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聃 陳敬坤 單位：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

一、羅蒂認識論中的反主體性傾向

后現代主義認為，主體是現代性的一個發明或“杜撰”，這種“杜撰”的主體自發地需要一個客體，由此導致了主客二分。后現代主義者反對主客二分其實主要是反對主體性，對主體性的超越和消解自然也就擺脫了主客二分。一般認為，這種反主體性傾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反對二元論和人類中心主義;反對以認識主體為核心的反映論;反對理性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和普遍主義。這幾個方面在羅蒂的認識論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第一，羅蒂認為，反二元論是現代西方哲學中一種重要的思潮，這種二元論傳統具體表現為“本質和偶然、本體和屬性、表象和實在之間的對立”。然而，如果不消除這種二元論，就無法擺脫真理符合論及其面臨的困境，也無法避免笛卡爾式的懷疑對認識論造成的危害。19世紀以來，一些哲學家認為可以通過語言的澄清來填補這種鴻溝，然而羅蒂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強調語言不是再現客體的工具，而且認知主體不可能通過語言來再現客體。

第二，在羅蒂看來，反映論預設了主體與外在對象的符合以及做出判斷的正確標準，而主體對客體的反映其實體現了主體對外在世界的控制和支配，因而傳統的反映論在本質上預設了真理標準的存在，進而也和權力相聯系，這就為權威和獨斷權力的存在創造了可能。羅蒂反對把知識看成反映外部世界的鏡喻式的知識論哲學，反對傳統的表象主義、基礎主義和反映論，認為主體性哲學必須要被終結。

第三，羅蒂反對理性中心主義，要摧毀傳統的“中心”、“基礎”和“原則”。他認為沒有人能達到永恒的基礎和絕對的真理，不存在凌駕于一切之上的、予人以指導的永恒原則和模式。他要消除“大寫的哲學”，挑戰宏大的柏拉圖式精神氣質，提倡“小寫的哲學”和后哲學文化。

由此可見，羅蒂的認識論中蘊含著后現代主義對主體性的顛覆。他在《哲學和自然之鏡》一書中指出，柏拉圖主義、康德主義與實證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致力于發現各種本質是人具有的一種本質。因此在這些傳統哲學家看來，哲學的根本任務就是張揚人的主體性，在人的鏡式本質中去準確地映現周圍世界。羅蒂認為，“心靈為自然之鏡”的認識模式是完全錯誤的，與認知主體完全分離的客觀現實并不存在，也沒有永恒的本質、普遍的真理或道德法則。

此外，分析哲學也遭到羅蒂的批評。他認為分析哲學是另一種形式的康德哲學，它并沒有展示哲學觀念的根本變革，仍是要為認識提供一個“基礎”。在分析哲學中，心靈與世界之間的再現模式不再是心理的而是語言的，然而這種模式實際上并沒有改變笛卡爾－康德式的哲學氣質，因為它也在致力于將一切知識與文化納入一種永恒和中立的構架之中。分析哲學預設了人的一切認知活動必然遵循某種恒定的理論結構或模式，這就仍然無法脫離“認知主體”、“外部實在”和“表象論”框架，只不過將認識論的分析與綜合方法代之以語言分析方法。

總之，分析哲學并未消除鏡式的反映，它只是通過“檢查、修理和刨光這面鏡子”來提升心靈對外部世界映像的精確度。因此羅蒂認為，如果說分析哲學構成了對笛卡爾－康德式認識論傳統的一種挑戰，那就是一場失敗的革命。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小寫的哲學”與后哲學文化，試圖為處于困境中的傳統哲學開出療救的藥方。

二、“小寫的哲學”與后哲學文化

如果將后現代主義看做一種新的哲學形式，那么它是對宏大的柏拉圖式精神氣質的挑戰，這里不需以任何形而上學的普遍范疇作為前提或基礎。因此，后現代主義并不尋求“真”或“善”的本質、人的本性與普遍真理，語言也并非要表達某種不變的實在。羅蒂認為，后現代哲學的這些觀念蘊含著療救哲學藥方。柏拉圖、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人都是“大寫的”哲學家，他們追問某些規范性的觀念，追問“大寫的”真理、善和理性，以使人們遵循這種普遍的規則，使日常的事變得更為合理。類似于這種追尋普遍性和規范性觀念的哲學可被“大寫”，它可以檢查文化的各構成部分以某種方式認識世界是否正確，并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精確地描述實在。這種“大寫的”哲學、真理、善和理性是彼此聯系的柏拉圖主義概念。實用主義者不主張去實踐“大寫的”哲學，因為它無助于我們去言說“小寫的”真和從事“小寫的”善。“小寫的哲學”實際是一種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解釋學，要與其他意識形態進行平等的解釋學對話。羅蒂進而提出要以一種“后哲學”和“后哲學文化”來取代堅持基礎主義與表象主義的鏡喻哲學。

羅蒂指出，后哲學的出發點在于克服這樣一種傳統信念，即認為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與某種永恒的東西建立聯系，諸如上帝、柏拉圖的“善”的理念、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實證主義的物理實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等。他認為，“傳統的、前實用主義的哲學充滿了德里達所謂的‘出現的形而上學’，即希望發現某種固定不變的、使我們有可能用認識來代替意見的東西。”因此，只有“放棄這樣的希望，連同現象與實在、意見與知識之間的對立”，后哲學以及后哲學的文化才是可能的。羅蒂強調他的“后哲學”是一種“無鏡的哲學”，它代替了鏡喻式的傳統哲學，不再把知識看做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擯棄了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的無謂爭論。在后哲學時期，哲學的思維并未終止，它應該以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解釋學形式存在。在后哲學文化中，哲學不是文化其余部門的基礎并給予它們以指導，而是與其他文化形態和諧共存，彼此促進;哲學不再體系化，而是一種蘇格拉底式的教化哲學。每個人都不會認為自己比別人更“理性”、更“科學”、更“深刻”，沒有一種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作為其他文化的衡量標準和普遍規則。畢竟在“后哲學文化”中，個體是“松散而靈活的，以感覺、情緒和內在化過程為旨歸的，并持有一種‘成為你自己’的態度。”所以人不是通過追求永恒真理，而是通過不斷克服舊我并努力創造一個新的自我來塑造和完善自身。這里沒有普遍性規則可供遵循，也沒有一個“理念世界”中的實在或“形式”讓我們去追求，我們不需假定一個永恒真理的領域，也不存在絕對的關于人性的任何說明和社會道德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