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莉 單位：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一、引言

19世紀中期西方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開始興起，傳統的政治史、政治理論、社會學乃至整個人文科學領域逐漸出現了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那就是：作為長期以來被忽略、甚至被輕視的一個性別———女性的政治權利、政治地位、在歷史上的政治遭遇等等問題，開始成為了學術界和普通人群日益關注的對象，并造就了一個百年不衰的熱門話題。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從本質上而言，性別體現了一種“權力關系”[1]（P10），是一個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政治、歷史、經濟和文化范疇。在不僅要研究婦女在世界中所處的地位、更要“改變”[2]（P15）它的這一宏大目標和歷史責任感的強烈驅使之下，一百多年以來，女性主義、婦女學和社會性別研究一直處于興盛不衰的狀況。由于這一議題的介入，政治領域的概念被擴大了，不僅國家、王朝、階級、民族、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等等內容可以被看作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性別也逐漸成為了政治學、政治史、乃至整個人文科學領域無法回避的一個話題，并對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界和知識界產生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受西方女權主義運動與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中國本土的女性學研究于較晚時期開始出現，并分別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20世紀七八十年代、80年代之后出現了3個研究的高峰[3]，在這其中，受西方早期經驗及其研究成果的影響，相當一部分學者堅持認為傳統中國的婦女長期處于“卑下”、“被動”、“受戕害”的地位[4]（P1-5），發端于五四時期的“父權壓迫模式”成為他們分析這一群體時的主要研究徑路和分析范式。然而，這種基于“政治和意識形態建構”[5]（P4）應運而生的分析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西社會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概念化、格式化了真實的歷史場景的同時，也無助于厘清基本概念，從而推進中國本土女性學的進一步展開。在此，本文將通過分梳中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的特征，來發掘出它們各自為中、西兩種不同的女性主義提供了什么樣的文化資源和特征，并通過對二者的特點進行比較，反思早期西方經驗在運用于中國本土研究時的局限，以期促進中國本土女性學與社會性別研究的進一步展開。

二、“二元對立思維”：西方政治文化傳統下的性別定位

作為西方傳統的典型思維，“二元論”（dualism）和“二元對立思維”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著深遠的影響。例如“理性/感性”、“精神/物質”、“靈魂/肉體”、“公共/私人”、“文化/自然”、“主動/被動”等等。在這種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之下，每一組對立都被分析出一種等級制，并最終歸結為一個基礎性的對立結構———男女對立。換而言之，男女對立隱藏在所有的對立之中，而在這一對立的結構之中，男性一方是積極、主動和有力的，而女性一方則永遠被看作是消極、被動和無力的代表。同時，這些本質屬性對于男女雙方來說都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文化限定，已“歷經政治與經濟改革及革命、學術及技術上的轉變都不受影響。”[6]（P16）正是這個特殊的二元性，構成了西方性別關系定位的思想文化基礎。

在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下，眾多西方政治思想家持續建構起來的關于兩性關系的觀點，“其固有的內在特征就是，通過這個二元對立的一極（女性）來緊密地確認男性，同樣通過另一極（男性）來緊密地確認女性。”[1]（P7）而其具體的做法則是“將男性的政治理論嚴格地認同于理性、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女性則與自然、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關。”[1]（P9）由此，女性在政治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地位、價值被理所當然地邊緣化、低級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政治文化傳統下所形成的對于女性的歧視，可以被恰當地稱為是“二元論性別歧視觀”[7]（P164）。西方政治文化傳統這種固有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以及由此所引發的兩性職責與社會地位的截然兩分，最終導致了西方文化對于女性的歧視。通過將女性與更不理性、更低級的代表著“自然”的私人領域相連，以及與更高級的代表了“文化”的公共領域的截然分開，女性被長期地排除在政治和公共領域之外，變為男性附屬的存在。正是這一點，受到了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強烈批判和不滿。

三、整體性思維：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下的性別定位

自董仲舒之后，傳統中國的性別定位在總體上形成了“男尊女卑”、“陽尊陰卑”的兩性不平等結構[8]（P97-98），但與西方二元對立思維不同，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同時還表現出了一種“整體性”和“關聯性”[7]（P169-170），正是這一點，構成了中國與西方性別格局的不同特征所在。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看來，事物的全體構成一個單一秩序的世界。宇宙或人世的和諧，不在于某個單獨的因素獨自發揮作用，而取決于各種因素之間的協調、融合并共同發揮作用。體現在具體的政治、倫理秩序設計中，則是盡力去保持各種因素之間的平衡和配合，而不是要一方取得絕對的獨占性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個體（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只是整個社會和文化網絡中的一分子，都應當最終服從于一個統一的家族、社會、政治秩序。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這種整體性特征，在客觀上決定了兩性之間的關系，將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合作”與“分工”，而非西方政治文化意義上的絕對化的“對立”與“對抗”。

中國傳統文化整體性思維特征的第一重體現，表現為道家傳統的“陰陽觀念”。在這一學派看來，“陰”與“陽”并不是截然分離的事物兩極，恰恰相反，這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任何一部分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另一方的變化，并在持續的運動過程中被另一方所塑造和影響，從而反作用于另一方，最終影響到宇宙的秩序。陰陽關系的存在和維持，必須建立在二者互融互生的基礎之上才有意義和實現的可能性。宇宙是這二者間的渾然統一體，整個社會體系的和諧也有賴于這二者間的融會貫通。因此，雖然中國傳統也有將女性、男性等同于“陰”、“陽”的做法，并將女性置于較弱的“陰”的位置，但與西方二元對立思維不同的是，建立在“陰陽和諧”觀念基礎上的兩性關系，從最終極的意義上而言是“相互補充、互融互生，而非相互隔離、內外懸絕”。男、女兩性不可能被徹底地分離，女性也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男性生活的公共領域之外。也正是由于二者間的不可分割與相互混融的特征，才使得傳統中國的性別哲理思想不但并非注定了要鼓吹男尊女卑，反倒是注定了會反對“一陽獨大”的單一性別結構。[9]在實際的生活中，女性也不可能被限制在與男性徹底隔離的領域之外。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性思維特征的第二重體現，表現在儒家傳統對于家族的重視。在富有鮮明的集體主義特征的儒家學派看來，家族的穩定和繁榮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基線”[10]（P73）和“最看重的價值”[11]（P135），是優先于個人成就和價值的文化意義與現實目標，有時甚至還具有一種“宗教上的意義”[12]（P24）。個體（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只是家族網絡中的一分子，兩性的共同目標都在于維護這一體系的存在和繁衍，對于單獨的個人和社會而言，某個性別并無絕對的意義。因此，雖然從整體上而言，“男主外女主內”是兩性之間一個普遍性的地位設定和分工限制，但在這樣一個關聯著的范疇里，兩性應當保持一種互相配合、互相補充的關系，而非一方壓迫另一方的激烈對抗關系。換而言之，男女兩性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更多體現為一種差異之別，而非高低之分。這種宇宙觀反映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則具體化為如下一種現實的存在：當家庭內部缺乏一個有能力的男性領導來完成外在的事務時，女性也會被指望主動出來主持局面，并由此獲得了參與公共事務的外在機緣與合法性。正是這種整體性思維，構筑了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很有生命力”[13]的性別文化哲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