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寫作的零度與意識形態觀

巴特對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否定首先來自于對“寫作的零度”狀態真實性的肯定。所謂“零度的寫作”不能摻雜任何意識形態效應。為了撇清意識形態寫作的混亂干擾，巴特采用了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以來就一直在西方哲學中長盛不衰的經典范疇——“形式”與“內容”。在文學中，“形式”是指“文學性話語”的“構成機制”，“內容”是價值和意義與時代文化和社會背景演變之間的參照。“形式”關乎于能指，而“內容”則關乎于所指。在巴特看來，“形式”與“內容”相分裂后以“形式”也就是“能指”為中心的寫作是現代性的寫作方式，而“形式”與“內容”相結合的寫作才是純正的原汁原味的古典的寫作方式。古典語言是以字詞及其關系為主導線索的，也就是說，字詞不能離開與其他字詞的關系而獨立存在，它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條件下尚且還不具備獨立的能指功能。單個字詞的形式不會沉入一種內在現實，盡管這種內在現實是與該字詞的外形現實具有某種程度的同質性，而是在單個字詞的形式剛一發出后即延伸向其他字詞，從而形成一個“表層的意圖鏈”。這種字詞與字詞之間的相互發散與延伸就構成了字詞之間的關系。正是這種關系才使得意義成為可理解的事物。但是在現代詩歌中，情況就不一樣了。現代詩歌完全是以“形式”為居中性的。單個字詞的形式是具有豪門性質的“家宅”，單個字詞形式就是一個具有獨立存活能力的個體，并具有突然啟示某種真理的能力。正如巴爾扎克和福樓拜的寫作比較一樣，前者是古典寫作的典型，而后者是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進行辯護的寫作能手——純粹的資產階級的寫作方式。“資產階級的寫作”首先是工具性的，其次是修飾性的。“福樓拜……根據一種勞動價值觀的出現，明確地使文學成為對象，使形式成為一種‘制作’的項目……（應當說，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現為景象，被強加于讀者）”。［1］5

現代寫作使得作為內容的所指被作為形式的能指所統攝，目的是將一種觀念強行施加于讀者的目光，思想在這種虛無的歡快中上升，超越了整個逐漸凝固的狀態。文學作為對象，首先是作為目光的對象，然后是作為勞動的對象，最后是作為被“謀殺”的對象。所以現代性的寫作不再是作者自主性的創造活動，而是能指的宣告為王的加冕過程：能指-所指-景象-讀者，這個鏈條表明了正是這種外界的制約性與主體選擇的自由性之間的張力使得主體的自由選擇成為無根據之物。因而出于保護合理選擇的目的，人們應該擺脫掉各自意識形態的偏見，使真實的話語得以呈現。這樣，巴特把擺脫意識形態偏見當作一種倫理性的選擇標準。他認為寫作就應該是無色的、不偏不倚的、零度的，任何作者的所謂道德觀念都是被外界因素所干擾過的，寫作需要擺脫社會價值判斷，這樣才能維持認識論與實踐論的統一性。

羅蘭•巴特從虛構切入，發掘虛構中的真實狀況，同時考察小說和歷史所共同具有的文本的結構和功能，把結構和功能作為一種文學話語的形式分析問題，其實就是有關話語的真實性問題。“文學-政治-意識形態”模式在一種間接方法上得以表現，使得話語的真實性在歷史和小說中獲得聚焦點。他比利科更在意的是意識形態如何通過一種似真理的話語結構而得以形塑。巴特將對文本的懷疑主義的運作從文學分析轉移到價值虛無的分析上來，他的這樣一種論點為列斐伏爾的“空間符號-價值載體”研究和鮑德里亞符號社會化批判提供了思想啟發：作為“歡娛”或“歡快”原則的能指不過是一種虛無的“能指”，是沒有目的的目的，是沒有靈魂的靈魂。這樣的表面快樂原則實質上是內心頹廢的深刻寫照，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物欲世界的真實鏡像。巴特將文學寫作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共謀關系首次清晰地擺在了世人面前。

在文學與意識形態批判的結合途中，符號扮演了某種中介或載體的角色，在卡西爾奠基符號學后，巴特將符號學發揚光大，為符號-空間批判（列斐伏爾）和符號-時間批判（鮑德里亞）提供前瞻性線索。

而“風格”是零度的寫作的另一張面孔。或者這樣表述會更加明確一些：零度的寫作必須排除歷史的干擾，并且它具有個性與共性的雙重方面。零度的個性方面是風格，它是語言與其軀體內對應物之間的絕對自由的聯系，是垂直性的必然式作用；語言結構是零度的共性方面，它是作者行為的場所，是一種無選擇余地的反射，是一種可能性的確定與期待，是具有歷時性的積淀，是水平性的否定式作用。風格與作家的性情相關，而語言結構則相反。它們看似對立，但都為零度的寫作服務。在語言結構中，作者發現了歷史積淀的熟悉性，而在風格中，作者發現了本人積淀的熟悉性。它們為零度的寫作的服務體現在：“語言結構的水平性與風格的垂直性共同構成了作家的一種天性，因為他并不偏選任何一方”，“其中耗費的能量只表現在運用程序方面”［1］10。雖然風格與語言結構可以被例舉和被轉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識別和被選擇。而一旦涉及到后兩項，寫作就必然會具有相應的溫度。

在巴特看來，“風格”是孤獨的，它不是藝術，風格不能成為把作家和社會聯系在一起的那種契約。歷史對寫作立場的困擾體現于一些喜歡藝術的安全性甚于風格的孤獨性的作家身上。而能夠在歷史中拯救“新穎性”的也正是風格，它是一種權威，是作者語言和其軀體內對應物間的“絕對自由”。風格既在歷史傳統之中，也在歷史傳統之外。寫作把作者帶入了歷史的境遇之中。而寫作的零度狀態并不是普遍性的，只有言語才可能是普遍性的。巴特在索緒爾將言語和語言二分的基礎上繼續創新變革。索緒爾認為所有的語言學都是符號學的：“我們保留‘符號’這個詞來指稱這個整體，把‘概念’和‘音響形象’分別用‘所指’和‘能指’代替”［2］149，而此觀點明顯是被巴特繼承的，但是巴特卻對索緒爾的“語言就是言語活動減去言語”［2］177觀點進行了反撥。在索緒爾看來，語言是一種符號現象，巴特承認了語言的社會性的內在特征，但是他認為符號學本就隸屬于廣義的語言學系統，因為倘若沒有各種形式的語言，符號也無法借以表述和傳播自己。所以，符號學領域不能被隨意擴大到語言學中，否則就會引起嚴重問題：“把語言結構和言語這對概念在符號學領域加以擴大運用并非沒有引起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已顯然嚴重到這樣的程度，以致語言學模式不再適用而應加以改變了。”［3］18而巴特將其“寫作”置于零度的設問中心，這樣就不能避免言語與寫作的關系問題，通過對它們的關系的研究，從而更好的讓人們認清寫作的真實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