行思考并在實踐過程中加以解決。其二，央行數字貨幣給商業銀行帶來內部治理風險。誠然，央行數字貨幣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會提升商業銀行的金融風險防范水平。然而，央行數字貨幣畢竟是一種全新的金融產物，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這具有相當大的不熟悉性與應適應性。不難預料的是，DC/EP 的發行與流通，勢必會因為央行數字貨幣創新發展與商業銀行內部治理不平衡，對商業銀行的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貪污腐敗以及反偽造變造貨幣等傳統內部治理帶來消極影響，對商業銀行提升內部風險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央行數字貨幣浪潮下商業銀行的回應進路

　　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將會給商業銀行帶來各種積極與消極的影響，商業銀行需要抓住這一次重要的發展機遇，揚長避短，給予有效的回應，打贏央行數字貨幣發展中的“攻堅戰”。

　　(一)推動商業銀行的綜合業務發展

　　央行數字貨幣的推行，對商業銀行業務發展而言，這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減少商業銀行的傳統營業業務(支付結算、存貸款等)，也可能給商業銀行帶來諸多發展機遇。

　　一方面，由于我國央行數字貨幣采取“雙層運營體系”：第一層為中央銀行對運營機構(主要是商業銀行)，第二層為運營機構對用戶，其中“雙層運營體系”下重要組成部分的商業銀行在央行數字貨幣“交付”中占據了重要地位，這便使得商業銀行在與第三方支付平臺(如微信支付、支付寶等)的競爭中重新獲得優勢。央行數字貨幣的基礎功能在于創新的支付，它可以借助于物聯網(IOT)技術與各行各業實現“互聯互通”。屆時，商業銀行可以充分利用央行數字貨幣的支付功能，圍繞其支付場景向用戶提供各類綜合性金融服務。

　　另一方面，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央行數字貨幣可以延伸到零售場景中。由于當前央行數字貨幣主要發行給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在央行數字貨幣體系中居于中間重要位置，有效連接人民銀行與客戶，所以商業銀行需要充分抓住央行數字貨幣給予的發展機遇，有效獲取各種類型的活躍流量，不斷增強商業銀行的客戶數量與客戶黏性。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這將有利于帶動商業銀行建設開放的數字化平臺，聚集不同種類的場景合作方，并有效滲透終端用戶促使其通過不同媒介與渠道在日常生活中“高頻”使用商業銀行的服務，有力地推行商業銀行的科技成果轉化與創新業務發展。除此之外，商業銀行可以發展代理數字貨幣發行、數字錢包托管等新型表外業務，全面支撐起各種類型的金融業務發展。

　　(二)強化商業銀行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從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以及流通機制分析，針對中央銀行的發行端，商業銀行需要數據編碼與區塊鏈格式轉碼;針對用戶端，商業銀行需要對央行數字貨幣交易請求接收。央行數字貨幣的推出，將勢必重塑商業銀行現今的信息系統。在現今商業銀行信息系統難以適用全新央行數字貨幣背景下，商業銀行需要積極應變，提前布局央行數字貨幣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統籌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與支付體系，為即將發行、流通的央行數字貨幣做好充分完善的準備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技術研發、人員配備以及網點分布等前期工作。具體來說，商業銀行可以借助數字化銀行項目，重點加大對區塊鏈技術人才以及資金的投入，實現對其傳統信息系統的全面改造，旨在將其信息系統升級更新為適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新型系統，積極推動商業銀行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隨著央行數字貨幣的深度應用，用戶的交易習慣與行為模式可能會發生實質性變化，商業銀行需要積極投入于央行數字貨幣的配套研究，深入分析央行數字貨幣使用后對商業銀行現有商業模式可能產生的影響，加大在信息系統方面的研發投入，對現有商業銀行的運營模式作出回應，積極建設商業銀行的在線數字平臺，從而謀求央行數字貨幣視閾下的數字競爭優勢，從而為用戶帶來更佳的使用體驗，最大限度地減少經營影響。

　　(三)有序推進商業銀行的雙向治理

　　央行數字貨幣高度依賴各類數字技術，使其在金融體系發揮基礎設施作用時產生的各種風險更容易被傳播，而且央行數字貨幣的技術密度和可匿名性也加深數字貨幣中風險評估與預警難度。在央行數字貨幣發展浪潮下，商業銀行作為市場重要參與者，亟須對傳統單一行政監管的規制理論進行改革，從政府監管向多元治理轉變[28]。

　　首先，加強商業銀行的外部法律與監管治理。目前，我國對于數字貨幣領域的立法幾乎是空白的，立法更無法涵蓋到央行數字貨幣層面。央行數字貨幣的可控匿名性導致中央銀行的監管與媒介效能弱化，無法對其采取強有力的監管。其一，我國需要加快央行數字貨幣的法律治理，從法律制度和監管架構上確立央行數字貨幣的法定地位，確立專門監管部門和行業準入制度。只有從法律層面將央行數字貨幣與非法定數字貨幣(私人數字貨幣、機構數字貨幣等)區分開來，才能發揮央行數字貨幣的貨幣功能，排除非法定數字貨幣對金融市場秩序的不良影響。其二，我國需要對央行數字貨幣構建完善的、有針對性的監管制度。針對央行數字貨幣的快速發展，我國對內需要確保中央銀行掌握必要的數據，加強對央行數字貨幣在商業銀行的監測交易、審慎監管和洗錢犯罪等行為，同時應當對商業銀行積極運用存款準備金、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使貨幣政策更好地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實現貨幣政策在新貨幣形態下的有效性。另外，我國對外需要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并加強國際合作。在央行數字貨幣的治理實踐上，英國、新加坡等地采取“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方式對數字貨幣進行創新監管，這對于尚不成熟的央行數字貨幣監管具有參考意義。同時，需要加強國際層面合作。央行數字貨幣采用數字化技術發行與流通，它與貨幣數字化以及金融全球化緊密關聯，央行數字貨幣的應用將會逐步滲透到國際金融、外匯、外貿等多個領域，此時一個國家的金融監管并不足以對央行數字貨幣進行監管，需要加強國際經濟法治層面的配合與合作[29]，通過國際合作監管與治理，積極應對央行數字貨幣在流通中所面臨的國際金融市場風險，有效防范境外關于央行數字貨幣的違法犯罪行為。

　　其次，強化商業銀行的內部風險治理。央行數字貨幣的推行，為商業銀行開展反洗錢、反貪污腐敗與反偽造變造貨幣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風險治理要求。堅持采取中心化的數據庫賬本技術，充分借鑒了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理念的 DC/EP，可以對央行數字貨幣交易流程的實施全程監督。具體而言，央行數字貨幣可以通過對數據庫賬本技術設計，提高對洗錢活動的處理和執行效率，解決時效性問題。通過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加強人工智能的自我學習能力，在運行過程中學習洗錢活動的新特征和趨勢，從而及時更新智能合約。這針對當前過于依賴人工的反洗錢過程而產生的學習能力不強的問題，也能夠得到有效地改善。在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與流通過程中，商業銀行需要總結發展經驗，采取微觀審慎的發展態度，制作一套具有可實施性的風險防范方案，加強商業銀行的內部風險治理。此外，商業銀行內部之間可以加強相互合作，建立一套統一的數字貨幣技術標準;通過與相關政府機構加強合作，助力其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央行數字貨幣監管體系，實現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與治理的雙向推進。

　　五、結語

　　每一次技術的發展演進，都會或多或少地對傳統社會經濟帶來影響。當技術深度應用于貨幣領域之時，并與信用維度相結合后，這便導致貨幣從個人信用(如商品貨幣)發展到企業信用(如銀行貨幣)、國家信用(如法定貨幣)，并進一步演進至基于社會共識(Consesus)的央行數字貨幣(CBDC)，這是技術發展層面的必然，也是信用深化層面的應然。當前，人類社會正在從互聯網技術時代向區塊鏈技術時代邁進，各種加密數字貨幣從私人數字貨幣(比特幣、萊特幣等)到機構數字貨幣(天秤幣等)，在技術的驅動下獲得了快速發展，倒逼各國加快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進程。因為各種不同類型的數字貨幣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而且不同國家的央行數字貨幣之間亦存在著主權貨幣與國際話語權之爭。世界范圍內各主要國家與地區，基于維護貨幣主權、提升貨幣效率、降低貨幣成本等客觀原因，紛紛加快本國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工作。對此，我國在 2014 年便開始研發 DC/EP，并在 2020年開始在深圳、蘇州、雄安、成都以及冬奧會場景對 DC/EP 進行試點測試，有效應對其他數字貨幣的激烈競爭，把握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趨勢。

　　從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技術設計看，它基于國家信用發放，可以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更加高效，提高人民幣在數字貨幣上的話語權，維護我國的貨幣主權。從 DC/EP 的運行框架上看，它采取了“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雙層運營體系，有助于商業銀行實現運營成本的降低、金融脫媒現象的減緩以及金融風險防范水平的提升。然而，任何一種創新型金融產物，并非十全十美，它也可能給傳統社會經濟帶來消極影響。同理，DC/EP 亦會對商業銀行帶來消極影響，它可能導致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收入減少，給商業銀行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帶來壓力，并給商業銀行帶來雙向治理風險。在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道路上，道路是曲折的，但未來是光明的。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這同樣是一次“曲折”與“光明”的抉擇，倘若商業銀行順應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浪潮，在 “曲折”之路上積極回應：推動商業銀行產品應用以促進綜合業務發展，強化商業銀行信息系統建設以推動金融基礎設施升級，有序推進商業銀行的雙向治理以防范其治理風險，那么商業銀行的未來發展之路必然通往“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