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文學史是傳統(tǒng)性很強的學科，對文字資料的依賴性很大

相比而言，古代文學史是一門傳統(tǒng)性很強的學科。首先，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時間跨度極長，作品數(shù)量極大。作為當代文學專業(yè)學生和教師，雖然實際接觸到的可能只是其中極小一部分，但如從專業(yè)內在要求看，冰山之下的巨大體量有時不得不隨時被挖掘出來，成為研究的對象或重要的證據(jù)。這一點與理工類學科有所不同，如數(shù)學等學科有一個由淺入深，由基礎到應用的過程，只有在學習了基礎性知識以后，才有可能理解高階的知識。而文學史雖分為不同時間段，但其中并沒有明確的難易之分和邏輯上的次序，具體作家、具體時代雖有互相影響的情況，但從認識的角度看，二者不是前因后果的關系。比如，研究明清小說的學者對先秦文學了解較少完全是可能的，某些學生關注較為次要的甚至極不著名的作家也是可能的。任何學習者都可以隨時對某些問題發(fā)生興趣，開始探究。因此，就文學史研究對象而言，該學科關注的潛在對象是所有歷史上的文學作品。其次，就文學史學科發(fā)展來說，對文學的研究和論述從先秦時期就已出現(xiàn)，并一直延續(xù)到當代，從未間斷。這些文學史研究者留下的大量著作成為后人無法繞開的環(huán)節(jié)，如同《文心雕龍》這樣的著作已勾勒出南朝以前的中國文學史，后世的文學史建構基本上以此為依據(jù)一樣，現(xiàn)代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框架也是從歷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提煉延伸而來的，這就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者永遠無法擺脫對前代學者的繼承，在教學過程中或撰寫論文時總要引用參考前人的論述。因此，從先秦至近現(xiàn)代的著名文學批評家或學者的重要論述也成為教師或學生必須要面對的研究學習對象。再次，文學史研究對象如文學現(xiàn)象、作家現(xiàn)象本身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并同紛繁的社會歷史因素發(fā)生關系，所謂知人論世說明研究文學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經歷，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因此，史料是中國古代文學學習、研究的基礎，而中國存在的歷史資料又極為豐富，即使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事先也很難把任何一部史料從閱讀書目中撇開。那么，學生如果對某個文學史問題產生興趣，從較低的要求說，基本的閱讀必須完成，如果要深入了解，則大量的閱讀史料不可避免。

二、古代文學教學過于依賴教材產生較大弊端

古代文學史的傳統(tǒng)性意味著教學工作者和學生必須面對盡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劉勰所說“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當代古代文學史教學中常見的問題是視野非常狹窄，從學的角度說，集中表現(xiàn)在古代文學作品閱讀量太少和對作家作品的藝術理解過于簡單。根據(jù)筆者做過的對所教班級課外閱讀的調查，約有58%的同學除了上過的課文外，并不閱讀作為教材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的其他篇目；約有71%的同學除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以外，從未閱讀任何其他古代文學作品的原著；完整讀完任一古代作家別集或古代總集的只有4%。在討論對作品的理解時，也表現(xiàn)出沒有獨立見解，回答內容程序化的情況。這種情況雖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數(shù)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普遍問題。產生這一狀況的原因部分是圖書借閱制度和古籍閱讀的不便為學生閱讀課外書造成了障礙，從教的角度說，導致這些情況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學教學中，作品閱讀過于依賴作品選，學術觀點過于依賴文學史教材。現(xiàn)在通行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編）和其他文學史教材都有各自的問題。[1]257如《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初版于1962年，受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極大，選擇作品的標準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意識，即反映勞動人民的困苦，揭示統(tǒng)治者的黑暗，表現(xiàn)愛國主義情感，即使選入愛情題材的作品，也強調思想健康的標準，而藝術特色鮮明，藝術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棄。這種做法使得選出來的作品離學生的思想情感較遠，無法觸動他們的心靈，因此也不易被認同喜愛，學生自然也就不愿閱讀。如北宋柳永詞，在當時風靡全國，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原因在于這些詞通俗易懂而大膽生動的語言，在于對男女情愛的真誠表達。這一類作品在柳永的詞里實際上占絕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詞論》里批評他“雖協(xié)音律，而詞語塵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對這些無一采擇，只選了看起來比較“干凈”的愛情詞《雨霖鈴•寒蟬凄切》和作品《望海潮•東南形勝》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寫歡愛的作品如《定風波•自春來慘綠愁紅》《憶帝京•薄衾小枕天氣》《慢卷?•閑窗燭暗》、《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等大量詞作，既符合古代文論家對柳永詞的評述，也能說明柳永詞流行的文學史意義，從現(xiàn)代批評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四庫提要•樂章集》說“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從這個角度說的。如果這些詞在教材中被忽視，柳永詞的真實面貌即所謂“詞語塵下”“淫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學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釋。還有一些文學風格從現(xiàn)在的評價標準來說確有問題，如齊梁艷體詩，藝術上難稱偉大，內容上也無甚可取，但在當時的文壇卻曾風行一時，從文學史角度也不無意義，并且這些作品的某些藝術手法對后世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因此，作品選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學生對文學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選入也可作為問題留給學生做課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則，初唐陳子昂等人的文體革新的意義便無法得到更透徹的說明。

三、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對電子書的應用提出了要求

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原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國恩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單位紛紛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較有影響的如郭預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編的文學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個文學史教材推陳出新的熱潮，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文學現(xiàn)象本身的復雜性質使得人們對文學的理解各有不同，難以明確定其是非，這種狀況在可想見的將來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對古代文學現(xiàn)象產生不同的理解，出現(xiàn)百家爭鳴的局面，不是因為文學史教材編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財力資源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它反映了社會科學的某些內在特征，其實是積極的現(xiàn)象。同時，對文學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個人親身閱讀、感同身受的基礎上，將研究者個人的體會和認識直接傳達給學生，要求他們作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學接受、傳播的規(guī)律。因此，從長期的教學改革目標看，在古代文學領域（也應包括其他文學領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發(fā)展的趨勢。怎樣通過大量閱讀作品，提高閱讀能力；通過作品比較，尋找作品的藝術規(guī)律；通過師生的心靈交流，加深對作品意蘊的理解；通過創(chuàng)作練習，吸收古代文學的營養(yǎng)是古代文學教學最重要的任務，應成為古代文學教學的主要內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則是大量的主動的閱讀。顯然，目前高校教學中依賴一套文學史教材和作品選的做法很難達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總要布置一些課后的閱讀書目，或組織閱讀交流，但受限于圖書館的條件和教學進程，在一個教學內容下，讓教師和所有同學同時擁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學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這種課后閱讀課堂討論的教學效果也難以保證。幸運的是，當代電子科技發(fā)展的代表———電子書及其設備提供了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案。電子書的特點是大容量、可檢索和可復制。理論上，電子書每字占2個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個字，以2G的存儲量估算，則可儲存超過10億字。以《史記》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話文《史記》共62萬余字，大小為1.22M，據(jù)此，2G的空間可儲存約1700部左右《史記》規(guī)模的著作，因此將古代文學課程的基本閱讀量容納進2G甚至1G的空間內完全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