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歐美一批前沿學者的專著，如法國學者米歇爾•法布爾的《問題世界的教育》、克洛德•雅沃的《后現代性的悖論》、皮埃爾•瑪麗的《信仰、愿望和行動》、比利時哲學家米歇爾•梅耶的《論問題學》、艾蒂安•巴利巴爾的《主體公民與哲學人類學隨筆》、英美學者戴維•劉易斯的《論世界的多元多重性》等，尤其是法國新索邦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榮譽會長讓•貝西埃的《當代小說或世界的問題性》，積淀了一種當代性觀念。這是一種新的思想潮流。筆者從中看到了這些思想和這些學者們對現代性危機因素的消解。

從思想方面對當代性的集中總結大約自2008年，即西方出現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年份開始。

當代性在文學創作中的第一個反映，或者說，當代性思想的第一個特征是，以超個體性的人類學視野(人學視野)或人類學制作(人學制作)，代替了從現實主義到后現代主義傳統小說里個性的人類學視野和人類學制作。

學術界常有人談論文學創作的人類學轉向，這個說法是模糊的。其實，自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開始，小說創作就一直是以人學視野和人學制作為核心，但當代以前的小說創作是以個性的人學視野和人學制作為主線的。例如，現實主義把小說視同人生的敘事，它的人物是源自生活，高于生活的個性化的英雄人物;現代主義把小說視同為主體的問題性，現代派小說的人物是主觀化的個性化的問題人物;新小說希望另辟蹊徑，它的人物在物質主義的表象下仍然是個性人物;后現代主義把小說視同對超級個人主義的展現，后現代小說里總有一個超級個性人物在反思，通過反思顛覆他之前的所有價值。當代小說的超個體性的人類學視野和人類學制作特別從人種學小說、后殖民小說和非西方小說中獲得了自己的源泉。它是對19世紀以來西方小說之人類學制作的種種限制的回答。它與現代、現代主義、新小說、后現代小說形成了三重對比，即原型處理的對比，意外性處理的對比，獨特性和范式性處理的對比。這三重對比徹底更新了人類學的展示，也導致了差異的展示。

當代小說拆解了個性的人類學制作，不與個性之人類學制作的認識論蘊涵和解讀約束相混淆。它所提供的人物不再是現實主義小說的英雄人物(但保留著英雄幻想)，也不再是現代派小說的問題人物，而是普通人、一般人、任何人。當代小說的反思也與后現代小說的反思不同，它不再是一個被隔離的超級主體個人的活動，而是許多個性和一個社會的反思;反思也不再僅僅是顛覆傳統價值，而是給出許多可能性。當代小說還放棄了把小說等同于文學和語言的觀念，這是現代、現代主義、后現代小說真正的決定因素，是把小說建構為某種原型的主要手段，個性的人類學制作最終與這種原型相關聯并臣服于這種原型。所謂超個體性，就是說，我們從當代小說的人物身上，除了看到這個人物自身以外，一定還能看到他者、他性，一定還能看到集體性，看到本民族的文化，看到其他民族的文化，除了看到現在性以外，還能看到過去，看到未來。現代、現代主義、后現代小說那種追求鮮明個性、反思個性之問題性、展現超級個人主義的形象被當代小說之超個體性的融會眾多個人、眾多文化、眾多時間和空間的集大成性所取代。從這個意義上說，超個體性是對個人主義的顛覆和消解。

自古羅馬時代起，個人主義就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之一。西方現代性所張揚的個人主義的淵源是多重的，如古羅馬的私法和雕塑藝術、笛卡爾與上帝創世說和柏拉圖先驗形而上學思想傳統決裂時對個人重要性的過度張揚、加爾文新教改革在民間的廣泛影響、洛克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法國1789年的資產階級大革命及《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影響等。個人主義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個西方人絕對要掌握自己的一切，他不會讓一個政黨、讓自己的上司、讓國家領導人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決定與自己相關的任何事，他一定要行使自己的決定權。馬克思主義創始者所憧憬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在東歐和一些東方國家得以實現，卻未能在馬克思主義的故鄉西歐實現，除了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發揮自己的能量以外，個人主義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于是，西歐的社會主義沒有按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設計發展，而是由于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持續不斷的斗爭，在資本主義的麾下容納了許多社會主義的因素。爭取個人自由和民主權利是正確的。然而，過度甚至極端的個人主義和極端膨脹的個人欲望也是導致現代性危機的因素之一。加爾文的天職觀與“預定論”捆綁在一起。所謂“天職觀”是說，在世俗工作中的加倍努力是一種天職，是對上帝圣選的最好報答。所謂“預定論”是說，一個人的靈魂的得救是上帝預先確定的，圣禮、懺悔等一切宗教儀式都不是獲得拯救的途徑。因此，加爾文的新教輕視宗教儀式。因為每個教民都擔心自己成為上帝的棄民，都努力以世俗職業上的成就來確定上帝對自己的恩寵。于是，在自由市場的語境下，加爾文的天職觀和“預定論”就使教民們完全放下了傳統宗教倫理的包袱，肆無忌憚地掙錢和謀取個人利益，把個人主義引向某種極端。

當代小說的第二個特征是，在小說情節和總體結構方面，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二重性代替了傳統小說中獨特性和范式性之二重性的優越地位。西方小說理論基本上是用獨特性和范式性的二重性來闡釋個案與類型的二元性的，這從喬治•盧卡奇到托馬•帕韋爾的著述中可以讀出①;米哈伊爾•巴赫金亦未能擺脫這種見識②。在上述二重性中，個體性與典型性、典范與規則、個性與普遍性的關系顯然應該予以建構。但這種二重性中經常出現兩種空虛感，即獨特性中缺乏普遍性和規律性，而普遍性和規律性缺乏演示。西方批評界在談論小說時，特別是談論現代、現代主義、后現代小說時，論述了缺乏普遍性的這種獨特性和缺乏演示的這種普遍性。當代性的小說觀認為:小說其實是偶然性、任意性的體裁。現實充滿著偶然性和任意性。偶然性并不排除必然性;它甚至預設了必然性，即必然存在著意外性。Fortuit這個詞本身即具有意外性和必然性兩種含義。按照偶然性和必然性組織的任何展現都是可接受的，因為在任何情況下，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是可觀察到的，當它們可觀察時，就成為人們行為的某種實用性問題。按照偶然性和必然性安排的任何展現都是行動的問題本身，小說依據這個問題形成自己的媒介特色。這樣，當代小說就以自己的敘事來演示偶然性和必然性這種雙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