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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逆全球化的當代主要矛盾論分析與應對

來源: 樹人論文網發表時間:2022-01-25
簡要:摘 要:全球化進程中的多邊主義立場與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的矛盾是當代主要矛盾。只有把握這一主要矛盾,才能科學說明當代全球化的本質內涵、逆全球化的引發主因,以及正確加以應

  摘 要:全球化進程中的多邊主義立場與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的矛盾是當代主要矛盾。只有把握這一主要矛盾,才能科學說明當代全球化的本質內涵、“逆全球化”的引發主因,以及正確加以應對等的問題。當今全球化的本質內涵是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作為多邊主體實現自身聯系和利益日漸全球緊密化的過程。“逆全球化”則是一些國家的政府、政黨和民眾囿于該國的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把全球化當作“出氣筒” “替罪羊”和“假想敵”的一種社會浪潮。這種浪潮在客觀上干擾和延緩了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當代人類的出路就在于,要加強全球化的多邊主體建設,堅決排除“逆全球化”的干擾。而這是一個具有可行性、艱巨性,通過條件創造完全能夠實現的偉大工程。

  關鍵詞:當代主要矛盾;全球化;逆全球化;多邊主體建設

關于逆全球化的當代主要矛盾論分析與應對

  陶富源 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2-01-25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運動深入發展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浪潮卻如異軍突起,在世界不少國家特別是西方世界涌動。面對如此情勢,全球化的命運如何,人類的路在何方,也就成為籠罩世人心頭的惴惴愁云。突然而來的新冠疫情對全球化所造成的干擾作用也被國際上某些勢力加以夸大,并借以來對逆全球化推波助瀾,從而使世人心頭的愁云愈加濃重。這里涉及對當代全球化本質內涵的科學認知、逆全球化引發主因的準確指認,以及如何正確加以應對等的問題。本文試圖從分析當代主要矛盾入手,分以下四個部分,來對上述問題展開論述。

  一、當代主要矛盾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基于對當時國際形勢,即東西緊張對峙、南北差距擴大的分析,我國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戰略判斷。這一判斷為我國堅持和平與發展的道路提供了思想支撐。幾十年來,我們行進在這條道路上,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一實踐成果證明,上述戰略判斷具有無可爭辯的政治正確性。然而,在當今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國際環境中,特別是人類已邁上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征程,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也就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時代主題即時代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對當代主要矛盾的認知和解決。

  當代主要矛盾是兩種立場的矛盾。這個矛盾是指,全球化進程中的多邊主義立場與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的矛盾。所謂多邊主義立場,即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把自己國家視為全球化的多邊主體,主張通過攜手努力,謀取共同利益的立場。所謂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即一些國家的政府、政黨和民眾把自己國家或參與的排他性集團視為全球化運動中孤立存在的所謂主體,試圖通過單打獨斗或零和博弈,來謀取一己利益的立場。當然,這樣說并不否定各國政府和民眾仍是其國內事務的主體。那么為什么說這兩種立場的矛盾是當代主要矛盾呢?這里從以下兩個維度來加以說明。

  (一)兩種立場矛盾的走向決定著人類未來

  即它是一個關系當代全球化前途和人類命運的決定性矛盾。具體說來就是,如果堅持多邊主義立場,就能正確對待和處理本國與全球化的關系。即把二者視為“小我”與“大我”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作為“大我”的全球化也就會被如實視為作為“小我”的各國政府和民眾得以生存發展的總體保障和基礎支撐;同樣,“小我”也會被如實視為“大我”的有機構成元素和動力源泉。因此,要實現“小我”,首先必須為“大我”;同樣,為了“大我”,又必須最終落實為“小我”。為了實現“大我”與“小我”的辯證統一,要求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增進共識,深化互信,同舟共濟。即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要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從而去建設一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的全球化”。①

  反之,如果堅持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那么一國政府和民眾或其參與的排他性集團也就會把自己僅僅視為其心目中的“自我”。與之相關聯,也就會把全球化及參與其中的別國政府和民眾視為“他者”。這里的所謂“他者”,就是在有利時,成為自我謀取利益的工具;在有險時,利用其成為避險和嫁危的對象。很顯然,如果這種立場成為一些國家,特別是那些主要強國的立場,那么就會造成更多的無序和混亂,更多的對立和沖突,以致全面的對抗和動蕩。這樣一來,不僅已經取得的全球化成果會毀于一旦,而且還會從根本上裂解全球化,從而使人類陷入一個極為黑暗的時代。

  (二)兩種立場矛盾的解決統攝著其他矛盾的解決

  即它是一個創造條件緩解和解決當今世界其他矛盾的統籌性矛盾。這里的其他矛盾主要是指“南北” 和“東西”兩大矛盾。

  第一,關于東西矛盾。一個國家是選擇社會主義,還是選擇資本主義,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必須予以尊重。別國代替不了,也無權干涉。從這個意義上說,并無所謂東西矛盾。但如果有誰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制度有別,而干涉他國內政,或企圖搞制度輸出,那么也就造成了東西矛盾。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干涉和輸出,不僅違背聯合國憲章,遭世人唾棄,而且代價不菲,并通常是以失敗告終。另外,歷史也已昭示,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全面對抗,冷戰對峙,也絕沒有出路。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問題上,其唯一正確取向就是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當代全球化的發展,也就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一個好的平臺。通過這個平臺,不同制度的國家作為全球化的多邊主體,共同治理全球事務,增加相互了解,擴大共同利益,共擔全球風險。

  第二,關于南北矛盾。這一矛盾也只有通過當代全球化這個平臺,通過對多邊主義立場的堅持和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的克服,來逐步獲得解決。堅持多邊主義立場,也就是使北方的資金、技術優勢與南方的勞動力優勢得以合理結合。在這種結合中,南方以引進、消化、吸收為基礎,因而其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相對于發達國家成本更低、風險更小,從而使其后發優勢得以彰顯,以致迎頭趕上。這樣也就為縮小南北差距提供了根本路徑。南方實力的提升是重要前提,這樣也就能有力促進代表北方單邊利益的國際舊秩序向代表南北雙方共同利益的國際新秩序轉化。

  總之,多邊主義立場與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的矛盾是當代主要矛盾。只有以這個主要矛盾為思維框架,才能科學說明當代全球化的本質內涵。以此為前提,才能科學揭示“逆全球化”的引發主因,為人類指明出路。

  二、當代全球化的本質內涵

  (一)當代全球化的雙重本質及其統一

  什么是全球化?就其現實及發展趨勢來說,全球化有兩個方面的本質內涵。其一,在存在論上,全球化意味著經濟聯系和以此為基礎的政治、文化聯系的全球規?;F涠趦r值論上,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的命運,即生存發展利益的全球緊密化。也就是人們通常所形容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但到目前為止,被人們廣泛引用的關于全球化的定義,往往只是在存在論上言說全球化,并且是側重從經濟維度來談全球化,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樣做,不僅較為片面,而且有其根本缺陷。這類定義把全球化視為一個無主體的過程,從而遮蔽了關于全球化的主體擔當以及全球化與主體命運的緊密關聯。實際上,全球化的當代發展與全球化的多邊主體擔當及其命運是高度融合、不可分割的。另外,如果脫離了主體來談全球化,那么也就是脫離了利益來談全球化。這樣一來,也就很難看清全球化過程中的利益糾葛和利益結構的變遷。因而從總體上說,當代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作為多邊主體實現自身聯系和利益日益全球緊密化的過程。

  誠然,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發展中的事物,其本質內涵是一個不斷生成和豐富的過程。也就是說,當代全球化的本質也是一種歷史的生成。

  (二)當代全球化本質的歷史生成

  從主體維度說,到目前為止的全球化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西方各國作為單邊主體的推進階段,或曰全球化的單邊主體階段;二是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作為平行主體的推進階段,或曰全球化的平行主體階段;三是正在形成中的多邊主體的推進階段。

  全球化的單邊主體階段。其時間是從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到1917年的蘇俄十月革命。這一階段的全球化是作為單邊主體的西方各國以暴力侵略,輔以商貿為手段,打開東方大門,在政治上使東方成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在經濟上使東方成為西方原料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地的過程。這一階段的全球化本質上是血腥的全球化。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所論述的,就是這一階段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平行主體階段。其時間是從蘇俄十月革命到上世紀90年代初。全球化的上述第一階段之所以會演變到第二階段,說到底,是根源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激化。一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矛盾的激化,從而導致了世界大戰的爆發;二是西方宗主國與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矛盾的激化,因而導致了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在這些沖突和戰爭中,誕生了社會主義蘇聯和以其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及一大批國家陸續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隨著西方一統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以及東西力量對比的變化,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國家集團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集團之間的對峙與冷戰。雙方在政治、軍事上相互敵對的同時,在經濟上也做了互相切割和脫鉤的處理。但同時它們又在各自陣營內展開了跨國的分工與合作,從而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平行的市場。這一階段的全球化,因兩大集團的政治介入,使全球經濟被生硬地一分為二,完全背離了全球化的本質要求。因而這個階段的全球化是一種扭曲的全球化。它對社會主義陣營及其國家而言,既有其利也有其弊,且弊大于利。其利在于避免了西方政治經濟的控制;其弊在于阻塞了向西方文明學習及通過這種學習實現自我提升的通道。由于沒有處理好這種反控與學習的關系,在這一時期中,導致了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相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停滯與落后。

  全球化的多邊主體階段。這一階段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新技術革命的推進及蘇東集團解體所促成的全球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特別是十多億中國人通過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投身市場經濟大潮所帶來的強勁動力,造成了新一波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用其后發優勢群體性崛起,成為全球化日益重要的主體。由此,過去幾百年存在的那種東西失衡發展被東西平衡發展逐漸取代。不僅如此,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也使世界各國家各民族日益形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因而這一階段的全球化,才真正開啟了全球意義上的全球化,或曰真正的全球化。全球化發展到這一階段即當代全球化階段,也才具有了上文所言的較為完整的本質內涵。

  (三)關于當代全球化本質誤讀的理論澄清

  如上所言,全球化已進入到第三階段。但問題在于,人們的意識往往滯后于已經變遷的生活。環顧世界,仍有不少人停留在全球化發展的先前階段上,從而滋生了對當代全球化本質的誤讀和種種不當對待。

  比如,世界上有一些“左派”人士之所以反對全球化,是因為他們把全球化理解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殖民主義的全球化”“帝國主義的全球化”①。不難看出,這種關于全球化的理解,大體符合全球化第一階段的實際。或者說,是對西方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那種血腥全球化的一種認知。然而時代已經不同了。殖民主義橫行的時代早已一去不歸,廣大東方國家也早已作為主權獨立國家投身全球化運動之中。與這種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相聯系,在經濟上,推動全球化的資本,不僅有西方國家的資本,而且有東方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因此,如果對資本的社會制度屬性不加區別,進而把資本等同于資本主義,以至把資本等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從而把資本所推動的全球化說成是全球的西方化,這是極為不妥的。

  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的理論界也曾有這樣一種模糊認識,即把資本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由于受這種混為一談的“左”的思想影響,有學者提出了一個關于全球化是“陷阱論”的觀點。即認為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為剝削壓迫東方所設置的陷阱 (誠然,相對于全球化的第一階段,大體是可以如此言說的),因而投身全球化也就是自投西方陷阱。然而,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這一觀點是片面的,總體上是錯誤的。拒斥全球化只會封閉落后,導致敗亡,融入全球化才是出路。因此,全球化絕非陷阱,而是機遇與挑戰同在。誠然,機遇對能抓住它的人來說,才是真正的機遇;同樣,挑戰對能應對它的人來說,也就不再是挑戰。因此,機遇也好挑戰也罷,都取決于作為全球化主體的各國政府和民眾如何加以應對。

  又比如,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反對全球化。從思維方式來說,它實際是把全球化視為東西之間、特別是中美之間零和博弈的游戲場。為了捍衛美國的霸權利益,美國政府在近幾年來一方面高舉美國優先的旗幟,大搞單邊主義、霸凌主義,挑起貿易戰,實施極限施壓;另一方面,繼續拉幫結派,圍堵和欺壓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這種做法背后的邏輯,實際是沿襲或再現了全球化第二階段的冷戰思維。然而全球化畢竟已進入到第三階段,任何留戀過去的倒行逆施,在傷及別國和世界的同時,也必將傷及自身。

  因為這是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全球化的當代邏輯。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推行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是不可持續的,它必將遭受慘重失敗。把握多邊主義立場與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這一當代主要矛盾,不僅為科學說明當代全球化的本質內涵,澄清認識上的種種是非提供了核心原則,而且對科學揭示“逆全球化”的引發主因也是很有意義的。

  三、“逆全球化”的引發主因

  在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參與“逆全球化”運動的人們成分復雜、訴求多樣。但如果細加分析可以發現,其引發主因是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關于全球化的多邊主義立場的缺位和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的凸顯。誠然,這里的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表現各式各樣。歸納起來,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一些西方民眾發泄不滿的遷怒型;第二類,一些西方國家的當權者推卸責任的萎過型;第三類,一些西方國家權力覬覦者撈取政治利益的操弄型。

  (一)“遷怒型”逆全球化及其分析

  “遷怒型”逆全球化是指一些人在認知上把那些不因全球化而起的、對自己而言的負面事件,借助其表面聯系,與全球化硬扯在一起,遷怒于全球化,遷怒于全球化的其他參與方。即把全球化及其他參與方作為發泄其社會不滿的出氣筒。

  比如,全球化包括各種人員為正當目的 (求學,旅游,探親,工作等) 而進行的有序跨國流動。這與過去幾年來源于中東、北非為躲避戰亂、沖突和地區動蕩而形成的難民潮不是一碼事??墒怯腥税央y民潮說成是全球化惹的禍,這顯然是找錯了對象。難民潮的問題不是源于全球化,因而不能通過反全球化來求得解決。其唯一出路就是,要在難民流出地謀求和平,推動和解,恢復穩定。

  又比如,全球化還包括金融全球化。表現為國際性的借貸、投資和貿易結算等。但金融全球化與國際金融危機沒有必然聯系。因此,不能把國際金融危機歸咎于金融全球化。它的發生是金融資本過渡逐利、金融監管嚴重缺失的結果??梢?,那種為避免國際金融危機而對金融全球化乃至全球化加以非難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再比如,英國脫歐派打出了“反全球化”的旗號,因而不少人把英國脫歐視為“反全球化”的一個重要事件,其實不然。英國脫歐起源于英國作為歐盟的一員,在其享有權利和所盡義務的計算與權衡上,在英國社會引發了不同觀點的認知和爭議。這種爭議原本是可以通過適當的途徑加以協調。然而由于當政者的不作為,加之這一分歧被一些機會主義政客所利用,被炒作、放大,最后只能以“公投”這種不靠譜的方式解決留歐還是脫歐這種復雜而重大的問題,致使英國在近幾年處于不確定的陰影之中。實際上,英國脫歐以后,并沒有脫離全球化而孤立發展自己。也就是說,“英國脫歐”這件事本身既非脫離全球化更非所謂“逆全球化”。

  還比如,現在有人把正在發生的新冠疫情的全球擴散歸罪于全球化,這也是不對的。作為全球化一種表現的全球人員往來的加快、加密,只是為包括新冠疫情在內的傳染性疾病的全球流行提供了某些條件而非病源本身。只有從源頭上加以根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發展趨勢來說,這種“遷怒型”的逆全球化,可以鬧轟一時,但不會長久。因為隨著引發人們憤怒的那些事件的淡化和消退,這種對全球化的遷怒,自然也就不復存在。

  (二)“萎過型”逆全球化及其分析

  上述“遷怒型”逆全球化,如果說,引發人們動怒的事件在其發生上與全球化無關的話,那么,“萎過型”逆全球化其所言之“過”,則不能說與全球化毫無關系。但又不能說,罪在全球化,因而不能加以開罪。

  眾所周知,資本運作、市場自由、優勝劣汰等機制對全球化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正是這種作用發揮了巨大作用。其一,促進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的優化配置,實現了各國產業的合理分工,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其二,擴大了市場規模,形成了全球的整體效應;其三,給各國消費者帶來了多樣化的商品選擇,從而享受到了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的巨大改善。可以說,沒有上述機制的推動作用也就沒有全球化,沒有全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

  但是,在承認上述機制對全球化發揮巨大作用的同時也要承認,它們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效應,從而給一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和民眾生活帶來一些不良影響。但這些負面效應的產生不是全球化的必然,也并非不可化解。要化解這些負面效應,就要求世界各國堅持多邊主義立場,協調一致采取措施,加強全球治理,以達到互利共贏。但決不能不作為,決不能像某些國家的當政者那樣,把自己在這一方面的不作為和無能萎過于全球化。

  比如,作為全球化推動機制之一的資本運作有兩種性質,從而有兩種結果。一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首要原則的資本運作;二是以增進國民福祉為首要原則的資本運作。前者必然導致勞資對立、貧富分化,即1%與99%的矛盾;后者則會導致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應該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運作所造成的勞資對立、貧富分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確實被放大和加劇了。但在承認這一點的同時又必須承認它不是全球化制造出來的。它的根子在于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治理危機。如果人們對這些危機不加正視,或有甚者,比如某些西方國家的當政者為了轉移公眾視線或向外轉嫁危機,竟然把全球化當成了替罪羊,把參與全球化的別國視為禍源加以攻擊。這不僅毫無道理,而且于事無補,只會使其國內危機愈發嚴重。

  又比如,作為全球化推動機制之一的市場自由也有兩種形式,從而有兩種結果。一是放任的市場自由,即新自由主義所倡導和推行的市場自由。無數事實已經證明,哪里推行這種自由哪里就會造成災難。二是監管的市場自由,即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自由。在這種市場與政府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張力中,監管意味著有序,但統而不死;自由意味著活力,但活而不亂。打個比方說,那種放任的市場自由,猶如沒有堤防的橫流之水,難免造成災難;而監管的市場自由猶如沿著河渠的流水,能澆灌綠色。因此,不能把放任的市場自由所引發的災難,說成是全球化之過。在這里,我們不能放過真兇,而讓全球化為之頂罪。

  再比如,作為全球化又一推動機制的優勝劣汰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產業升級的同時確實會導致一些缺乏競爭力的產業淘汰和相關人員的下崗失業,但失業和由此造成的貧困并不是全球化帶給一些人的必然命運。因為產業升級在淘汰部分崗位的同時又創造了新的崗位。也就是說,它在造成部分人失業的同時,又開啟了新的就業門路。然而,從失業到就業創業需要實現相關人員的技能提升。而這作為一個社會問題需要政府在這方面發揮組織領導作用,即加強對相關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在近四十多年中,中國通過這種學習培訓實現轉崗就業或創業的人員數以億計。至于那些因各種原因失去就業能力的人,中國政府也是通過制度安排,施以援手,使其生活得到最低保障。對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來說,因全球化所導致的工廠外遷從而形成“銹帶”和工人失業等問題,也是完全可以通過政府引導藍領轉業和稅收傾斜等措施,加以妥善解決。

  總之,在全球化推進過程中,某種推進機制因制度 (包括政策) 設置不當所引發的種種問題,作為全球化參與主體的各國政府是完全可以通過制度改革,強化內部治理和外部協調來求得緩解和解決的。如果在這方面不施作為,那就怪不得全球化,而只能怪它們自己。當然,一國的當政者能否在與外國的協調配合下,通過改革糾正原有制度和體制的弊端,這是需要勇氣、智慧和力量的。

  (三)“操弄型”逆全球化及其分析

  “操弄型”逆全球化是指西方一些政治勢力特別是新保守主義勢力把全球化視為假想敵,操弄“反全球化”,作為其在國內騙取選票的手段和在全球化中謀取本國單邊利益的工具。它們竭力泡制“全球化使本國受害論”,借以聳動視聽、挑動不滿、灌輸恐懼、散布仇恨,從而對內助長民粹主義、對外推行民族主義。與此同時,它們還打出“本國優先”的旗號,以所謂愛國者、民眾護佑者、弱群拯救者的形象裝扮自己,借以打擊政敵,騙取民眾信任,撈取政治資本。然而此類政治勢力一旦掌權,其所維護的依然是有利于少數精英的資本主義。近年來,這種戴著面具爭奪選票的鬧劇在一些西方國家輪番上演。然而民眾并不像這些政客所認為的那樣容易上當。民眾所需要的不是空洞的承諾,而是其生活的實實在在的改善。

  總之,無論是何種類型的“逆全球化”,都源于多邊主義立場的缺失?;蛘哒f,其所立足的是與多邊主義立場相悖的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因而才把全球化及參與其中的別國政府和民眾視為“他者”,以致當作“出氣筒”或“替罪羊”或“假想敵”。然而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打著“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旗號這件事本身就起著混淆視聽以至丑化和妖化全球化的作用,從而干擾和延緩了全球化的進程。因此,對“逆全球化”雖不能像某些論者那樣,籠統地斥之為“倒退”,①但也決不能像另一些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有所謂“進步性”“功勞性”或“正當性”可言。②

  四、加強全球化的多邊主體建設

  全球化出路在于要排除逆全球化的干擾,要在當代全球化事務中,加強多邊主體建議。加強多邊主體建設涉及可行性、艱巨性,以及條件創造等問題。

  (一)加強多邊主體建設的可行性

  加強多邊主體建設的可行性可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來加以說明。在西方歷史上,戰爭曾被不少國家視為謀取生活資料的一種方式。作為這一傳統的延續,在全球化起步階段,西方列強也把炮艦政策作為其開疆拓土、建立殖民帝國的工具,同時它也成為列強之間爭奪利益的首選,于是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然而這次大戰的慘烈,改變了各國公眾對戰爭的認識。于是于1928年先后有60多個國家簽署“非戰公約”,以作為多邊主體來承擔維護和平的責任。然而事物的發展是曲折的。這股和平主義浪潮沒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這次更為慘烈的戰爭,也進一步喚醒了人們的多邊主體自覺。于是,二戰后的1945年,有了51個國家作為創始國的聯合國的誕生,后來其會員國發展到190多個。大家共同承諾,遵守聯合國的憲章和宗旨,共同“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發展國際友好關系”。由此,聯合國的誕生也就成為國際政治事務中世界各國作為多邊主體生成的一個歷史標志。直到現在,聯合國仍然是國際政治事務上代表性最廣泛、最具權威的國際組織。

  在國際事務中,多邊政治主體的形成脫離不開多邊經濟主體的形成。世界多邊經濟主體的形成,也是基于歷史教訓的總結。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各國奉行孤立主義、保護主義,通過惡性競爭,互相爭奪有限的市場,這作為一個原因,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一歷史昭示人們,經濟的多邊合作是必要的。于是,“二戰”結束時,在美國主導下所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汲取了大蕭條時期的經驗教訓,支持有限與可控的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以避免損人利己的保護主義危害。后來在這個體系的基礎上,又相繼建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世貿組織的前身) 等一系列全球經濟機構,從而使全球化得以突飛猛進的發展,世界許多國家也隨之經歷了迄今為止最高速度的經濟增長。

  這段歷史昭示人們,在我們這個人際交往日益密切的星球上,加強多邊主體建設,遏制國際事務中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沖動,用有序替代無序,是完全必要的、可行的。不僅可行,而且早已邁開了成功步伐。其原因在于,它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人類走向美好未來的唯一選擇。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國際貿易和投資低迷,逆全球化浪潮奔涌。但全球化并未因此出現重大反轉。根據2016年11月發布的《DHL全球連通性指數》報告:“以跨境貿易、資本、信息和人員流量來衡量,全球聯通性在2014年超過了在2007年所達到的危機前峰值。2015年,全球化在危機后放慢了擴張速度,但數據顯示它并未出現反轉。目前可用證據顯示,2015年的世界連通性比2005 年提高了8%。”①

  另外,從衡量全球化的最客觀最重要的經濟指標——世界出口額占GDP的比重來說,全球化仍在不可阻擋地推進。到目前為止的全球化曾有三個高潮期。第一個高潮期 (1870—1913 年) 的高峰年,即 1913年,上述比重為8.7%;第二個高潮期 (1950—1990年) 的高峰年,即1990年,這個比重為15.5%;第三個高潮期 (1990—2008年) 的高峰年,即2008年,這個比重為25.6%。從那以后,這個比例因國際金融危機和美國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影響雖然有所下降,但從2015—2018年仍保持在23%左右的高水平上。

  這一現實告知人們,運輸成本急劇下降的不可逆性和物流與采購方面的技術突破,支撐全球價值鏈在過去20多年中獲得爆發式增長。這就使當代全球化作為多邊主體共同推動和利益共享的聯通體,比囿于一國視角或個別集團利益驅使的行動更加強大有力,以至不可抗拒。這意味著加強多邊主體建設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因而是完全可行的。

  另外,就此次新冠疫情來說,為了阻斷它的繼續擴散和流行,各國不得不采取各項措施,減少或切斷人員包括跨國人員的直接往來。這在短期內確實給全球化造成了一定的,甚至相當大的不良影響。但不能夸大其詞,不能像有些論者那樣,認為這是壓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認為,全球化會從此停擺,不會再來。其實這是危言聳聽。因為此次疫情終將戰勝,它所造成的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只是一時的。也就是說,它作為全球化中的一個小插曲,終將過去,終將會被克服。事實上,國際上已經出現了積極現象。其一,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隨著疫情的緩解,已經在逐漸恢復開放和人員直接往來。其二,在抗疫期間,人員跨國直接往來減少,并沒有減少其間接往來。某些方面的往來和往來中的國際合作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增加了。因為疫情之下,全球命運與共,一損俱損,只有全球合作、共同應對,才能戰而勝之。其三,也是最根本的,全球化所體現的是一種規律性發展趨勢,并非是任何偶然因素所能扭轉的。當然,加強多邊主體建設,肯定其可行性,并不意味著這個建設輕而易舉。毋寧說,它十分艱巨。

  (二)加強多邊主體建設的艱巨性

  加強多邊主體建設的艱巨性來自于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美國為什么要推行“逆全球化”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這與當代全球化發展中的主體格局變化有關。如前所說,在全球化的第一階段,歐美發達國家是全球化的開創者、引領者、推動者,從而也是最大獲益者。后來在全球化的第二階段,出現了社會主義蘇聯和以其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從而使西方利益受到限制。于是冷戰對峙,西方必欲除之而后快。1991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西方如愿以償,以為世界又將回到西方一統天下的時代,于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受到熱捧。然而當美國霸權獨大之際,它被勝利沖昏頭腦,以至肆無忌憚地挑起了多場戰爭,從而使其國力大為削弱;另外,也因其盲目樂觀,麻痹大意,放松管制,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僅殃及世界,而且也使美國自己受到重創??僧敶酥畷r,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卻在群體性崛起,且在全球的影響力、吸引力空前增強。于是,世界經濟的重心和活力正在不可阻擋地由西向東轉移。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國家特別是作為其領頭羊的美國陷入了戰略恐懼。于是它祭起了“逆全球化”的旗幟,要扭轉當今全球化的發展方向,要阻滯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發展勢頭。

  我國有學者列舉許多數據批判美國一些人所宣揚的“全球化使美國受害論”。應該說,這一批判是正確的,因為這個命題確實是一個虛假命題。然而,應當指出的是,這一批判并沒有完全抓住要害。因為對美國來說,其要害不僅在于它在全球化中在具體的數量上贏得多少的問題 (誠然,美國希望成為最大的贏家,以致實現贏者通吃),而且主要還在于西方作為全球化的主場,美國作為全球化的主帥所面臨的主場易位、主帥換人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命運攸關的問題,美國基于其霸權本性,特別是作為其支撐的、至今仍保有的相對優勢而言,它心有不甘,因而仍會不遺余力甚至不擇手段去維持其全球霸權??紤]到美國在現今國際秩序中獨一無二的地位,因而華盛頓對單邊主義、霸凌行徑的瘋魔般執著,也就特別危險。現在美國已成為當今世界“逆全球化”的亂源,成為全球化的巨大挑戰和最大不確定性所在。于是,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立場也就成為多邊主體建設所面臨的真正艱巨所在。

  美國把矛頭指向中國,然而中國并無意挑戰美國,也不想取代美國。中國只想與美國和世界其他各國優勢互補,從而作為多邊主體攜手打造一個公平世界。美國自己的命運如何并不取決于中國,只取決于美國自身。正如美眾議院前議長金里奇的新書所認為的,“美國的一些最大失敗和弱點不能歸咎于中國”。①可以斷言,如果美國不敢正視其內在問題,不進行自我改革,而想靠遏制、打壓中國來達到目的,那么其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然而到目前為止,美國當權者尚無此種理性自覺,而是以己度人,認為中國強而必霸。因而它對中國和平發展的宣示并不信任,而是充滿敵意。面對這種情勢,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繼續深化改革,做好自己的事;二是與世界各國一道,創造條件,加強多邊主體建設,為不斷推進全球化而努力奮斗。

  (三)加強多邊主體建設的條件創造

  加強多邊主體建設的條件創造,包括增進全球共識、健全主體結構、促進規則平等、擴大共同利益、共擔主體責任等五個方面。

  1.增進全球共識。多邊主體首先意味著有其共同理念支撐或思想武裝。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行動受觀念制約。只有志同才能道合,從而才能真正成為多邊主體。不然,只會同床異夢,各行其是。所謂增進全球共識,集中到一點,就是要形成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所以如是,一是自然原因,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二是社會原因,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即當代人類已處在全球性、緊密性聯系的全球社會之中。因而,盡管世界各國間存在著差異性、多樣性,但它們已具有了共同處境、共同身份(“地球村”的“世界公民”)、共同命運 (命運相連,休戚與共)。從這個意義上說,增進全球共識也就是對上述諸方面加以認知、認同。為此,就要超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片面對立,追求人類的共同價值。即習近平同志所概括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②等的價值。為了增進全球共識,各國之間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進了解、求同存異,或聚同化異,從而形成最大價值公約數。誠然,要做到這一點是有前提的。其前提之一,就是要健全多邊平等的主體結構,或簡曰健全主體結構。

  2.健全主體結構。這里是說,多邊主體建設不僅是一個全球共識增進的問題,而且主要還是一個全球化主體結構健全的問題。這里的健全意味著,要使世界各國作為主體共同掌握世界命運、共同書寫國際規則、共同治理全球事務、共同分享發展成果。換句話說,要求一國增進多邊主體意識。其前提是,它必須是全球化的主體。眾所周知,由于歷史的原因,在全球化的早期階段,西方發達國家曾獨占其主體地位。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西方壟斷的主體結構,新興國家必須積極參與全球化,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使自己上升成為主體?,F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隨著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集團,和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和機制的興起,表明新興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快速提升。但到目前為止,東方尚沒有達到與西方平等主體的地位,因而東方國家仍需繼續努力。這里的平等主要是指規則的平等。因而多邊主體建設又進而表現為多邊參與的平等規則的形成。

  3.促進規則平等。規則平等的核心是:其一,非歧視性。這意味著對所有可能參與主體持開放政策,同時對所有參與主體一律平等、一視同仁。即實現同等權利和同等義務的統一。其二,可預測性。即規則一旦確定,保持其基本穩定。如需改變,也須按大家認可的程序來進行調整。其三,透明性。即規則是參與各方共同制定或共同認可的,是明文規定了的,是公開的。

  規則意味秩序,無規必然紊亂。具體來說:第一,在全球化遭遇逆風,現行國際規則遭到一些國家侵犯的困難局面下,對現有以聯合國、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為代表的國際多邊機構,應予以充分尊重和維護。第二,要按照規則平等的要求對現有多邊機制進行改革。在這個問題上,廣大新興國家應加強協調,聯合發聲,提出規則改進的主張,并在其中更多地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第三,除了要改革完善原有機制外,還要適應時代變化,創造新的機制。比如,要建立反恐的全球協作機制,以防止151恐怖主義利用一些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雙重標準為非作歹。又比如,要建立對大型跨國公司的全球監管體系??梢哉f,在這一方面至今還是空白。一些大型跨國公司既通過排擠該行業的中小企業,借以獲取巨額壟斷利潤,又利用各國稅制不一,實現國際逃稅,加劇了世界不平等。平等規則或機制的確立,說到底是為了增進共同利益,實現合作共贏。從這個意義上說,多邊主體建設,也就是共同利益主體建設。

  4.擴大共同利益。對各國人民來說,作為利益主體,其基本需要是相同的。歸納起來有兩點:一是活下去;二是過得好。從共同利益維度說,要活下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共同活下去。為此,就要堅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安全的最大威脅是戰爭。因此,維護和平也就成為世界人民的一大共同利益。另外,要過得好,不是你壞我好而是大家共同過得好。為此,就要堅持合作發展、共贏發展。因而,促進合作共贏發展也就成為世界人民的又一大共同利益??傮w來說,擴大共同利益,就是要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說到利益,傳統的信條是爭斗,而且是你死我活、你輸我贏、有我的沒你的爭斗。以至父子可以反目,朋友可以成仇,何況國家之間。因而西人有言,在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其實,利益爭斗并非天然合理更非天生必然。人們完全可以擁有另一種更為妥當、更具建設性的選擇,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成人成己”。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①在國際關系中,給別國以更大的生存空間,同時也就擴大了本國的生存空間,這對雙方都是好事。處理國際關系的大道、正道就是追求共同利益實現合作共贏。為此,就要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明互鑒、互聯互通的利益共同體,給參與方帶來實實在在的福利和獲得感。誠然,在增進共同利益的過程中,還要正確處理利益與責任的關系,要共擔主體責任。

  5.共擔主體責任。享受利益與承擔責任是密切聯系的。因為共同利益不是上天的恩賜,而是利益攸關方共擔責任,協力創造出來的。只講利益不講責任,難以為繼;只講責任不講利益,也不可持續。因此,為了增進共同利益,各利益主體必然同時是責任主體。在享受利益的時候,要承擔適配對應的責任。當然,這里的對應是相對的。因為在國際關系中,承擔責任不僅取決于意愿更取決于能力,因為不同國家所處的現代化發展階段不同。與此相聯系,承擔國際責任的能力有強有弱。因而必須堅持各國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即能力強的國家可以多承擔一些,能力弱的國家不妨少承擔一些,從而以利其發展壯大。等其日后能力提高以后,再相應多承擔一些責任。在當今世界,隨著越來越多的不可預測、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的出現,越需要有胸懷廣大、堅如磐石的責任擔當。中國應有這樣的擔當。可以說,中國是當代不確定世界的“穩定之錨”。只要中國挺住了,不管有多少驚濤駭浪,人類一定會迎來更加美好的未來。

  總之,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世界各國要把握多邊主義立場與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立場這一當代主要矛盾,通過加強全球化的多邊主體建設,排除“逆全球化”的干擾。而這是一個具有可行性、艱巨性,通過條件創造完全能夠實現的偉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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