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一百年的探索與發展，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儼然成為一門顯學，并且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民間文學甚至語言學等傳統學科產生了密切的聯系，發生了重要的關系，因而成為了當代中國一門具有前沿性的學科。然而，也有不少學者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現狀與走向表示憂慮:憂慮之一是理論空洞化傾向，憂慮之二是比較文學的泛文化傾向，憂慮之三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路徑。當我們讀到鄒建軍教授的新著《多維視野中的比較文學研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以下簡稱《多維》)時，聯系到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歷史與問題，特別喜出望外。因為作者的努力，似乎正是要消除一些學者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憂慮，也是要回答當今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此著正是集中了作者對于中國比較文學建設的思考，體現了解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的新思維。除著名學者王忠祥教授在本書“序言”中所作的分析與評價之外，我們認為本書還有以下三個鮮明的特點:

首先，問題意識的強烈是本書學術價值最為突出的一個方面。正如聶珍釗教授所說:“古往今來的學者們大都有提問的習慣，對于學術問題的討論一般是提問或立論，因此提問是學術研究和討論的前提。”他認為學術與學問的根本目的就是“研究問題、解釋問題、給出答案、獲取知識和追求真理”(13)。由此可見，問題意識的有無，決定了一個學者能不能做學問和能夠做出多大的學問。本書所有的章節提出的問題，幾乎都是關于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文學流傳得以實現的幾種方式及其動因”、“外國文學的網絡化與文學教育的大眾化”、“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實用性與有效性”、“華茲華斯詩歌的意象形態”、“英國湖畔派詩歌的倫理探索”、“新詩民族性與當代性的二重建構”，如此等等，都是從前的中國學者沒有或者少有討論過的問題。鄒建軍教授所從事的比較文學研究，沒有按照現有的比較文學教材內容來進行，也沒有按照從前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思路來選取，更不是按照西方比較文學理論家所提出的理論對中外作家與作品進行分析，如果那樣的話，本書的價值就非常有限。從表面上看來，作者在各章中所討論的內容，似乎并沒有西方文學理論特別是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那些理論觀點的引用，如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與現象學批評等，其實，在每一部分中所討論的都是新的問題、所表達的都是新的學術發現與理論思考。可以這樣說，《多維》中的每一章都充滿了問題意識，并且都使用了適合于問題本身的特定研究方法。全書將英美新批評學派所提倡的文本細讀法作為一種最基本的方法，將審美批評與文學倫理學批評相結合，因而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得出來的結論也是可信的。在本書作者看來，前人的理論是他們經過自己的研究而得出來的，如果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知識而存在的話，那它本身就沒有多大的價值了;如果說它們有價值的話，那只在于對后來的研究者有所啟發。中國比較文學學者身上存在的最大問題，就在于總是不能脫離西方的理論而不能自創，或者總是言必稱先秦與唐宋而不能自新，所以，本書作者不想在每一章中都來引用前人的理論證明自己觀點的科學性，更不想以自己的努力來證明前人理論觀點的正確性。《多維》中所討論的所有內容都是問題，或者說都是從問題出發而做出的種種新的思考。寫作此書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為了回答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存在的問題，如作者回答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存在的前提是文學間性的問題，論證了中國高校本科比較文學教學“文學史化”的目標。問題意識的強烈與突出，正是本書寫作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基本的特點。

其次，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與新的說法，體現了作者的探索精神。中國現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主要是從西方引進來的，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有關比較文學理論的術語，也許只有“雙向闡發”、“跨文明”、“變異學”、“譯介學”等少數幾個，與此相關從中國古代文論轉化而來的并且可以實際運用與操作的比較文學術語，則少之又少。本書作者從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提出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三種運行模式”說，并具體分為“平行模式”、“上升模式”與“下潛模式”進行論述，本書的基本結構就是依據這種理論創構而分成三編共二十章，形成了一個自足的論述結構。當然，作者所提倡與著重論述的，自然是比較文學的“下潛模式”。作者提出高校本科比較文學教學內容的“文學史化”，雖然有的學者并不認同這種說法，但“文學史化”是有其特定內涵的，那就是要求教師少講空洞而大而化之的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概念術語，而要結合中外文學史上的作家與作品等內容來分析相關的比較文學理論，比如聯系《圣經》在世界各地的流傳來講“流傳學”，聯系魯迅與尼采的關系來講“淵源學”，聯系林紓對西方一百多部小說的翻譯來講“譯介學”等，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就比那種只按照教材上的理論概念講述要到位得多，并且也符合大學生學習比較文學的實際。再比如有關文學倫理學批評的“三維指向”的說法、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獨立品質”與“兼融品格”的說法，從前的學者們都是沒有提出過的。新的學術發現，更多地自然是體現在對具體的中外作家與作品的分析上，比如深入討論的易卜生詩歌寫作“三種向度”的問題、華茲華斯詩歌意象的四種形態問題。所以，本書從頭到尾到處充滿了作者的見識，主體內容都是作者創造性思維的體現。只就書名的“多維視野”與看問題的“多度視域”而論，也是本書作者研究中國比較文學問題新思維的體現。而在本書中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新思考，主要是作者的研究是以發現問題為起點的，并且總是有針對性的進行討論。正如作者自己所說:“三十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雖然碩果累累，但由于其學科性質與研究取向的原因，也引起了種種爭議，其他學科的專家時不時地提出批評，指責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那種大而空的現象，正是這種議論引起了我對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問題的關注”(鄒建軍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