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菅偉薇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對于歷史觀，伽達默爾認為“客觀主義的歷史觀是不存在的，一個人不可能擺脫自身時代的限定性而進入另一個時代”，作為創作的主體，作家面對某個歷史時代和歷史對象時，作家的歷史思維也具有自身的歷史性。因此歷史小說的創作都會受到社會歷史等因素的影響。所以，“一旦作家意識到客觀主義的歷史并不存在，感同身受的歷史生活的匱乏便不能摧毀他們進行歷史想象的信心，反倒增強了他們進行歷史敘事的勇氣”，新歷史小說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觀的基礎上開始了他們的新歷史小說創作。

一．解構宏大歷史

在《尋找燈繩》中，蘇童闡釋了自己對于歷史的看法，歷史對于他來說是“一堆紙質的碎片”，因為碎了，他可以“按照他的方式拾起它，縫補疊合，重建世界”。因此，新歷史小說家的歷史敘事最突出的特點是將以往貌似客觀的歷史改寫成主觀形態的歷史，將線性的、完整的歷史改寫成斷裂的、非邏輯的歷史，將集體經驗的歷史改寫成個人經驗形態的歷史。小說《妻妾成群》，作者寫的就是全新的不一樣的歷史。主人公頌蓮雖然上過一年大學，接受過新文化、新思想，但在她父親死后，在她不能繼續學業的情況下，她讓母親把她賣給有錢人家，即使是做個小妾。這樣的敘事創作使讀者感受到所謂的新思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的暗淡無用，社會現實才是更真實的存在。整部作品沒有了以往作品中受壓迫人民勇敢的階級斗爭，而是寫了為了生存，女人折磨女人的悲劇。《紅粉》小說中新中國成立，妓院取締后，昔日的妓女小萼、秋儀拒絕改造，她們并不為新的歷史的到來而感到幸福，在改造的過程中，每天逢三十個麻袋的改造方式并沒有得到她們內心的認可，反而使她們不能承受。經過改造后的小萼積習難改，還是改變不了依靠男人、追求享樂的舊習。因此，“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這種說法在當時是否成為真的完完全全的實現讓我們感到懷疑與憂慮。從上述的兩部作品我們可以看出新歷史小說顯著的特點：第一，宏大歷史敘事被解構，“大歷史”被“小歷史”所取代。第二，高大的英雄人物被小人物所取代。第三，政治舞臺被民間文化所取代，新歷史小說開始向我們展現歷史世俗化、零碎化的一面。

二．重構“人”的歷史

除了歷史觀念表現出與以往歷史題材小說的不同外，新歷史小說還試圖借虛構的歷史背景，傳達出富有哲理意味和人生內涵的形而上的主題，這是因為新歷史小說作家將斷裂狀的、異變的、非理性的、個人的、精神的等等以往被排斥至文學真實的邊緣的因素拉回到了中心位置，作家的想象不再受到過于呆板的“真實性”尺度的框范。因此蘇童提出“老瓶裝新酒”，即以往的小說文本通常是將人物潛藏在政治、歷史、社會變革的線索的后面來表現人的處境，現在是將歷史、政治的線索潛藏在人物的背后。正如蘇童所說：“我的小說當中，人物不是當下的，而在歷史中。但在歷史中，每個人都是順著人性的線索，拼命地從歷史中逃逸。我在這個層面上更多關注人性問題，而歷史在這里只是一個符號。在‘人’敘事中，我們還是可以窺見歷史的影子，當人性無比柔韌地展開時，歷史的面貌就呈現在人們的目前。因為，‘人’的痕跡鋪就歷史，從這個意義倒講過來講，表達‘人’就是表達歷史。”

《米》這部長篇小說是蘇童展現人性的典范之作。一個逃離饑荒的農民通過火車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過火車回歸故里。五十年的異鄉漂泊是這個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歸鄉途中又是整個故事的高潮。蘇童在這部小說中醉心于塑造了某種歷史，某種歸宿，某種結論。在小說剛開始，由于家鄉“楓楊樹故鄉”饑荒，五龍為了生存來到了城市，第一天晚上在碼頭他第一次認識到了城市人的“惡”。隨后他進入米店開始了他的城市生存之旅，但城市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城市的人也會吃不飽，米店老板與兩個女兒之間的冷漠，人與人之間的丑惡關系，都慢慢吞噬著五龍善良的本性。當他飽受他人的冷眼與蔑視后，他開始學會了報復。

他通過占有米店兩姐妹使自己在米店慢慢站穩腳跟，并且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上了幫會老大。五龍的報復心越來越大，甚至到了畸形的程度。最后，五龍拖著潰爛的身體，在滿載米的火車中歸鄉。《米》是將歷史分解為生存、文化和人性內容的一部杰作。我們可以看出新歷史小說在解構宏大歷史后，展現給我們更多的是人性，是人物的生存命運與客觀現實的關系。正如周新民所說：“個人不再是歷史忠實的奴婢，而以自身的生命律動與節奏，同歷史意義及價值相分離，并最終拋棄了歷史參照系，以自在自足的全新姿態，宣告了個人從歷史規范中破殼而出。”

三．游戲歷史

傳統小說的歷史敘事存在的一個前提，是認為歷史存在一種終極真實，歷史的發展有其內在的邏輯聯系，而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認識、把握的，雖然人們在認識和把握的過程中不免受到各自的階級意識、人生觀念、道德偏見等的限制。新歷史小說家的歷史敘事則是對歷史的終極真實和發展規律表示懷疑，他們在創作中有意識地維持甚至虛構歷史的多種可能性。新歷史小說家對虛構的熱情遠遠高于對歷史進行紀實的熱情。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蘇童發揮自己歷史想象的才能，隨意虛構了燮國國王端白的大起大落、峰回路轉的一生。燮國是虛構的，時代也是虛構的，人物似真亦幻，宮廷的爭斗和血肉的相殘卻同那些依靠歷史典籍建構起來的宮廷故事極為相近。在《蘇童訪談錄》中蘇童說道：“我喜歡《我的帝王生涯》，因為在創作它的時候，我的想象力發揮到了一個極致，天馬行空般無所憑依。”蘇童曾說創作《我的帝王生涯》的真正沖動在于創造端白戲劇化的人生給自己一種“推理破案的快感”，端白大起大落的人生正好配合了自己“多余的泛濫成災的想象力”。但在作者充分發揮他想象力的同時，他也以一種隨意的心態進入歷史虛擬的游戲當中，具體的歷史背景沒有了，對歷史的講述完全基于作者的自己的主觀認識。作者以一種“親臨”的敘述語態直接虛化了歷史的真實。到蘇童創作的《武則天》時，雖然寫的是武則天這樣的歷史事實，但講述的完全是假定，細節的徹底虛構，因此作品中產生了“游戲歷史”的效果。當歷史完全成為個人虛構的對象時，歷史不再被是含有深重歷史價值的反思文本，而成為作家虛擬游戲的對象。