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進入新世紀之后，西方敘事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無論是在敘事理論建構還是在敘事批評實踐方面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鑒于此，德國敘事學研究領軍人物莫妮卡•弗魯德尼克頗感欣慰地說:“在21世紀之初，敘事學非但沒有衰落，反而發展得很好、很繁榮”(Fludernik，2009:12)。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我們該如何推動敘事學的持續發展?對此，戴維•赫爾曼指出兩條路徑:“首先是重新思考敘事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其次是開辟新的不斷出現的研究領域”(尚必武，2009a:103)。論及第二個路徑(即，敘事學研究的新領域)，赫爾曼特別提到了“非自然敘事”(unnat-uralnarrative)，并把它看作是后經典敘事學的一項主要研究內容(尚必武，2009a:104)。在《后經典敘事學:方法與分析》(2010)一書的“導言”中，主編揚•阿爾貝、弗魯德尼克同樣把非自然敘事看作是后經典敘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Alber＆Fludernik，2010:14)。在非自然敘事學研究的四位主將———阿爾貝等人看來，“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成了敘事理論中最激動人心的一個新范式”(Alberetal．，2010:113)。但是對于國內學者而言，“非自然敘事學”依然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話題。什么是非自然敘事?怎么研究非自然敘事?如何建構和發展非自然敘事學?非自然敘事學與經典敘事學以及后經典敘事學的其他分支(如修辭敘事學、認知敘事學、女性主義敘事學等)之間有何區別與聯系?本文試圖從四個層面來探討上述問題。

2．超越摹仿敘事

布賴恩•理查森把西方敘事學界以“自然敘事”為原型來界定敘事、研究敘事的原因歸結為“模仿思維”。他說:“在批評理論史上，好幾個世紀以來，模仿思維都占據了主導地位”(Richardson，2002:58)。理查森的此番論斷可謂一語中的。眾所周知，模仿論是西方最早的文藝理論，其核心論點可歸納為藝術是對某種外在東西的模仿。例如，赫拉克利特認為藝術是對自然的模仿;柏拉圖認為藝術是對理念世界的模仿;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是對現實世界“行動”的模仿。但事實上，“敘事充滿了非自然的元素。很多敘事違背、炫耀、嘲弄、戲耍這些關于敘事的核心假設。更具體地說，這些敘事有可能徹底解構擬人化的敘述者、傳統的人類特征、以及與他們相聯系的心理或有可能超越真實世界關于時空的概念，把我們帶到概念可能性的最遙遠之境”(Alberetal．，2010:114)。也就是說，盡管敘事是以“自然敘事”為原型，但敘事同樣存在“非自然”的元素。

在阿爾貝看來，非自然敘事是指任何在物理上不可能的場景與事件，即對于控制物理世界的已知法則來說是不可能的場景、事件，以及在邏輯上不可能的場景與事件(Alber，2009:80);或是指那些超越自然敘事的規約(自然的口頭故事講述形式)或違背傳統現實主義參數的“反摹仿文本”(Al-ber，2009:115)。“摹仿性”是區分自然敘事與非自然敘事的主要特征。自然敘事在本質上是“模仿的”，而非自然敘事在本質上則是“反模仿的”。有鑒于此，阿爾貝和弗魯德尼克把非自然敘事解釋為“反模仿敘事”(anti-mimeticnarratives)，它們“通過再現真實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場景和事件，來挑戰和超越真實世界對身份、時間和空間的理解”(Alber＆Fludernik，2010:14)。

理查森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也一直存在兩種主要文學傳統:一種是模仿，另一種是非模仿。一種更加關注再現的對象，而另一種則更加關注創作的行為”(Richardson，2002:58)。前者是傳統敘事理論或經典敘事學所關注的主要內容，而后者是非自然敘事學所著力考察的對象。令非自然敘事學家們感到頗為不滿的是，“很多關于‘敘事’的定義都帶有明顯的模仿偏見，把普通的現實主義文本或‘自然’敘事看作是敘事的原型表征”(Alberetal．，2010:114)。即便是極具權威的《敘事學詞典》也未能免俗。該詞典把敘事界定為“一個或多個虛構或真實事件(作為產品、過程、對象和行動、結構與結構化)的再現，這些事件由一個、兩個(明顯的)敘述者向一個、兩個或多個(明顯的)受述者來傳達”(Prince，2003:58)。可見，非自然敘事以及敘事中的非自然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被經典敘事學家忽略了。

實質上，“非自然敘事無處不在”(Alberetal．，2010:131)。在理查森看來，反模仿敘事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的阿里斯托芬、古羅馬的佩特羅尼烏斯。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反模仿敘事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不過，反模仿敘事表現最為突出的則是后現代主義小說。理查森指出:“對后現代主義敘事的細致分析將會給分析整個范圍內的反模仿小說提供工具，這些小說在很大程度上被經典敘事學忽略了”(Richardson，2010:25)。可以說，忽略非自然敘事是敘事學研究的一大缺失。理查森認為，建構“非自然敘事學”具有五個方面的意義:(1)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發展更為全面的敘事理論，而不是僅限于模仿敘事的理論。(2)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對當代最令人激動的文學(先鋒派文學、現代主義晚期的文學、賽博朋克文學以及后現代文學)做出理論評價。(3)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對敘事虛構作品的區別性本質(尤其是其虛構性)的理解和賞析。(4)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可以給分析超文本小說提供一系列術語概念。(5)對非自然敘事的研究有助于在現代實驗派的文學與其他類別的藝術(尤其是繪畫)之間建立聯系(Richardson，2010:25)。

在筆者看來，除了理查森所指出的五點意義之外，研究非自然敘事至少還有其他兩個方面的效用:第一，非自然敘事學可以開辟敘事研究的新領域，進一步拓展敘事學研究的空間。在后經典語境下，敘事無處不在，這其中當然包括非自然敘事。非自然敘事理應被納入敘事學研究的范疇。第二，非自然敘事學可以應對來自不同敘事的挑戰，彌補經典敘事學的缺失。非自然敘事在很多方面挑戰了經典敘事學的理論框架和闡釋模式，作為詩學性質的敘事理論必須對此做出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