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期限結構即長短期債務在企業債務融資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形成的結構，是企業債務融資時重要的財務決策之一。該結構有兩種不同的衡量方法，其一是資產負債表法，根據長期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決定；其二是增量法，以債務工具發行的期限判斷。不同的債務期限結構對企業產生不同的影響，如緩解代理沖突，傳遞企業質量信息等。好的債務期限結構不僅使企業獲得足夠資金，保證企業的財務安全，更能優化資本結構，降低清算風險。因此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成為國內外研究的重要領域。早期的債務期限結構研究主要從代理沖突、企業質量、成長機會、企業規模、資產期限等對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入手。在此基礎上形成四大假說，即代理成本假說、信息傳遞假說、期限匹配假說、稅收假說。一直以來國內研究均偏向代理成本假說，其他三者研究較少。近年來，研究方向主要向企業外部制度環境因素轉移。

一、目前理論研究成果

（一）代理成本假說

相對于其他假說，國內外對代理成本假說的研究更為成熟。該假說認為由于兩權分離，企業存在兩種沖突，即大小股東之間的沖突、股東與經理之間的沖突。各人利益總存在不一致，因此小股東必須對控股股東的行為進行約束，股東對經理人必須加以制約。而負債以其還本付息的強制約束和威脅公司破產的可能性而具有公司治理效應。企業可以通過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使代理成本最小化。短期債務能緩解資產替代與投資不足問題。Jensen和Meckling（1976）[1]認為在股東有限責任作用下，股東選擇高風險、高收益投資項目而放棄低風險、低收益項目，這就是資產替代行為。當項目失敗時，股東以其有限責任將成本轉移到債權人身上，從而導致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矛盾。短期負債約束性強，能降低股東對風險的偏好，從而減少資產替代行為。投資不足是Myers(1977)[2]提出來的。當項目盈利時，債權人的收益遠大于股東，因此即使投資項目的凈現值為正，股東仍會拒絕投資。選擇短期債務，確保債務在投資項目結束前到期可避免債權人對新利益的分享，激勵股東投資，解決投資不足問題。此外，短期債務能抑制管理者對自由現金流的隨意決定權以緩解投資過度問題。Jensen(1986)[3]提出當企業擁有足夠現金流時，管理者可能投資一些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以擴大企業規模，即投資過度。

短期債務的償還壓力有利于減小自由現金流收益，若管理者過度投資還會加大企業破產清算可能性，因此能約束管理者的經營。長期債務則能抑制無效擴張。Hart和Moore(1995)[4]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分析認為長期債務的交易成本會減少管理者投資后帶來的預期收益，因此管理者在為擴張而投資前必須先權衡融資成本與投資收益。國外實證文獻中大多以企業內部特征為研究變量。Myers(1977)[2]認為成長機會越多的企業越應使用短期債務以降低代理成本。Stohs和Mauer(1996)[5]與之觀點相反，認為成長機會與債務期限正相關。Barclay和Smith(1995)[6]發現行業的管制會使企業發行更多的長期債務，因為管制已控制了發行長期債務的不良后果，從而降低了代理成本。Guedes和Opler(1996)[7]證實企業規模與債務期限正相關，資產價值與債務期限負相關。就國內而言，由于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程度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完善度與國際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為此，國內學者采用不同模型驗證國外理論在本國適用度的同時，也力圖發現中國背景下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特性。

肖作平（2007）[8]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實證說明成長機會與債務期限負相關，這與Myers(1977)[2]相同，與Stohs和Mauer(1996)[5]相反。而對公司規模的研究支持現有理論。毛洪安、李晶晶（2010）[9]在公司規模、緩解投資不足問題上與前人一致，對成長機會的實證與Stohs和Mauer(1996)[5]一致。同時他們引入“股權集中度”，認為股權分散時，為緩解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代理沖突，企業傾向于選擇短期債券。而股權集中時，反而選擇長期債務。李峰、楊興全（2008）[10]以2001～2006年A股上市公司為對象，實證研究發現債務期限只能在非國有控股公司有相對約束，在國有控股公司卻無法起到抑制過度投資的作用，反而因為充足現金流惡化了過度投資。商業信用和公司債務在兩類公司均無法發揮治理效應。肖坤、劉永澤（2010）[11]以2005～2007年A股上市公司為實證研究對象，給楊興全的結論以部分支持，同時發現負債雖然不能約束公司管理者，但破產清算風險可防止控股股東“掏空”公司，因此對控股股東有極強約束力。

（二）信息傳遞假說

信息傳遞假說是指市場中交易的雙方總存在信息不對稱，容易引發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得信息量少的一方無法信任另一方。因此，信息量少的一方以另一方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為信號進行判斷，決定己方策略（Brick和Ravid1985[12]）。李文群（2005）[13]歸納出：逆向選擇是指交易前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信息不對稱，使得投資者投資給更易造成信貸風險的借款人。融資交易完成后，借款人存在欺騙行為，進行高風險項目或是故意致使貸款不能歸還，即道德風險問題。Flannery(1986)[14]將信號傳遞效應運用于債務市場，認為信息不對稱時，所有債務人以公司價值、項目質量為依據傳遞公司信息以供債權人估價投資。一般而言，證券定價與實際價值有偏差，長期債務被錯誤定價的可能性大于短期債務，因此選擇長期債務的企業傳遞的信息也可能與企業真實價值不相符。優質企業可以承受短期債務帶來的還本付息壓力，從而選擇定價偏離程度小的短期債務融資，以傳遞其高質量的信息。劣質企業無法承擔短期過重的交易成本而選擇長期債務。同時他也提出，信號傳遞是有成本的，信息嚴重不對稱的企業會選擇短期債務，信息輕微不對稱的反而選擇長期債務。Diamond(1991)[15]以信用等級評估企業質量，通過建立模型分析企業質量與債務期限的關系。他認為信用級別越高的企業面臨的清算風險越低，會選擇短期債務，而信用等級低的企業存在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的可能性大，無法獲得長期債務，只有信用級別居中的企業選擇長期債務。12年第1期中旬刊（總第468期）時代金融TimesFinanceNO.01，2012（CumulativetyNO.468）對信息傳遞假說的實證文獻所持態度差異較大。Barclay和Smith(1995)[6]實證發現的確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的企業選擇短期債務的情況，這與Flannery(1986)[14]的結論一致。Stohs和Mauer(1996)[5]實證完全支持Diamond(1991)[15]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