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歷史的文學性追憶,是俄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重要敘事傳統,例如流亡中的著名思想家赫爾岑所寫的鴻篇巨制《往事與隨想》,給讀者留下來的不僅僅是從十二月黨人到1860年代俄國知識分子歷史,更有作為知識分子的作者參與這段歷史的現場感和獨特理解。由此,盧納察爾斯基主編的《文學百科全書》,甚至收錄有“回憶錄文學”條目,稱這種文學是對歷史的追憶性敘述和文學性描寫相融合。不過,后蘇聯對歷史的追憶還是不同于過往的回憶錄,按批評家巴辛斯基《回憶錄———一種復雜而崇高的文體》的說法,是全體俄國人都遇到了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我們無處躲藏”,對歷史的追憶成為棲身之所和理解現在問題的通道。所以,早在1993年著名批評家涅姆澤爾《未曾發生的事件:文學家視野中的悖論性歷史》就敏銳指出,后蘇聯出現了思想觀點各不相同的史學家、作家和政客等共同關注歷史的現象,過去(無論是真實的還是神化的)被證明是一個棱鏡,經由它可以看見不確定的現在和模糊的未來,俄國人尤其感興趣對俄國歷史上轉折點的討論,并帶來兩種不同反應,或者抱怨過去的一切是一錯再誤,或者世故地認為不可能是別的,只能如此。

這種判斷是有根據的,自蘇聯末期就開始重新敘述蘇聯的熱潮:1986年流行艾布拉德澤導演的幻想性歷史題材《悔恨》(反斯大林主題)、1988年出版地下作家鮑里斯•亞姆波里斯基的《莫斯科大街》,以及暢銷多時的謝爾曼•阿拉諾維奇執導的影片《我當斯大林貼身警衛》、《我擔任斯大林的機要秘書》和《人民的大型音樂會》等,促成了激烈否定斯大林和蘇共其他領導人、拒斥蘇聯體制和蘇聯的歷史文學藝術,在蘇俄迅速暢銷起來。并且,閱讀歷史文學不是臨時性現象,不是部分讀者的興趣所為,而是一種社會潮流,是廣泛的公共現象,按彼得堡公共圖書館和馬雅可夫斯基城市圖書館數據,“最近十年來,讀者對閱讀歷史文學遠甚于此前的蘇聯時期讀者”;2001年閱讀調查顯示,對21世紀俄國讀者而言,歷史尤其是關于蘇聯的歷史仍然是流行的讀物,雖然這種趨勢正如期間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那樣———文獻類的影視片日益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群,但俄國讀者卻經歷了對自己歷史的復雜變化。而且,歷史文學藝術的這種廣泛流行之情景,在表面上似乎是延續蘇聯時代對歷史小說熱衷的余熱,也符合重新發現歷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復雜性的敘述,還契合俄國文學和歷史關系本來就很模糊的情形,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和阿克肖諾夫《莫斯科傳奇》等經典作品分別是對俄國不同時期歷史的再敘述,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肖洛霍夫、邦達列夫等則熱衷于把自己時代的現實置入不同時段的歷史語境下理解;但是實際上,后蘇聯的歷史文學潮流和蘇聯時代對歷史題材的文學藝術之熱衷有很大不同,因為蘇共意識形態掩蓋了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公開性就是要尋求歷史真相,這種政治變革行為卻因文學在蘇聯的巨大能量,導致價值觀和審美觀念變化,即揭示歷史性真理,走向重建歷史。換句話說,這種歷史文學潮流并非作家個人的一廂情愿,而是后蘇聯國家得以產生的重要動力、建構的重要方式:后蘇聯誕生于不斷重新解釋歷史,尤其是重建蘇聯歷史的過程中,即1987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全蘇宣傳工作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如是主張———俄蘇歷史和文學不應該有被忘卻的名字和空白點,應該有其真相,開始引發還原俄國原貌的歷史文學;后蘇聯諸多變化,在很多方面是因對歷史尤其是蘇聯歷史的解釋方式和立場有了變動。相應的,反復敘述歷史,尤其是蘇聯歷史,成為后蘇聯文學重要內容;后蘇聯文學變化過程,許多方面就是通過敘述蘇聯的立場或敘述方式的變化所標示的,并隨時間延伸,“蘇聯人”、“蘇聯文化”和“蘇聯文學”等不僅是作為專門的歷史概念,而且成為文學的內容,“蘇聯”之于后蘇聯人不只是歷史,還是一種切膚之痛的記憶。這些情形,成就了這樣的具體文學事實:在后蘇聯的文學產業中,僅次于大眾文學規模的是歷史文學;歷史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類,包括回憶錄、歷史演義、歷史小說等不同文體;后蘇聯的蘇聯歷史文學的作者,不單單是歷史小說家,也可能包括其他經歷蘇聯的人。

二、在歷史文學中,規模最大、經常引起社會關注的話題,是對執掌蘇俄24年(1929-1953)之久的斯大林,以及被涂抹了濃厚的斯大林色彩的這期間并延及到蘇聯末期的蘇俄體制和文化。1920年代末以來的蘇俄,無論歷史如何變革,包括文學藝術在內,斯大林總是揮之不去的形象,甚至是1930年代后期以來的蘇俄文學最熱衷描寫的人物,無論是正面塑造,還是反面諷刺批評,持續的斯大林熱,甚至刺激了西方和東方的文壇。這種情勢,自然刺激了歷史文學中關于否定斯大林題材的文學繁榮。其中,曾親歷這場戰爭創作的兩卷本小說《該詛咒的和該殺的》,是最應該被提及的。第一部《鬼坑》有題辭“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它從第21步兵團的一個士兵視角生動描寫衛國戰爭中的許多瘋狂、恐怖景象,和蘇聯紅軍中不公正的死刑和威嚇;第二部《登陸場》用日記體敘述紅軍解放基輔的一次戰役,指揮混亂、官兵貪生怕死、政工干部虛偽并專橫,尤其是諷刺性描寫斯大林1942年11月7日紅場講話———鼓勵將士英勇抗戰,但鼓勵的對象是他懷疑的人民,并虛假通報戰事進展的消息。

阿斯塔菲耶夫對蘇聯和斯大林的否定性描寫,卻沒有妨礙他兩次獲得俄聯邦國家獎(1996年首次獲得,2003年去世后又被追加一次),這是意味深長的文學社會學事件!遠不只是阿斯塔菲耶夫在后蘇聯如此投身于批判斯大林及其體制的熱潮,并激烈否定蘇聯津津樂道且引以自豪的衛國戰爭,實際上,這是1950年代中后期解凍思潮所開啟的描寫衛國戰爭殘酷性之先河的延續,許多作家先后發生了這種轉變,如著名的猶太族裔蘇聯作家格羅斯曼,曾以《人民是不朽的》和《為了正義的事業》而贏得聲譽,解凍思潮之后,耗時八年創作成功的70萬字巨著《生存與命運》嚴重疑惑這場戰爭的偉大性———以戰壕真實派筆觸披露蘇軍在戰爭中許多令人恐怖的事件,當時沒能發表并殃及作家命運;該作直到1988年才得以出版,這屬于討論蘇聯問題的正常升級;1990年代大量出現這類作品,是自然不過的接續。于是,繼《阿爾巴特街上的孩子們》之后,雷巴科夫發表進一步強烈反斯大林的小說《灰塵與灰燼》。在此敘述中,1939年8月23日,在斯大林—希特勒操縱下簽署的蘇德外長莫洛托夫—里賓特洛普協約,實際上已對蘇聯構成嚴重傷害,是戰爭的一部分,而且這份《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僅是臨時的軍事撤退,還是有意識的選擇;被蘇聯官方打扮成衛國戰爭功勛、地位僅次于斯大林的伏羅希洛夫,實際上是缺乏軍事指揮能力的,他和斯大林等軍事領袖對戰爭進程的延誤,是衛國戰爭變得艱難起來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