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來 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俞吾金教授的《實踐與自由》是以30篇近年來發表的學術論文為基礎形成的，全書包括三個內在聯系的部分：一是“馬克思哲學的理論背景”，二是“馬克思哲學的深度闡釋”，三是“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意義”。該書涉及馬克思哲學與西方哲學史上的諸多具體問題，但在該書表面似乎較為松散的結構后面，實質蘊涵著一以貫之的“深層語法”，那就是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圍繞著“實踐”與“自由”這兩個核心概念，揭示馬克思哲學被掩蔽的現代哲學特質,顯明馬克思哲學在歷史中不斷被遺忘和扭曲的現代哲學精神，從而推動哲學觀念變革，可以說，這構成了該書最為根本的思想關懷和理論旨趣，也是其最有貢獻和價值之處。

一、從現代哲學的視界重新發掘馬克思哲學的理論淵源

馬克思哲學作為“現代哲學”，必然有其作為現代哲學的思想酵素和理論背景。正如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所言，“所有偉大的事物都只能從偉大發端，甚至可以說其開端總是最偉大的。渺小的東西則總是從渺小啟端，如果說這種渺小的開端也有幾分偉大的話，那只在于它使一切都變小了”［1］（P17），從前輩那里所接受的思想和精神恩惠，構成偉大哲學家成為偉大的不可缺少的思想開端。這對于馬克思來說也不例外。就馬克思而言，影響其哲學的思想酵素和理論淵源所達至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馬克思哲學所達到的思想高度，而對于后來馬克思哲學的闡釋者來說，在何種思想水準上領悟馬克思哲學的這種思想酵素和理論背景，也深刻地影響人們對馬克思哲學所可能達到的理解水準和高度。俞吾金教授《實踐與自由》一書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要重新闡釋馬克思哲學的理論背景與思想酵素，揭示對馬克思哲學致思方向和理論精神具有根本性意義的重大思想源頭，從而彰顯馬克思哲學作為“現代哲學”的思想高度和理論性質。

在《實踐與自由》中，俞吾金教授向我們展示了兩條理解馬克思哲學思想酵素和理論淵源的可能視界或理路：第一條將把馬克思哲學拉回到近代哲學的框架中；另一條則將把馬克思哲學領會為現代哲學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者。第一條理路把馬克思哲學的思想酵素和理論淵源概括為一個簡單的公式：馬克思哲學的思想來源＝“合理內核”（黑格爾辯證法）＋“基本內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2］（P1）按照這種觀點，馬克思哲學的思想酵素和思想淵源主要包括兩個因素：一是剝離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而吸收了其“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二是超越了費爾巴哈“非科學”的、“非辯證”的因素而吸收了其“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馬克思首先吸收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終極成果”即黑格爾的辯證法，同時為了克服黑格爾辯證法中的“神秘因素”，他又接受了費爾巴哈這一“中介環節”的“基本內核”，來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改造。通過這種“綜合創造”，馬克思形成了“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并把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推廣到歷史領域，從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很顯然，這是關于馬克思哲學思想來源和理論譜系的最為流行的版本，“經過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不斷修正、提煉和概括，上述神話已經內化為人們心目中的權威式結論，甚至變得神圣不可侵犯了”［2］（P1）。熟知并非真知，這一不斷重復的關于馬克思哲學思想來源的教條式見解既不符合“歷史實情”，更不符合馬克思哲學的“思想實情”。

首先，這個見解不符合“歷史實情”。俞吾金教授在《實踐與自由》一書中以豐富而翔實的文獻為基礎，對此進行了有力的論證。俞教授引用了馬克思自述其思想歷程的著名論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其思想發展作了最為權威的敘述。在馬克思對自己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歷程的回憶中，根本沒有提到費爾巴哈，而是通過對現實斗爭所涉及的物質利益的思索和對法的關系的根源的追溯，開始關注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論述的市民社會問題，由此走上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道路，并因此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學說。［2］（P15）而且，馬克思有專門的明確論述：“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決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里，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3］（P51）這已經十分清楚地向人們說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二者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前者以“社會歷史”為研究對象，后者則滿足于對抽象“自然”的直觀，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過程中，并不存在一個所謂“費爾巴哈的階段”，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并沒有發揮“基本內核”的作用。這一“歷史實情”表明：后人把連馬克思本人都沒承認過的思想酵素和理論淵源強制性地“判給”了馬克思，要求馬克思“無條件”地接受。

更加重要的是這個見解不符合“思想的實情”。俞吾金教授在《實踐與自由》中深入論證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黑格爾的辯證法＋費爾巴哈的辯證法”，這種簡單的加法，既不能克服黑格爾的“思辨唯心主義”，也不能克服費爾巴哈的直觀唯物主義，同時又失卻了黑格爾辯證法和費爾巴哈人本主義重要成果，因而所產生的只能是一種低于其前輩水準的奇怪混合物，而絕不能是馬克思的哲學創造。一方面，以費爾巴哈式的唯物主義根本不足以克服黑格爾辯證法并拯救其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俞吾金教授引用馬克思的論述說明這一點，“抽象的唯靈論是抽象的唯物主義；抽象的唯物主義是物質的抽象的唯靈論”［4］（P355），以費爾巴哈的“物質”和“自然”來顛倒黑格爾的辯證法，不過是試圖以“抽象的唯物主義”取代“抽象的唯靈論”，正如海德格爾所言，“顛倒的柏拉圖主義仍然是柏拉圖主義”。“抽象的唯物主義”與“抽象的唯靈論”表面上截然對立，但實質上殊途同歸，內在相通，二者都是“抽象的柏拉圖主義”，而柏拉圖主義之間是無法相互克服的，它們的簡單相加更不能實現理論范式的創新。很顯然，從此出發，必然無法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理論變革與現代哲學意義。破除馬克思哲學的思想酵素和理論背景問題上的虛假神話，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揭示馬克思哲學思想來源上真正具有現代哲學意義的要素和營養。正如《實踐與自由》的書名一樣，俞吾金教授對此問題的闡釋是圍繞著“實踐”與“自由”這兩個關鍵詞而展開的，也正因為此，康德哲學的重大意義得到充分的彰顯，用作者的表述就是，“康德是通向馬克思的橋梁”。［2］（前言）“實踐”是馬克思哲學的核心范疇，馬克思哲學屬于“實踐哲學”而不是“理論哲學”范式；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推動人的自由與解放，是馬克思哲學的根本性理論旨趣。“實踐”與“自由”這兩個關鍵詞，是馬克思作為現代哲學的奠基者和開創者的重大標志，而這二者，都與康德這位哲學史上劃時代的哲學家有著極為密切、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